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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奖出限入的对外贸易政策以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2005年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这一骄人成绩背后真实的含义却是：外商主导我国出口贸易局面已经形成。2005年其出口规模已占我国出口规模55％，其高科技产品出口更是占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5％!2005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水平依然在全球位居110位，远非经济强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鲜有竞争力，甚至不如韩国，海尔和联想是仅有的两个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品牌。
纵观历史，通过贸易强盛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产品具有竞争力而获得丰厚的利润来实现的。而我国却因为出口产品价格低廉，连续11年成为国外反倾销最大受害国，贸易没能强国的原因不言自明。
一、制定全方位的出口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未能分别根据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将出口商品结构与出口地理方向合理地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出口地区集中。企业为争夺国外客户，不惜同室操戈，采用低价竞争策略，致使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贸易摩擦日益加剧，严重损害了我国对外贸易利益。而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出口地区尚未充分开发利用。如我国蔬菜出口对象主要是美、日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往往都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源地，形成对我国出口的障碍。而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对蔬菜的需求很大，技术性贸易壁垒较低，但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较少。再比如，我国机电产品70％都出口到美国、欧盟。这些国家环保指令、技术专利等使国内企业一次次迎考。南美市场却是一个广阔、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以巴西为例，2006年上半年巴西对电子产品和家电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进口总额8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其中音响和录像设备进口增长70％，信息设备进口增长73％，电信设备进口增长55％，而我国出口到巴西的主要是小型商品如钥匙扣、服装、玩具和电子表等，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所占份额很小。因而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及我国产品的特点，应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有步骤地调整我国出口的地理方向，引导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尽量避免出口扎堆的现象和低价竞销的现象。
国家出口战略的战略性表现在重点鼓励有潜力出口行业，而不是对所有出口进行鼓励。美国“国家出口战略”根据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及出口战略的需要确定了半导体、电脑、通讯、环境保护、咨询软件工业及服务业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6大重点出口产业，并据此进行资源配置，使现有资源流向政府优先考虑的最佳出口部门，提出具体行业出口促进战略。
在以信息技术，知识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化背景下，根据我国国情，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考虑确定以下产业为重点出口产业：(1)高新技术行业。尤其是纳米，生物，航空，通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构建我国竞争力的最大优势。(2)服务贸易行业。服务逐渐成为多数产品增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我国需要优先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降低对外贸易成本。(3)深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出口丝绸面料数量最大的省份浙江出口绸缎的90％是真丝绸的初级产品，技术简单、附加值极低，只有国外先进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出口绸缎的品种过于老化，创新品种少。几十年不变的双绉、素绉缎、乔其纱、斜纹绸仍是出口的主要品种，这已严重制约了浙江绸缎的品牌效应。实现出口由粗加工向精加工的转变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
二、将对外贸易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我国没能将贸易同国内产业升级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为单纯追求对外贸易规模增长。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一直是中国竭力保护扶持的对象，在我国是具有潜在的“战略性”，是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很好的候选行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之一是国内存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并且寡占企业的数目不能过多，否则会导致垄断利润的消失，无法取得贸易政策的预期效果。而目前我国汽车整车生产厂家遍地开花，达到100多个，超过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没有一家达到具有开发系列产品能力的200万辆规模。近年来汽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当部分企业在资本、技术、市场等方面处于劣势，这部分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应该已经在国内汽车行业展开。但实际上，企业数量的减少速度很慢，并购十分艰难，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效率较低的企业仍然在继续亏损生产。早在中国人世前就有专家分析指出，如果把国内绝大多数汽车厂家进行破产或兼并，然后在若干国内企业的基础上，利用国外技术甚至资本，建立2-3家年产100万辆以上的汽车厂，可以马上使中国的汽车工业具备国际竞争力。然而人世5年多过去了，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贸易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协调不够，我国出口不能得到产业政策的充分支持。鼓励加工贸易政策多年与产业结构升级脱离，结果鼓励了“加工”，而不是“贸易”，使中国沦为“世界加工工场”。今后我国应将对外贸易发展纳入我国整个经济战略的宏图之中，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协调一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三、强化政府对出口的作用
