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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体制的禁锢下
人物周刊:当代艺术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一直存有距离,最初当作洪水猛兽,后来又只关注艺术家们挣了多少钱,艺术家的作品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实质性的勾连,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高名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就是如何去解读当代艺术没有做好。久而久之就像你说的,不能被公众理解,仅仅是被资本拥抱,却不能够对当代社会有所反映和触动。
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开讲座,大学生们非常欢迎,可见当代艺术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超前性而变得晦涩难懂,让公众排斥。艺术家的思想、他们的宣言、阐述的方式,包括艺术表现的形式和形象,都来自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公众即便不能都接受、理解,但是能够感觉到内在的某种联系。现在我们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圈子化,意义泛滥、自说自话。
人物周刊:你认为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高名潞:当代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不美,不在于是不是耸人听闻,也不在于非得地地道道的原创性,而在于艺术家通过个人的感悟非常真诚和生动地把当代人的感情和感觉表达出来。
有了这种真诚,我们再进一步要求,和传统语言、当代语言,和西方的形式都能结合起来,找到一种别人所没有的、他自己发现的一种新的语言,这就是一种独创性,这种的价值就更高。
它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传达给当代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不管当代人能不能理解,就算有困惑,在思考过程中启发了某些应该思考的东西,这就是价值所在。
人物周刊:参展好像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成功指标,一个作品在哪一个水平上,好还是不好,好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在意,很多艺术家都在走展览路线,参展记录直接决定他达到了艺术圈的哪一个档次。
高名潞:对,这个情况一直都没什么本质的改变。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中国艺术家海外参展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循环,我曾比喻成蹦床,一群人在上面,如果别人都蹦,你不蹦也得蹦,要不然你就下课,出局。
各种展览造就了一个循环机制,这种机制把艺术家能够思考的空间挤压得没有了,疲于奔命。艺术一旦进入到市场的机制,它就被圈住了,所有的创作循环流通发表反馈都在圈子里,不进入公众文化,和社会不发生联系,而是自言自语,这种自言自语是个很大的问题。
艺术也存在尖端和普及的问题,尖端确实需要艺术家的冥想和对生活的思考,对整个社会的梳理,应该和社会精神息息相关,不能脱离,精英的东西应该是真正把握到了历史和时代脉搏的。
最近好些,经济危机一来,展览少了,市场冷却下来了,艺术家们可以静下心来做点事情,有些艺术家确实在思考。
当艺术家遭遇如此复杂的社会结构
人物周刊:你提到西方当代艺术一直把资本主义当做敌人,尽量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在我们这边,似乎谁和资本走得近谁就是成功者。
高名潞:毕竟西方人走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始终是它们批评的对象。中国很多年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现在又和资本、和过去一些旧的东西绑在一起,状况可能更复杂,这对中国艺术家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幸运,因为碰到这么复杂的一种社会结构也是非常少的,中国的现实状况在全世界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独特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找到一条路是非常有意思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艺术的出发点还是应该纯粹些,艺术不应该太过于社会性、政治性。到现在为止市场上还是比较捧政治化、社会化的作品,你个人怎么看这类作品的前景?
高名潞:我认为这类作品在其他地方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中国自身的位置,加上中国的市场不是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而是西方人建立的版块,中国自己的收藏家还没有走出自己的路,艺术家也只好重复,因为这个东西好卖嘛!
这个阶段终究是要过去的,那是肯定的,所以一旦出现真正当代艺术的声音和艺术家创作的东西,这些都会成为历史,在西方很多有眼光的批评家已经有这样的预见了,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只是市场还有惯性。
人物周刊:你比较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有哪些?
高名潞:具体名单还是不要列了。我觉得他们普遍具有这样的特质:思考得比较长远,有一个文化至上的理念,不是实用主义;第二是结构中西,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中西合璧;第三就是能够整一存在,艺术家的人、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家周围的环境和他对环境的反应,这几点是一体的,有点像画如其人。这个很难,但不是没有,大体上说这种人还是比较少。
人物周刊:你今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办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名为“意派”,参展人数多达80多人,但是有业内人士发表文章,对你提出的“意派”理论不认同,有人甚至认为你的主张有民粹色彩,你怎么看?
