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大学评估太多了》，文章认为，高校评估太多太滥，缺乏总体设计；教育评估体系、方法单一，拉不开差距；评估造假，敷衍了事。来自著名高校校长对高校评估的高调批评，显然分量不同寻常，故这一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客观上说，纪先生所谈到的高校评估问题，并非第一次见诸报端，而是近年来社会舆论一直批评却顽固存在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在5年一轮的高校教学评估工作中，如此批评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批评声并没有改变高校评估不断增多，高校评估依然故我的姿态，在批评声中，500多所高校按照既定的评估办法接受了评估。
　　这种对于批评的态度，在笔者看来，正可解释高校评估为何如此多、如此乱。
　　其一，民意无法在决策中得以体现。正常的教育决策，应该是先广泛听取具体办学者、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社会人士的意见，然后提交全国人大的教育专门委员会讨论、审议，通过方案后方可实施。但是，事关全国1900多所高校、2000多万在校学生的现行高校评估，却没这样的决策程序，而是在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下，找来一批“教育专家”，按政府管理部门对高校发展的要求，制订出评估方案。这样的评估方案，显然在总体设计、注重学校个性、体现学校多样性、重视高校的社会评价方面，存在先天缺陷，以至评估方案一出台，社会舆论就指出，怎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985高校、211高校、本科院校甚至专科院校，这不是让所有高校变成同一个办学模式，完全失去个性么？怎能用集中方式在几天之内完成对一所大学的评估，这不是鼓励高校根据评估的指标要求、以评估的时间节点倒计时来弄虚作假么？但这些意见在既定评估方案面前苍白无力——主导评估方案的管理部门不愿更改方案，而正常的教育决策程序却没有启动。
　　这种教育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模式，还进一步导致更多评估接踵而至，为了推行某项上级部门认为十分重要的工作，或为了体现管理部门的权威，几乎对应每一个管理条块，都有自上而下由行政管理部门“拍脑袋”就可推出的评估，覆盖了课程建设（有“精品课程”评选）、实验室建设（有“重点实验室评估”）、师资建设（有“教学名师”评选）、教材建设（有“重点教材”项目）、学科建设（有“重点学科”评审）等学校办学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一片极其繁荣的评估景象。
　　其二，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虽然《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但现实中，高校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在自上而下的评估要求中，高校往往只能唯命是从，甚至不敢公开表达对评估的不满。此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批评评估，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响，在于以前大家听到的评估批评之声，几乎没有来自一校之长的——也有评论调侃，如果换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接受本科教学评估时，纪先生不可能进行如此批评——高校校长不敢批评评估，只有按照评估的各项指标，采取“一切可能手段”争取最优的评估结果，在于三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国没有科学的教育拨款机制，高校获得的政府拨款，往往取决于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这催生了“跑部钱进”现象，也造成学校不敢轻易冒犯上级部门，甚至在评估中百般讨好专家、官员；另一方面，高校校领导的任命、考核、评价权完全掌握在上级部门，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听上级要求办事，很难置行政通知、要求于不顾，而完全按照学校自身发展要求办学；再就是，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模式，也是行政主导，教授没有资源配置权，在校内，教师也只能看校领导的脸色工作，听从学校布置的任务，即便明知有些任务有违教育规律，甚至弄虚作假，劳命伤财，也得不折不扣执行。
　　很显然，以上办学氛围，为行政评估的畅通无阻，提供了良好环境，以致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始终认为自己推出的评估方案，是得到高校欢迎和拥护的，是应该进一步加强持续推进的，同时给尚没有推出评估的部门以积极的暗示，可以采取这种好的办法。纪宝成校长在文章中提供了一个细节——“有少数公务员，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权力。有的那么年轻，就在一些学术性的评估工作中对他老师的老师指手画脚，我看着非常难受”，这表明，评估已异化成强化权力的手段。
　　治理评估太多太乱，从根本上说不是完善评估的细节，进行分类指导、多元评价，这些都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建立教育决策的民主程序，以及切实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教育的民主决策中，推出一项教育政策，需要经过广泛论证，这必然会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得到不进行行政评价，而引入社会中介对大学进行评估的新评估方案。在民主决策中，行政部门想随意推出一项评估，将不可能再发生，想持续推进不合理的评估方案，也将很难。而如果高校拥有较高程度办学自主权，则可以拒绝行政性评估对高校办学的干扰，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学个性与办学特色。（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