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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这一名字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是连在一起的。余华早期创作的文学世界充斥着暴力、血腥、死亡，他以其“冷漠叙述”在文坛上独树一帜。读他的作品就如掉在冰窖里，甚至令人毛骨悚然，而这仅仅是读者对余华小说的感性触动此外，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表象背后所蕴涵着丰富意义的文学世界，以期对社会、人性等作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死亡；暴力；颠覆；历史相关；人生相关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43-03
余华的前期小说创造了一个梦魇般的文学世界，他通过不动声色、冷漠甚至残酷的叙述方式将现实中的大丑大恶叙述出来，引起读者的警觉和深深的思索。正如鲁迅所说的：”醒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赖皮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赖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进……“残酷太多便使得人们的感觉麻木了，以至意识不到残酷的存在。文学有义务使人们恢复那种已经失去了的感觉，这是文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余华前期小说中众多的“死亡”、“暴力”意象和冷漠的叙述风格恰如当头一棒，使读者感到震惊而不至放弃进一步的理解。余华通过反常规的艺术表现手法制造一种疏离效果，使得读者麻木的感觉受刺激从而恢复对残酷的感觉。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读者的一种普遍困惑—余华—方面似乎迷醉于对非人性的描写，一方面又热衷于对正常人性的呼唤。这看似矛盾的两面统一于艺术的领域，余华一方面用艺术的手法将人性人生肢解得七零八落，同时又以艺术的手腕引导人们重返完整人性、完善人生之路。从这个角度出发，余华对死亡、暴力的沉迷可称为一种有意味的迷醉。
一、细致以致精确的死亡、暴力描写
死亡和暴力是余华早期创作的两大主题，也鲜明地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他的冷漠、客观、残忍的叙述风格，以精微的、一丝不苟的描写，表明阴谋、死亡、谋杀、暴力、血腥以及世界的混乱和悖理，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之恶。他以极端化的风格表达了对生活常理和社会规范的怀疑和颠覆。
1987年发表的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具有“成长小说”的意味，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暴力和欺诈的世界，它反常、乖戾、悖理的生活体验，使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突然脱节和变得异常陌生。《四月三日事件》等小说是《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延伸，进一步展示暴力、残酷的推论。《一九八六年》充满了一股怪异的血腥味道，研究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在妄想中用他过去因研究而得知的古代刑罚施展在自己身上。他是历史的化身，他对自己施加刑罚的同时，也是以具体的暴力手段对“文革”历史进行了摧毁。说到这里，让我觉得更为寒心的则是余华笔下的一群“看客”，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与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疯了以触目惊心的自残重演自己的“文革”记忆时，招来的却只是看客们心满意足的“欣赏”，其自残行为成了娱人耳日的表演行为，这较之暴力、死亡则更为发紫。在《历史与刑罚》中，虽然我们看不到任何与暴力相连的直白的痛苦和血腥气味，替而代之的是被一种极为平静，甚至可理解为蕴涵诗意的叙述方式所掩盖，在作者的笔下，这仿佛成了妙不可言的天堂般的享受，而读者所感受到的暴力却是不寒而栗。但正是如此，更使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暴力题材的被强化，甚至扭曲。
余华对暴力的叙述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它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以及人的暴力本能予以凸现和放大。表而看来，余华对于暴力的叙述几近痴迷，然而，往纵深引申，便可发现作者对于暴力的叙述并不单纯指暴力本身，而更多的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1988年发表的《现实一种》通常被视为余华早期作品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余华对暴力的思考。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无意的过失打开了暴力的闸门，暴力的洪水波涛汹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狂暴的力量。小说描写山岗的儿子皮皮无意识地摔死了山峰的儿子，山峰盛怒之下一脚踢死了皮皮，山岗于是又用残忍的方式弄死了兄弟山峰，山峰的妻子报案，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最后的尸体被一群医生兴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完全是被盲目的暴力本能所支配和控制，只有无名的暴力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当暴力被激发出来之后，在家族成员之间盲目地循环，超越传统的伦理观念，而将他们变成自己的牺牲品。《现实一种》以一种极端的叙述在人伦关系中这极为重要的兄弟一伦中将暴力的演绎推到了极致，使读者觉得格外触目惊心。余华的毫不动情的态度描写兄弟相残的事实，以冷漠的叙述展示人性的丑恶和内心的狂暴。盲目的暴力构成了余华叙述的核心，而对细节的细致、冷静、一丝不苟的物化描写更加重了这种残酷和压力。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冷漠客观的叙述者，刘叙述不作任何道德情感的干预，只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现场记录，将这个故事不动声色地记录下来。叙述的平静、冷漠、准确与其容的暴力、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小说不动情的客观中性的态度加重了小说阴郁、压抑、令人窒息的气氛。小说有关山岗别出心裁地虐杀山峰，使他狂笑而死的场景的描写，叙述者不刘叙述作任何干预，丝毫不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作价值判断，叙述者仿佛是从天外超然俯视人世间的愚昧与凶残。这种非人性的陌生化的叙述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杀戮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地表现出来。小说中兄弟俩互相残杀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丧子之痛，而且还有一种强烈的、盲目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心理，这种心理探究至人性深处，则是一种人类精神中的暴力倾向。经小说赤裸裸的一番表现，暴力在此便具有了令人震惊的力量。
