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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12-2017年间CSSCI外语语言类期刊上的跨文化交际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此类文章的期刊分布、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外语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已经进入低迷期，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成果不显著。针对这一研究现状，笔者提出了扩展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完善学科制度等措施，为今后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明确发展方向。
一、概述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包括跨种族交際、跨民族交际和同一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之间的交际等。学界一致将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视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在国内，跨文化交际学主要在传播学界和外语界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最早由何道宽1983年介绍给外语界，由于外语学科的性质，跨文化交际学虽然在外语界发展繁荣，但长期以语言交际和教学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全世界人们共同的交际方式之一，它在国际上早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由于在中国外语界的发展较为受限，跨文化交际学从属于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之下，单纯从外语的视角去研究。其单薄的学科制度支撑及研究学者的缺乏和资历良莠不齐，使得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几乎涉猎了人类交际的各个方面，中国的研究主题也从最初的英汉语言对比、跨文化交际与翻译以及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转向多元文化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尤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甚。本研究旨在梳理研究的轨迹，揭示研究的现状，探讨研究的未来走向。
二、研究方法和结果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的2017-2018版2012-2017年的CSSCI外语语言类期刊上的跨文化交际论文为研究对象，并以统计表为辅助手段，结合文献原文，以“跨文化交际”为检索词，分别按发文期刊分布、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统计，最后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做定性分析。学者关世杰将中国跨文化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后属于第三阶段，即高潮和深化期。本研究将研究范围限定在2012-2017年，基于孙淑女1996-2012年的研究数据，进行最近六年的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发文期刊分布
2017-2018版收录的外语类期刊共11种，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搜索结果显示，2012-2017年，这11种期刊共发表论文6 874篇，总发文量与之前相比较是稳定的，但近六年刊登的跨文化交际论文只有26篇，不到刊出论文总数的0.37%，平均每年发文数量3.7篇，总发文量是过去一年的数量，不可思议。而在孙淑女（2014）和彭世勇（2010）以往的统计中，《外语与外语教学》是刊登跨文化交际论文最多的刊物，现在平均每年不到一篇。《外语界》发文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占其发表论文总数的2.83%，平均每年2篇，是11种CSSCI外语类期刊跨文化交际发文最多的期刊。而《外国语》《外语研究》《现代外语》《中国翻译》为0篇。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在外语界的发展进入了低迷期，发文量越来越少。
2.研究主题的构成
本研究结合期刊样本情况，将研究主题进行适当分类。在胡文仲、彭世勇、孙淑女的跨文化交际综述中，外语界的研究主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不只是关注外语教学。近几年，研究也从“鲜有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及培养策略有系统的论述”转向“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近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这种热度无疑是失衡的。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论文已占全部跨文化交际研究论文的65%，这使得外语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主题和范围变得单一。
3.研究方法的运用
学者胡文仲和彭世勇呼吁，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缺少实证研究，大都是“浅谈”或“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例证+结论”这样不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2012-2017年，实证类论文占全部跨文化论文的80.76%，思辨类文章从以前的主导地位缩减成到现在只有一篇，令人吃惊。国际上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更注重实证研究，运用具体的数据和群体研究方法，但跨文化交际学是基于社会科学的，过于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纠偏的一种做法。
三、结论
通过综述2012-2017我国外语界跨文化交际论文，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国内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已遇到瓶颈，且有走向下坡路的趋势，不再是新兴学科而使学术界关注；随着发文量的减少，研究范围变得愈加狭窄；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也从思辨的极端进入实证的极端。为了改变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外语界应该从制度和教育方面支持跨文化交际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外语专业类专业多开设跨文化交际的专业课程，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学者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学习和研究。外语类期刊可以多收录一些跨文化交际的优秀文章，使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有目标和方向。
二是扩展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范围。由于外语教育界的局限性，跨文化交际的主题偏向外语教育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值得肯定的是，近几年的研究不只是宏观地讨论跨文化交际，而是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模型构建到实践模型的构建，为外语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明确了方向。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跨文化交际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议题，“我们应当探讨的不再是少数客体文化的交际者如何去适应主体文化的问题，而是交际者双方如何在共建的第三文化中进行双方的交流，实现相互理解的问题”。同时，人们可以从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出发，研究中国的跨文化问题，例如，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是可以普遍应用于世界民族文化研究的。