高名潞: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当代艺术影响了中国艺术,同时西方在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也更多地带有了西方视角。那么,什么是中国自身的美学逻辑呢?中国当代艺术有自己的美学逻辑吗?我想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所主张的“意派”理论试图重新寻找一种艺术叙事的方法,我试图把中国古代的美学理论转化为当代可以运用的资源。
一个新东西出来总是会引起争论的。有人不理解,不接受,甚至说我是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等,这都没关系,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争论当中一方面我也受到启发去完善我的想法,另一方面有些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出不同的类似的东西,也很好,我相信这是一个大方向,我们下阶段一定要建设这个东西,不能总是拿别人的刀枪解决问题。
(实习记者李超亦有贡献)
人物周刊:当代艺术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一直存有距离,最初当作洪水猛兽,后来又只关注艺术家们挣了多少钱,艺术家的作品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实质性的勾连,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高名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就是如何去解读当代艺术没有做好。久而久之就像你说的,不能被公众理解,仅仅是被资本拥抱,却不能够对当代社会有所反映和触动。
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开讲座,大学生们非常欢迎,可见当代艺术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超前性而变得晦涩难懂,让公众排斥。艺术家的思想、他们的宣言、阐述的方式,包括艺术表现的形式和形象,都来自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公众即便不能都接受、理解,但是能够感觉到内在的某种联系。现在我们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圈子化,意义泛滥、自说自话。
人物周刊:你认为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高名潞:当代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不美,不在于是不是耸人听闻,也不在于非得地地道道的原创性,而在于艺术家通过个人的感悟非常真诚和生动地把当代人的感情和感觉表达出来。
有了这种真诚,我们再进一步要求,和传统语言、当代语言,和西方的形式都能结合起来,找到一种别人所没有的、他自己发现的一种新的语言,这就是一种独创性,这种的价值就更高。
它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传达给当代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不管当代人能不能理解,就算有困惑,在思考过程中启发了某些应该思考的东西,这就是价值所在。
人物周刊:参展好像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成功指标,一个作品在哪一个水平上,好还是不好,好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在意,很多艺术家都在走展览路线,参展记录直接决定他达到了艺术圈的哪一个档次。
高名潞:对,这个情况一直都没什么本质的改变。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中国艺术家海外参展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循环,我曾比喻成蹦床,一群人在上面,如果别人都蹦,你不蹦也得蹦,要不然你就下课,出局。
各种展览造就了一个循环机制,这种机制把艺术家能够思考的空间挤压得没有了,疲于奔命。艺术一旦进入到市场的机制,它就被圈住了,所有的创作循环流通发表反馈都在圈子里,不进入公众文化,和社会不发生联系,而是自言自语,这种自言自语是个很大的问题。
艺术也存在尖端和普及的问题,尖端确实需要艺术家的冥想和对生活的思考,对整个社会的梳理,应该和社会精神息息相关,不能脱离,精英的东西应该是真正把握到了历史和时代脉搏的。
最近好些,经济危机一来,展览少了,市场冷却下来了,艺术家们可以静下心来做点事情,有些艺术家确实在思考。
当艺术家遭遇如此复杂的社会结构
人物周刊:你提到西方当代艺术一直把资本主义当做敌人,尽量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在我们这边,似乎谁和资本走得近谁就是成功者。
高名潞:毕竟西方人走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始终是它们批评的对象。中国很多年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现在又和资本、和过去一些旧的东西绑在一起,状况可能更复杂,这对中国艺术家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幸运,因为碰到这么复杂的一种社会结构也是非常少的,中国的现实状况在全世界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独特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找到一条路是非常有意思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艺术的出发点还是应该纯粹些,艺术不应该太过于社会性、政治性。到现在为止市场上还是比较捧政治化、社会化的作品,你个人怎么看这类作品的前景?
高名潞:我认为这类作品在其他地方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中国自身的位置,加上中国的市场不是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而是西方人建立的版块,中国自己的收藏家还没有走出自己的路,艺术家也只好重复,因为这个东西好卖嘛!
这个阶段终究是要过去的,那是肯定的,所以一旦出现真正当代艺术的声音和艺术家创作的东西,这些都会成为历史,在西方很多有眼光的批评家已经有这样的预见了,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只是市场还有惯性。
人物周刊:你比较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有哪些?
高名潞:具体名单还是不要列了。我觉得他们普遍具有这样的特质:思考得比较长远,有一个文化至上的理念,不是实用主义;第二是结构中西,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中西合璧;第三就是能够整一存在,艺术家的人、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家周围的环境和他对环境的反应,这几点是一体的,有点像画如其人。这个很难,但不是没有,大体上说这种人还是比较少。
人物周刊:你今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办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名为“意派”,参展人数多达80多人,但是有业内人士发表文章,对你提出的“意派”理论不认同,有人甚至认为你的主张有民粹色彩,你怎么看?
高名潞: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当代艺术影响了中国艺术,同时西方在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也更多地带有了西方视角。那么,什么是中国自身的美学逻辑呢?中国当代艺术有自己的美学逻辑吗?我想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所主张的“意派”理论试图重新寻找一种艺术叙事的方法,我试图把中国古代的美学理论转化为当代可以运用的资源。
一个新东西出来总是会引起争论的。有人不理解,不接受,甚至说我是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等,这都没关系,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争论当中一方面我也受到启发去完善我的想法,另一方面有些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出不同的类似的东西,也很好,我相信这是一个大方向,我们下阶段一定要建设这个东西,不能总是拿别人的刀枪解决问题。
(实习记者李超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