出口战略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在以下方面亟待改进或者加强。
(一)积极倡导展开国际经济外交
政府应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比如通过政府首脑会晤、谈判、协商等外交途径寻找贸易机会，为企业排除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鼓励各级官员为企业获得贸易合同而积极游说，考虑对那些在推动出口方面表现突出的驻外官员实行经济奖励政策。
(二)通过签订双边、多边协定促进出口
近年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积极寻求建立双边和多边紧密经贸关系的行动，对我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拓展市场造成压力。因而我国应采取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对策，寻求双边和多边紧密经贸关系，以有关协定为依据，要求其他国家减少对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壁垒，帮助国内出口部门打开外国市场，维持稳定的出口市场。
(三)建立提高出口质量的制度
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等同于低档产品，严重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形象与竞争力。世界其他贸易强国无一不是以产品的高质量攻陷别国市场的，我国也应建立一套使企业受制于提高质量的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使达不到标准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减少无效供给。也可鼓励企业协会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或发挥可信赖的质量管理机构，包括国外机构的作用，把注意力放在商品检验上，加强质量管理力度。
(四)完善立法，营造创新的环境
当今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都是创新型国家，而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来个创新型国家，几乎全部是民主法治制度高度成熟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保护创新人的收益，将迫使其停止创新，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是首要条件。一些高科技企业反映，他们的一些产品问世后，由于国内缺乏权威性的机构给予认可，他们的产品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及推广，因而难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为此，政府应建立高新产品和创新产品的鉴定及认定机构，加强高科技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
(五)建立政府与企业界的伙伴关系
以前人们关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更多是考虑如何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这一点在今天当然仍然有效，但在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的生存开始重叠的时候，国家与企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与企业界建立融洽的关系。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双方均可自由交换意见，企业界的意见往往能及时被收集和反馈到政府部门。我国政府职能要重新定位，政府和企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同中小型企业建立密切、互利的伙伴关系，可使政府更快地实现发展经济的目标。
纵观历史，通过贸易强盛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产品具有竞争力而获得丰厚的利润来实现的。而我国却因为出口产品价格低廉，连续11年成为国外反倾销最大受害国，贸易没能强国的原因不言自明。
一、制定全方位的出口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未能分别根据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将出口商品结构与出口地理方向合理地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出口地区集中。企业为争夺国外客户，不惜同室操戈，采用低价竞争策略，致使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贸易摩擦日益加剧，严重损害了我国对外贸易利益。而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出口地区尚未充分开发利用。如我国蔬菜出口对象主要是美、日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往往都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源地，形成对我国出口的障碍。而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对蔬菜的需求很大，技术性贸易壁垒较低，但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较少。再比如，我国机电产品70％都出口到美国、欧盟。这些国家环保指令、技术专利等使国内企业一次次迎考。南美市场却是一个广阔、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以巴西为例，2006年上半年巴西对电子产品和家电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进口总额8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其中音响和录像设备进口增长70％，信息设备进口增长73％，电信设备进口增长55％，而我国出口到巴西的主要是小型商品如钥匙扣、服装、玩具和电子表等，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所占份额很小。因而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及我国产品的特点，应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有步骤地调整我国出口的地理方向，引导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尽量避免出口扎堆的现象和低价竞销的现象。
国家出口战略的战略性表现在重点鼓励有潜力出口行业，而不是对所有出口进行鼓励。美国“国家出口战略”根据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及出口战略的需要确定了半导体、电脑、通讯、环境保护、咨询软件工业及服务业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6大重点出口产业，并据此进行资源配置，使现有资源流向政府优先考虑的最佳出口部门，提出具体行业出口促进战略。
