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调查队: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体制设计

来源 :社会科学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keenkingzhu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如何准确、全面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化解由信息偏差导致的规模治理风险,是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议题.国家调查队是国家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组织化产物,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地方统计部门职能缺位,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全国经济社会重要信息.国家调查队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历程,显示出国家探索运用体制改革技术应对"信息难题"的实践路径.在运行过程中,国家调查队将整合治理、扁平化管理、项目化治理和数据化治理等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确保体制运行顺畅.从整体性效能来看,国家调查队有效应对信息不真、信息不准、信息不通、信息不全等问题,为化解由信息难题所导致的国家规模治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方案.
其他文献
“边疆”一词除了“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这一地理涵义外,往往又是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相联系的.中国当代的边疆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广西、云南等省区.近代边疆经济地理研究是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近代边疆经济地理,在历史和现实层面都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少、零散而不成体系,既使是在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中,边疆地区也只是被纳入到相关区域各卷中,其特殊内涵没有得到彰显.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除了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外,我们需要
元明清王朝利用土司制度整合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延续历朝通事传统,促使通事成为国家与土司、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和各民族交往交融中的必要纽带.中央政府、地方流官和土司政权运用权力形塑通事,使其熟练掌握族际自然人文、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字,形成具有排他性但又被中外上下认同接受的中介话语,参与王朝国家整合与边疆民族事务治理,能在语言翻译、文书译写中,传达国家意志、中央政令和地方权益诉求,不同程度地参与中国土司政治.由此可见,通事是元明清王朝国家整合、治理体系能力建构完善、各民族交往交融深化和边疆事务处置的影响因素之一
康熙帝以“告成功”来补充“展孝思”,将前者作为东巡的主要目的,把顺治帝基于个体孝思的东巡之议付诸实践,并出于对当时东北的局势及其内外社会条件的准确把握,成功地将之改造为帝国事业,使清帝东巡具备了政治的合法性,也为东巡活动的充实奠定了历史基础.
自20世纪以来,学界关于藏族绘画艺术方面的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卫藏和阿里地区的绘画遗存,有关安多地区壁画遗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青海省尖扎县昂拉赛康寺三世佛殿五方佛壁画具有悠久的历史,理应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然而,目前对其关注度明显不足,甚至为一大学术空白.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文献资料,着重探讨了昂拉赛康寺三世佛殿五方佛壁画的绘制年代、艺术风格及教派,认为其绘制于14—16世纪,具有尼泊尔绘画风格特征,属于萨迦派绘画作品.
清代清水江流域民间产业“准担保”借贷,分为“准当”“准抵”和“准典卖”三种借贷方式.债务人以个人信用为基础,将产业作“准担保”借贷.在贷期内,债务人所“准担保”之产业未发生权利让渡,但失去了对产业处置的话语权.如贷款逾期后,债务人所“准担保”之产业就会发生权利让渡.民间产业“准担保”借贷,是传统社会时期乡民自行设计的一套解决借贷风险的方案,是一种介于“信借”和“产业担保借贷”或“产业抵偿”两极之间的一种特殊借贷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康藏公路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布地方的党组织通过动员藏族上层人士来组织基层群众参与国家建设,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一时期党在工布地区的社会动员是以基层组织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为基础展开的.与此同时,原有的旧制度被改造利用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藏族的上层人士、藏工和运输员在参加施工和运输支援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汉藏两个民族间的感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过程的一切领域,是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内容与形式、过程与成果相统一的民主.在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中,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制度功能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
本文梳理了城市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对应性关系.人们在既往的文学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研究,而未强调历史进程中城市文化现象与文学表征之间的有机联系.作者指出,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以城市为标识的生存方式及其基于都市经验的精神状态,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塑形作用,它不仅带来了文学书写主旨的变化,同时也促使文学融入文化现代性之中.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多元的论域,它既包括文学书写的主旨、策略以及文学研究理论指向的变化,也有效补充了人类生存空间的迁移对于认知的激发作用.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进行跨学
本文旨在通过追溯英国戏剧发展的历史线索,审视伦敦的城市空间与文艺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16世纪初,伦敦出现现代城市的萌芽迹象,其产业结构开始由以农业为主向城市手工业转变,工业资本主义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要求更加丰富灵活的文艺形式满足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露天剧院在伦敦城外集中兴建,在原有的政商权力秩序之外拓展出新的大众娱乐空间,并逐渐形成了包括剧院的经营方式、演员的社会地位、演出的固定场所、演出使用的材料和戏剧的社会功能在内的全方位职业化机制,由此推动戏剧发展成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
持续的改革创新是地方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重要战略和手段,政府创新在宏观层面是制度结构的设计问题,在微观层面则是官员创新行为的激励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始终存在官员创新需求与官员创新行为阻滞之间的矛盾,上级政府试图通过问责来强化官员创新行为的绩效结果,以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而事实结果往往由于绩效问责改变官员个体创新意愿而导致创新行为更不易发生.基于官员创新意愿测量,采用实验法研究绩效问责、官员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务员个体创新意愿具有结构性特征;(2)高创新意愿和低创新意愿对于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