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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可是巴黎第三大学的语音学博士。对于这个29岁的年轻人来说，2004年夏天的空气里，飘满了丽江纳西语美妙的音符。
当我在昆明大学宋坚老师的家里认识米可时，已是他即将离开昆明回国的最后一个下午了。身高一米九的米可穿着普通的白毛衣，系着围巾，用语速稍慢、却很标准的中文对我说：“你好!”令一米五的我，不得不“仰视”。我对米可的好奇，来自于老宋的讲述，得知他的研究课题是云南丽江纳西族语言的发音。在一般人的记忆里，说母语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去想过，一个词是怎样从喉咙里发出的，一个词的语音变化为什么会引起词义的微妙变化。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语音一无所知，带着疑惑，我和米可有了一次短暂的交流。
早在2002年，米可就选定了把纳西语的声调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2004年6月，受云南省社科院邀请，米可从巴黎来到了丽江，他的目的很明确，要研究纳西语的发音。米可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之旅。
纳西语究竟有什么魅力，可以让米可不远万里，从西方的文化中心巴黎，来到东方一个古老而偏僻的县城丽江， 米可的回答是：“纳西语分为西部和东部方言，前者我曾在2002年到丽江做过课题研究，而后者至今还属于空白，所以此次丽江之行是对自己的纳西语音研究的深入和扩展。”接着他又补充道：“纳西语的发音里有升调能动性，即同一个词的升调变化能引起一个词义到另一个词义的变化。”见我仍有些不解，米可又解释说：“这种现象在非洲很普遍，而亚洲却很少见。”原来，米可之所以选择丽江的纳西语作为语音研究对象，完全是因为纳西语独特的发音现象在语音学里的代表意义。
为了使此次研究更具有准确性和学术性，米可从法国带来了一种叫“喉头音”（GLOTTGRAPH）和DAT（DIGIRAL AUDIO TAPE）的语音分析设备，据说是美国产的、当今最先进的语音分析设备。有了这个重45千克的仪器，米可可以准确地得到各种数据和结论，但仪器怕颠、怕震的特性，使米可只有把它背在身上，当长途汽车在滇西北高原的盘山路上颠簸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像情人一样把仪器抱在膝间。
丽江金山乡的文化村是米可的第一个目的地，村里60岁的木匠和希贤接待了他。那天，老和正在自家的小院里，雕着一扇木门，突然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出现在自己眼前，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还会讲纳西方言，要不是前几天堂哥和学光曾打电话回家交待过这回事，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消息报告派出所，谁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或是有某种不良企图呢？不管怎样，他还真有些回不过神来，他始终搞不明白，一个老外，放着舒服日子不过，跑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穷乡僻壤来睡木板床、吃洋芋，这不是“受洋罪”吗？而米可来找和希贤，是云南省委党校教授和学光的介绍。否则，他断然不敢贸然在异国投宿一个陌生人的家。
当米可说明来意后，和希贤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语音？”在和希贤的概念里，方言就是母语，自己学会说方言，就像公鸡为什么会打鸣，毛驴为什么会引吭，这有什么研究场（丽江方言）？还值得你绕半个地球？在米可的耐心解释和提醒下，只有小学文化的和希贤慢慢开始对自己的方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开始变得非常配合米可的录音，也生平第一次考虑这些不着天、不着地的问题。
第二个目的地是贵峰村，米可得到了和希贤嫁到贵峰的大女儿的接待，参加录音的对象是52岁的和文建和84岁的和民加。录音时，要将“喉头音”设备戴在喉咙上，通过振动来得出数据和曲线图。而村民们看见类似耳机似的喉头音设备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不免有些恐惧，米可费了许多口舌并亲自示范，才渐渐让村民消除了顾虑。
对于习惯了在录音室里工作的米可来说，来自大自然的雷鸣、下雨、风啸、狗吠、鸡啼成了干扰，米可曾经一筹莫展，按他的原话是：“在田野录音是个噩梦。”但很快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即在堆满木柴的柴房里，用大大的簸箕和塑料布做隔断，录音效果竟然能和录音室媲美。
米可让有讲述欲望的村民，每人讲述30至40分钟，说一些自己最想说的话，内容不限，自己的经历、回忆、传说、神话，乃至“鬼故事”都可以。录音者以45岁至50岁之间的本地人为佳，原因有二，第一，这个年龄阶段人的语调清晰、中气足；第二，这个年龄层的人语音比较纯正，基本没有受过外来口音的干扰。米可非常强调“他们想讲的东西”，这除了利于调动讲述者的情绪，使语调生动而饱满，再有就是对讲述者的尊重。为了保证讲述语言的逻辑性，避免随意性，每次讲述，米可必定要邀请另外两个村民和自己一起当听众。
由于长期和丽江方言耳濡目染，米可渐渐学会了一口比较纯正的纳西方言，他知道村子和村子之间口音的细微差别，当他走在丽江的大街上，用丽江话问路或向人打招呼时，村民的惊讶不亚于看见了飞碟，每一个人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并持续30秒种以上，此时的米可为了节省时间（按他的话来说是解释不清），他于是会装得一无所知地说：“噢，我肚子饿了，我要回家吃饭了，我明天再向你解释，可以吗？”
第三个目的地，是靠近泸沽湖的奉科村，丽江古城教育局帮助派给了一辆越野车。但有一段约45分钟的山路还未通车。于是马驮着行李，而45千克重的录音设备也还被米可执意背在背上，米可坦言，他最担心的事——设备被颠坏。