三是思辨性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没有哪种方法更优于另一种，只有适合与否，所以人们要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一些思辨性的文章也可以加入实证的方法，增加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宁夏大学）
一、概述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包括跨种族交際、跨民族交际和同一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之间的交际等。学界一致将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视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在国内，跨文化交际学主要在传播学界和外语界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最早由何道宽1983年介绍给外语界，由于外语学科的性质，跨文化交际学虽然在外语界发展繁荣，但长期以语言交际和教学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全世界人们共同的交际方式之一，它在国际上早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由于在中国外语界的发展较为受限，跨文化交际学从属于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之下，单纯从外语的视角去研究。其单薄的学科制度支撑及研究学者的缺乏和资历良莠不齐，使得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几乎涉猎了人类交际的各个方面，中国的研究主题也从最初的英汉语言对比、跨文化交际与翻译以及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转向多元文化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尤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甚。本研究旨在梳理研究的轨迹，揭示研究的现状，探讨研究的未来走向。
二、研究方法和结果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的2017-2018版2012-2017年的CSSCI外语语言类期刊上的跨文化交际论文为研究对象，并以统计表为辅助手段，结合文献原文，以“跨文化交际”为检索词，分别按发文期刊分布、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统计，最后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做定性分析。学者关世杰将中国跨文化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后属于第三阶段，即高潮和深化期。本研究将研究范围限定在2012-2017年，基于孙淑女1996-2012年的研究数据，进行最近六年的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发文期刊分布
2017-2018版收录的外语类期刊共11种，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搜索结果显示，2012-2017年，这11种期刊共发表论文6 874篇，总发文量与之前相比较是稳定的，但近六年刊登的跨文化交际论文只有26篇，不到刊出论文总数的0.37%，平均每年发文数量3.7篇，总发文量是过去一年的数量，不可思议。而在孙淑女（2014）和彭世勇（2010）以往的统计中，《外语与外语教学》是刊登跨文化交际论文最多的刊物，现在平均每年不到一篇。《外语界》发文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占其发表论文总数的2.83%，平均每年2篇，是11种CSSCI外语类期刊跨文化交际发文最多的期刊。而《外国语》《外语研究》《现代外语》《中国翻译》为0篇。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在外语界的发展进入了低迷期，发文量越来越少。
2.研究主题的构成
本研究结合期刊样本情况，将研究主题进行适当分类。在胡文仲、彭世勇、孙淑女的跨文化交际综述中，外语界的研究主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不只是关注外语教学。近几年，研究也从“鲜有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及培养策略有系统的论述”转向“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近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这种热度无疑是失衡的。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论文已占全部跨文化交际研究论文的65%，这使得外语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主题和范围变得单一。
3.研究方法的运用
学者胡文仲和彭世勇呼吁，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缺少实证研究，大都是“浅谈”或“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例证+结论”这样不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2012-2017年，实证类论文占全部跨文化论文的80.76%，思辨类文章从以前的主导地位缩减成到现在只有一篇，令人吃惊。国际上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更注重实证研究，运用具体的数据和群体研究方法，但跨文化交际学是基于社会科学的，过于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纠偏的一种做法。
三、结论
通过综述2012-2017我国外语界跨文化交际论文，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国内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已遇到瓶颈，且有走向下坡路的趋势，不再是新兴学科而使学术界关注；随着发文量的减少，研究范围变得愈加狭窄；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也从思辨的极端进入实证的极端。为了改变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外语界应该从制度和教育方面支持跨文化交际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外语专业类专业多开设跨文化交际的专业课程，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学者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学习和研究。外语类期刊可以多收录一些跨文化交际的优秀文章，使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有目标和方向。
二是扩展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范围。由于外语教育界的局限性，跨文化交际的主题偏向外语教育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值得肯定的是，近几年的研究不只是宏观地讨论跨文化交际，而是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模型构建到实践模型的构建，为外语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明确了方向。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跨文化交际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议题，“我们应当探讨的不再是少数客体文化的交际者如何去适应主体文化的问题，而是交际者双方如何在共建的第三文化中进行双方的交流，实现相互理解的问题”。同时，人们可以从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出发，研究中国的跨文化问题，例如，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是可以普遍应用于世界民族文化研究的。
三是思辨性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没有哪种方法更优于另一种，只有适合与否，所以人们要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一些思辨性的文章也可以加入实证的方法，增加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