在以信息技术，知识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化背景下，根据我国国情，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考虑确定以下产业为重点出口产业：(1)高新技术行业。尤其是纳米，生物，航空，通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构建我国竞争力的最大优势。(2)服务贸易行业。服务逐渐成为多数产品增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我国需要优先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降低对外贸易成本。(3)深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出口丝绸面料数量最大的省份浙江出口绸缎的90％是真丝绸的初级产品，技术简单、附加值极低，只有国外先进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出口绸缎的品种过于老化，创新品种少。几十年不变的双绉、素绉缎、乔其纱、斜纹绸仍是出口的主要品种，这已严重制约了浙江绸缎的品牌效应。实现出口由粗加工向精加工的转变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
二、将对外贸易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我国没能将贸易同国内产业升级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为单纯追求对外贸易规模增长。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一直是中国竭力保护扶持的对象，在我国是具有潜在的“战略性”，是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很好的候选行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之一是国内存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并且寡占企业的数目不能过多，否则会导致垄断利润的消失，无法取得贸易政策的预期效果。而目前我国汽车整车生产厂家遍地开花，达到100多个，超过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没有一家达到具有开发系列产品能力的200万辆规模。近年来汽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当部分企业在资本、技术、市场等方面处于劣势，这部分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应该已经在国内汽车行业展开。但实际上，企业数量的减少速度很慢，并购十分艰难，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效率较低的企业仍然在继续亏损生产。早在中国人世前就有专家分析指出，如果把国内绝大多数汽车厂家进行破产或兼并，然后在若干国内企业的基础上，利用国外技术甚至资本，建立2-3家年产100万辆以上的汽车厂，可以马上使中国的汽车工业具备国际竞争力。然而人世5年多过去了，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贸易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协调不够，我国出口不能得到产业政策的充分支持。鼓励加工贸易政策多年与产业结构升级脱离，结果鼓励了“加工”，而不是“贸易”，使中国沦为“世界加工工场”。今后我国应将对外贸易发展纳入我国整个经济战略的宏图之中，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协调一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三、强化政府对出口的作用
出口战略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在以下方面亟待改进或者加强。
(一)积极倡导展开国际经济外交
政府应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比如通过政府首脑会晤、谈判、协商等外交途径寻找贸易机会，为企业排除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鼓励各级官员为企业获得贸易合同而积极游说，考虑对那些在推动出口方面表现突出的驻外官员实行经济奖励政策。
(二)通过签订双边、多边协定促进出口
近年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积极寻求建立双边和多边紧密经贸关系的行动，对我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拓展市场造成压力。因而我国应采取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对策，寻求双边和多边紧密经贸关系，以有关协定为依据，要求其他国家减少对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壁垒，帮助国内出口部门打开外国市场，维持稳定的出口市场。
(三)建立提高出口质量的制度
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等同于低档产品，严重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形象与竞争力。世界其他贸易强国无一不是以产品的高质量攻陷别国市场的，我国也应建立一套使企业受制于提高质量的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使达不到标准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减少无效供给。也可鼓励企业协会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或发挥可信赖的质量管理机构，包括国外机构的作用，把注意力放在商品检验上，加强质量管理力度。
(四)完善立法，营造创新的环境
当今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都是创新型国家，而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来个创新型国家，几乎全部是民主法治制度高度成熟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保护创新人的收益，将迫使其停止创新，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是首要条件。一些高科技企业反映，他们的一些产品问世后，由于国内缺乏权威性的机构给予认可，他们的产品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及推广，因而难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为此，政府应建立高新产品和创新产品的鉴定及认定机构，加强高科技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
(五)建立政府与企业界的伙伴关系
以前人们关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更多是考虑如何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这一点在今天当然仍然有效，但在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的生存开始重叠的时候，国家与企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与企业界建立融洽的关系。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双方均可自由交换意见，企业界的意见往往能及时被收集和反馈到政府部门。我国政府职能要重新定位，政府和企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同中小型企业建立密切、互利的伙伴关系，可使政府更快地实现发展经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