到达奉科村时，恰逢村里正在举行一个葬礼，为了让自己更快地融入环境，米可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葬礼中。米可在奉科村待了20多天，为木汝华等村民们录了音，作为回报，他不单付给村民们一些适当的高于当地收入的工资，而且他将录音资料刻成了光盘送给村民，村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后，表现出来的快乐让米可永生难忘。而最让奉科村民感兴趣的是，贵峰村人讲的纳西族的神话故事，他们听得入了迷，并且对自己的民族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我问米可,在乡村最担心的事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怕别人知道他患了感冒。在文化村，他感冒过一次，自己悄悄地去买了药来吃，因为村民知道了会“非常担心”，他们害怕一个外国人在自己家有个三长二短。我见他系着围巾，便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害怕感冒？他指指自己的鼻子，一本正经地说：“噢，大概我的鼻子太高了，容易吸进冷空气吧！”
9月11日，是米可在昆明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老宋家里共进晚餐，宋夫人特地给米可准备了一小碗蒸毛豆糊，这是米可最喜欢吃的一道昆明小菜。席间，我问法国的食物是不是都像电视上一样精美，米可说：“我不代表。”“我不代表”是米可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他只是个人、个体，他不能代表法国人或是中国人对彼此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米可的中国情结，可以回溯到1998年，米可来到北京学习中文，并且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外国专家教授英语。次年，米可结婚了，新娘姓赵，是《风采》杂志的特约编辑。我们谈到了书法，米可问我平时练“什么体”，我说行书，米可问是不是米芾？我和老宋对米可伸出了大拇指，而米可则很自豪地说：我们都姓米，都是一家人嘛！”米可知道自己“属兔”；米可说他对中国的书法和太极很感兴趣，练过一段时间；谈到自己的纳西语音研究课题，米可把自己比喻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要“钻”进去，因为语言没有落后和先进之分，没有美和丑之别。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弄明白世界上有哪些语言，并且弄明白人是怎么应用它的。”米可把语言比喻为泉水，而他自己就是寻找泉水源头的人。我明白了米可只是一个29岁的法国青年，他只是想找到纳西语这股美妙泉水的源头，他将回到法国，然后和他的中国妻子过着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他的研究成果将写成世界最有名的语音学术专著发表。
当我在昆明大学宋坚老师的家里认识米可时，已是他即将离开昆明回国的最后一个下午了。身高一米九的米可穿着普通的白毛衣，系着围巾，用语速稍慢、却很标准的中文对我说：“你好!”令一米五的我，不得不“仰视”。我对米可的好奇，来自于老宋的讲述，得知他的研究课题是云南丽江纳西族语言的发音。在一般人的记忆里，说母语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去想过，一个词是怎样从喉咙里发出的，一个词的语音变化为什么会引起词义的微妙变化。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语音一无所知，带着疑惑，我和米可有了一次短暂的交流。
早在2002年，米可就选定了把纳西语的声调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2004年6月，受云南省社科院邀请，米可从巴黎来到了丽江，他的目的很明确，要研究纳西语的发音。米可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之旅。
纳西语究竟有什么魅力，可以让米可不远万里，从西方的文化中心巴黎，来到东方一个古老而偏僻的县城丽江， 米可的回答是：“纳西语分为西部和东部方言，前者我曾在2002年到丽江做过课题研究，而后者至今还属于空白，所以此次丽江之行是对自己的纳西语音研究的深入和扩展。”接着他又补充道：“纳西语的发音里有升调能动性，即同一个词的升调变化能引起一个词义到另一个词义的变化。”见我仍有些不解，米可又解释说：“这种现象在非洲很普遍，而亚洲却很少见。”原来，米可之所以选择丽江的纳西语作为语音研究对象，完全是因为纳西语独特的发音现象在语音学里的代表意义。
为了使此次研究更具有准确性和学术性，米可从法国带来了一种叫“喉头音”（GLOTTGRAPH）和DAT（DIGIRAL AUDIO TAPE）的语音分析设备，据说是美国产的、当今最先进的语音分析设备。有了这个重45千克的仪器，米可可以准确地得到各种数据和结论，但仪器怕颠、怕震的特性，使米可只有把它背在身上，当长途汽车在滇西北高原的盘山路上颠簸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像情人一样把仪器抱在膝间。
丽江金山乡的文化村是米可的第一个目的地，村里60岁的木匠和希贤接待了他。那天，老和正在自家的小院里，雕着一扇木门，突然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出现在自己眼前，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还会讲纳西方言，要不是前几天堂哥和学光曾打电话回家交待过这回事，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消息报告派出所，谁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或是有某种不良企图呢？不管怎样，他还真有些回不过神来，他始终搞不明白，一个老外，放着舒服日子不过，跑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穷乡僻壤来睡木板床、吃洋芋，这不是“受洋罪”吗？而米可来找和希贤，是云南省委党校教授和学光的介绍。否则，他断然不敢贸然在异国投宿一个陌生人的家。
