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值得我们一生学习——
　　
　　钱学森是一位伟人，也是一位奇人。他用满腔热血回报祖国母亲，以超人的智慧和毕生精力在科学技术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的奇迹，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
　　他姓钱不爱钱。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他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生前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他当官不像官。钱学森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他每次被安排各种行政职务时，都一推再推，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每一次都是组织上安排或代表硬选，他才被动接受。到了70岁以后，他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他功高不居功。钱老一生功高盖世，但他却说：“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年，《中共党史人物传》要求写一个关于他的几万字的传略条目，他本来不愿意，后来听说是经中央批准的，就不再坚持己见了。但他把涂元季叫到跟前叮嘱：“写传不是为写而写，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以后的工作。所以，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我决不和任何人争功劳，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去写。”
　　他拒绝享特权。钱老说：“我是科技人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刚回国时，组织上给他家配了一名一级厨师，他觉得自己家里也就是吃点家常便饭，放着个一级厨师是浪费人才，于是要求组织把厨师调走，由部队选派一名战士当炊事员。在我们国家，住房标准是按干部级别定的，属合法待遇。钱老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航天大院以后就再没挪过窝。那是一座旧的公寓单元房，墙上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他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被钱老拒绝了。到了90年代，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条件都有很大改善，两院院士住进了新盖的院士楼，组织上要给他配新房，他摇摇头说：“别再提这个问题了。”
　　他反对宣传自己。钱老一生低调，遇事不张扬，更反对过多宣传他个人。1991年，他年满80岁，退出了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授奖仪式后，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科协、科工委等单位做出了向他学习的决定。一天上午，他把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我们办任何事都应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会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从那之后，所有想出版、刊登钱学森传记的组稿活动都被钱学森办公室拒之门外。
　　他不以权威自居。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他在年轻时就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从来不以权威自居，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都认真倾听，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做出修改。
　　滴水可见大海。钱老做人的这些闪光之处并非刻意为之，乃大德天授，大道自成，其胸怀之博大、境界之广阔、情操之高尚和风范之久远，和他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一样，都是他留给华夏儿女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薪火相传。
　　编辑 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