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实力的提高不能从单纯增长中得到，而要从科学发展中获得。“增长”突出的是量，“发展”重视的是“质”，是在“质”的基础上量的提高。重质的经济，必须讲求发展方式。即不能是靠拼资源、拼规模、拼价格、拼劳动力，而是要靠科技、效益、智力。
　　历史上，中国由于发展强盛造成的经济实力曾居于世界前列。分析原因，大致可以认为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或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我们祖先创新的技术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领导。比如我们从公元一世纪(约东汉)以来直到清嘉庆年间的1820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多居于世界前列。北宋真宗时代(约公元1000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同期印度朱罗王朝位居世界第一。18世纪初的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印度莫卧尔帝国，而当时的欧洲加在一起只占世界的23.3％。到了清嘉庆年间的182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2.5％，居于世界第一位。但这种强大不久就被工业革命以后科技创新领先的欧洲一举超过。经过世界格局的大调整，到了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1％。
　　我们中华民族创新的历史，几乎与我们民族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有着大致相同的曲线。中国的古人曾是很能够创新的。中国以金属冶炼为基础的工业技术曾长期居世界前列，早在公元前400年的战国时代，中国人就能控制高炉温度，浇铸出高质量的铁器。公元5世纪，中国研发出炼钢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与1864年西门子一马丁的技术相当。宋代(1078年)就已年产11.4万吨的生铁，这相当于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时的生产能力。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也是长期领先于世界。公元前400年，就已发明和使用简单的播种机。公元前200年又研发出多管播种机。这个时期我们的祖先还发明了铁犁以及结构先进的犁片。公元11世纪初，宋真宗赵叵通过从越南南部引进早熟稻种加以创新，水稻生长从原来的150天缩短到100天，15世纪时，又减少到60天。有史学家研究，中国在12世纪时的农业技术水平，欧洲人在20世纪才达到。基于这些发明，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欧洲，直到十七八世纪学习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后，欧洲农业才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至于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更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论》中讲，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力量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
　　我们祖先的这些技术创造，是建立在一种高度发达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打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个思想解放的辉煌时期。诸子百家，自由竞争，社会对各种思想观点兼收并蓄。当时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先后实行变法革新措施，以“求贤令”、“征贤诏”招揽士人，士人为施展抱负而各抒己见，思想界百舸争流，争奇斗艳。不仅产生了儒、道、法、墨等思想大家，还产生了阴阳、纵横、兵、名、杂家等各派，甚至连主张极端利己主义的杨朱都有一席之地。那个时期创造的文明遗产，滋养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热情，它的历史遗存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是流芳千古，甚至从整体来看至今可以说是无可匹敌。这个时期的思想创新以及打造的创新文化基础，为我们漫长的农业时代打造了丰富的思想武器，诱发了—个民族在农业文明时代不断去探索和创造历史奇迹的兴趣。
　　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化创新运动，也是建立在思想解放运动基础之上的。绵延几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以后相继发生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创新运动的思想先导。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新的、开放的精神基础之上的，德国人马科斯·韦伯通过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产生”的结论，也是肯定了思想的先行发展是资本主义创新时代的前提。
　　研究强国和创新、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关系，不仅要认识其中的因果性，把强国建立在创新、建立在解放思想的科学基础之上，同时，还要正确、全面地对待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主要的是构造一种宽容的创造氛围，不仅可以推陈出新，而且也可以存异出新，各种思想能够存在、形成、讨论、比较、更新。因此，解放思想的标志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才是推陈出新。没有新的产生，不是解放思想，但用消灭的办法对待旧的，也不能达到思想解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