当米可说明来意后，和希贤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语音？”在和希贤的概念里，方言就是母语，自己学会说方言，就像公鸡为什么会打鸣，毛驴为什么会引吭，这有什么研究场（丽江方言）？还值得你绕半个地球？在米可的耐心解释和提醒下，只有小学文化的和希贤慢慢开始对自己的方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开始变得非常配合米可的录音，也生平第一次考虑这些不着天、不着地的问题。
第二个目的地是贵峰村，米可得到了和希贤嫁到贵峰的大女儿的接待，参加录音的对象是52岁的和文建和84岁的和民加。录音时，要将“喉头音”设备戴在喉咙上，通过振动来得出数据和曲线图。而村民们看见类似耳机似的喉头音设备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不免有些恐惧，米可费了许多口舌并亲自示范，才渐渐让村民消除了顾虑。
对于习惯了在录音室里工作的米可来说，来自大自然的雷鸣、下雨、风啸、狗吠、鸡啼成了干扰，米可曾经一筹莫展，按他的原话是：“在田野录音是个噩梦。”但很快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即在堆满木柴的柴房里，用大大的簸箕和塑料布做隔断，录音效果竟然能和录音室媲美。
米可让有讲述欲望的村民，每人讲述30至40分钟，说一些自己最想说的话，内容不限，自己的经历、回忆、传说、神话，乃至“鬼故事”都可以。录音者以45岁至50岁之间的本地人为佳，原因有二，第一，这个年龄阶段人的语调清晰、中气足；第二，这个年龄层的人语音比较纯正，基本没有受过外来口音的干扰。米可非常强调“他们想讲的东西”，这除了利于调动讲述者的情绪，使语调生动而饱满，再有就是对讲述者的尊重。为了保证讲述语言的逻辑性，避免随意性，每次讲述，米可必定要邀请另外两个村民和自己一起当听众。
由于长期和丽江方言耳濡目染，米可渐渐学会了一口比较纯正的纳西方言，他知道村子和村子之间口音的细微差别，当他走在丽江的大街上，用丽江话问路或向人打招呼时，村民的惊讶不亚于看见了飞碟，每一个人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并持续30秒种以上，此时的米可为了节省时间（按他的话来说是解释不清），他于是会装得一无所知地说：“噢，我肚子饿了，我要回家吃饭了，我明天再向你解释，可以吗？”
第三个目的地，是靠近泸沽湖的奉科村，丽江古城教育局帮助派给了一辆越野车。但有一段约45分钟的山路还未通车。于是马驮着行李，而45千克重的录音设备也还被米可执意背在背上，米可坦言，他最担心的事——设备被颠坏。
到达奉科村时，恰逢村里正在举行一个葬礼，为了让自己更快地融入环境，米可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葬礼中。米可在奉科村待了20多天，为木汝华等村民们录了音，作为回报，他不单付给村民们一些适当的高于当地收入的工资，而且他将录音资料刻成了光盘送给村民，村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后，表现出来的快乐让米可永生难忘。而最让奉科村民感兴趣的是，贵峰村人讲的纳西族的神话故事，他们听得入了迷，并且对自己的民族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我问米可,在乡村最担心的事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怕别人知道他患了感冒。在文化村，他感冒过一次，自己悄悄地去买了药来吃，因为村民知道了会“非常担心”，他们害怕一个外国人在自己家有个三长二短。我见他系着围巾，便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害怕感冒？他指指自己的鼻子，一本正经地说：“噢，大概我的鼻子太高了，容易吸进冷空气吧！”
9月11日，是米可在昆明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老宋家里共进晚餐，宋夫人特地给米可准备了一小碗蒸毛豆糊，这是米可最喜欢吃的一道昆明小菜。席间，我问法国的食物是不是都像电视上一样精美，米可说：“我不代表。”“我不代表”是米可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他只是个人、个体，他不能代表法国人或是中国人对彼此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米可的中国情结，可以回溯到1998年，米可来到北京学习中文，并且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外国专家教授英语。次年，米可结婚了，新娘姓赵，是《风采》杂志的特约编辑。我们谈到了书法，米可问我平时练“什么体”，我说行书，米可问是不是米芾？我和老宋对米可伸出了大拇指，而米可则很自豪地说：我们都姓米，都是一家人嘛！”米可知道自己“属兔”；米可说他对中国的书法和太极很感兴趣，练过一段时间；谈到自己的纳西语音研究课题，米可把自己比喻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要“钻”进去，因为语言没有落后和先进之分，没有美和丑之别。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弄明白世界上有哪些语言，并且弄明白人是怎么应用它的。”米可把语言比喻为泉水，而他自己就是寻找泉水源头的人。我明白了米可只是一个29岁的法国青年，他只是想找到纳西语这股美妙泉水的源头，他将回到法国，然后和他的中国妻子过着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他的研究成果将写成世界最有名的语音学术专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