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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之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还开办了最早的商学院，教给人们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
在战国时期，商人为四民之末，白圭是第一个把经商当成大学问的人，《汉书》中称“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白圭，战国著名商人。他在魏国做过官，政绩突出，但也看透了官场而厌恶政治;他一生赚钱无数，自己却过着异常节俭的清苦生活;他赚钱的一大法宝就是天文、五行生克之术，因此也被称为投资界的阴阳师。
白圭为何弃政从商？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度在各国确立。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人民的消费购买能力也迅速增长。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而被后世尊为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他曾经在魏惠王初期担任魏国的相。那时，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白圭说，千里大堤，常因小小蚂蚁窝而崩溃，于是，他治水的时候，派人沿着大堤检查，堵塞了所有的蚂蚁窝，于是大堤固若金汤，水患也消除了。
后来，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看到这一情形，毅然离开了魏国，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是白圭都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白圭回答：“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已经到了尽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了尽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了尽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奋发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的。”
离开齐国之后，白圭曾经到过西方的经济强国秦国，当时正值商鞅变法之际，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反感，于是也没有在秦国做官。经过这番游历之后，他对各国的政治局势看透了，也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从此放弃从政，走上经商之路。
经商的最高境界是“富以安国”
白圭出生在河南洛阳，这里自古商业就很发达，白圭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商业天分。
当时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经说，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个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行业。白圭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感的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大利，于是他大胆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之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每年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当时，很多不良商人“低价收购、囤积居奇”，而他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
白圭更從大的国家利益出发，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
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
白圭还很注重扶植农民的生产，以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商品来源。他曾经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这样既获取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
这种经营理念是前所未有的，这比商鞅变法时重农抑商的政策无疑高明了很多。
开办历史上最早的商学院
为了和商鞅对着干得更加彻底一些，白圭干脆公开授徒，开办了最早的商学院，教人们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
白圭商学院最著名的理论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仅有这些理论还不够，还得准确地判断出周期的时间。为此，白圭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例如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不要小看古代天文学，这些看似玄妙的科学在当时确实促进了农业生产。
利用这个规律，白圭在丰年粮价低廉时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同时白圭注重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的雷厉风行。
白圭还提出商人应该具有“智勇仁强”的素质，也就是说商人要善于分析形势、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对待消费者要有仁义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具有坚强的意志。
他的这套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后世的商人将他尊称为自己的祖师爷。
在战国时期，商人为四民之末，白圭是第一个把经商当成大学问的人，《汉书》中称“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白圭，战国著名商人。他在魏国做过官，政绩突出，但也看透了官场而厌恶政治;他一生赚钱无数，自己却过着异常节俭的清苦生活;他赚钱的一大法宝就是天文、五行生克之术，因此也被称为投资界的阴阳师。
白圭为何弃政从商？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度在各国确立。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人民的消费购买能力也迅速增长。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而被后世尊为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他曾经在魏惠王初期担任魏国的相。那时，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白圭说，千里大堤，常因小小蚂蚁窝而崩溃，于是，他治水的时候，派人沿着大堤检查，堵塞了所有的蚂蚁窝，于是大堤固若金汤，水患也消除了。
后来，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看到这一情形，毅然离开了魏国，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是白圭都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白圭回答：“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已经到了尽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了尽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了尽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奋发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的。”
离开齐国之后，白圭曾经到过西方的经济强国秦国，当时正值商鞅变法之际，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反感，于是也没有在秦国做官。经过这番游历之后，他对各国的政治局势看透了，也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从此放弃从政，走上经商之路。
经商的最高境界是“富以安国”
白圭出生在河南洛阳，这里自古商业就很发达，白圭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商业天分。
当时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经说，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个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行业。白圭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感的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大利，于是他大胆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之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每年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当时，很多不良商人“低价收购、囤积居奇”，而他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
白圭更從大的国家利益出发，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
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
白圭还很注重扶植农民的生产，以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商品来源。他曾经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这样既获取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
这种经营理念是前所未有的，这比商鞅变法时重农抑商的政策无疑高明了很多。
开办历史上最早的商学院
为了和商鞅对着干得更加彻底一些，白圭干脆公开授徒，开办了最早的商学院，教人们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
白圭商学院最著名的理论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仅有这些理论还不够，还得准确地判断出周期的时间。为此，白圭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例如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不要小看古代天文学，这些看似玄妙的科学在当时确实促进了农业生产。
利用这个规律，白圭在丰年粮价低廉时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同时白圭注重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的雷厉风行。
白圭还提出商人应该具有“智勇仁强”的素质，也就是说商人要善于分析形势、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对待消费者要有仁义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具有坚强的意志。
他的这套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后世的商人将他尊称为自己的祖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