二、对现实秩序的彻底颠覆
“新时期文学”一个重要的流向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规范不断地挑战和瓦解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其中，先锋小说即是最佳范例。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而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余华小说于先锋小说极具典型性。他早期与现实处于一种极为敌对和不可缓和的紧张关系，他的叙述是一种对于现实秩序的彻底颠覆。在经过了马原的叙事革命之后，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规范彻底瓦解，而传统的经验世界也随之而崩溃。从一般意义上说，先锋派小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是前卫的、激进的、新潮的。“先锋小说”更新了人们的经验，同时也改造了现实。
余华的冷漠叙述极好地实现了对于历史、时间、理性、爱情和伦理的彻底主题性颠覆。同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 之外，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与颠覆性还明显地表现于他所惯常使用的文类性颠覆，即对旧有的文类实行颠覆性戏仿。公案侦探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武侠小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有悠久历史的通俗文类，有着对大众吸引力历久不衰的种种程式，而其传统的价值观由于过于程式化已变得僵化。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故事与古典意味掩饰不住地从叙事中浮现出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期望与结果的分离与冲突。读者期望从《古典爱情》中看到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故事，实际看到的是饿尸遍地、人情险恶，人肉市场的一幕更是将读者心中对故事的美好期待瓦解得支离破碎，于是，期待与结果在这里分道扬镳，读者所获得的审美经验与以往完全不同。
余华的前期小说虽然在外在形式上模拟了传统的小说样式，但刘其内容却进行了全新的“改写”，更确切地说，余华是在传统文学形式中灌注进了现代意识目光下的现实、历史、人生以及人物内心最隐蔽的精神活动，从而形成了形式与内容之问的反差与不协调，造成了文体风格上的反讽效果与对“传统”小说样式的戏拟。《鲜血梅花》是对传统的武侠小说的戏拟，标题陈腐，一如情节公式，却是一种没有武打的武侠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对流浪汉小说文学题材的戏拟，欺诈与暴力充斥其间；《古典爱情》是对经典才子佳人小说的戏拟，在这部作品中缠绵悱侧的传统情节是不存在的。以《鲜血梅花》为例，这一小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通俗小说的形式特征，采用了武侠小说中为父复仇主题相关的经典情节(如阮海阔遵循母亲的遗嘱，报杀父之仇，拜访江湖名流人士)，承袭了名山、大河、古寺之类的背景。甚至那把神奇的梅花剑，黑针大侠可以化作暗器的满头黑发，胭脂女那满身可以致人于死地的花粉，也丝毫不逊于武侠名家的传统丰富的想象力，表而看来，《鲜血梅花》是一篇彻头彻尾的武侠小说，但从作家对阮海阔复仇过程的种种偶然性的强调看，从作家的遣词造句看(作品中屡次出现虚无、渺小、毫无目标、寻找如何去死等词句)，这一完全合乎武侠小说叙述模式的小说已蜕去了其传统形式的伦理色彩。没有一丝武艺的阮海阔别无遗择地接受了母亲的旨意上路，被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不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目的是什么，但寻找仇人的旅程使他的生命充满欲望，生命得以延续，而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使他迟迟不能接近仇人。当阮海阔精疲力竭感到目的就要来临时，他的仇人已不存在于世。这时阮海阔除了而刘苍茫往事追忆逝水华年之外，剩下的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死。这样，传统故事与现代意蕴作为两种异质就同时并存于一个文本之中，二者互相排斥，又互相渗透，产生出较大的艺术张力。
余华的作品往往还以一种极端实验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暴力的演示，它不关心暴力具体的起源、动机和历史，而是关注暴力的逻辑和关系结构。在《现实一种》中，暴力的行为完全是偶然的，非理性的，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反映。这些暴力没有任何来由，它是白发的，是不可控制的非理性力量。这也是《现实一种》和传统作品对于暴力描写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三、对死亡、暴力迷醉的原因探究
余华的创作体现出他对暴力和死亡的沉迷和欣赏，这往往是令人感到费解的。从文学世界和经验世界的相关性来考察，余华的前期小说创作可分为与历史相关和人生相关的两大系列。
许多人都将“先锋文学”的暴力叙述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杨小滨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必须看作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伤痕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如果忽略了文化大革命的话语体系。研究中国先锋文学将是徒劳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正是话语暴力对心灵的震撼最强烈的时期。……文革话语于是留下了精神创伤的记忆痕迹，但不是一般的记忆，因为它始终保持在无意识中。”倪伟说：“正是暴力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记忆，使得余华的笔端有意无意的流泻出汹涌澎湃般的暴力。”因此，“先锋小说”被视为是对那种狂乱、暴虐、充满恐怖和压抑的经验的一种宣泄和抒发。虽然王蒙他们这一代作家经过了文革，但是，对于“文革”暴力的表现却不是他们所完成的，而恰恰是余华这样一些没有直接经历文革的作家来表现文革暴力的，余华是伴随着“文革”一起长大的，“文革”中的种种暴力行为(包括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等)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更多地属于与有历史相关的系列。《一九八六年》写了一个在“文革”中失踪的历史教员在十几年如烟往事过去之后，又回到了叫“烟”的小镇，他常常处在幻觉中，并不断地受到各种幻觉的折磨，他好象成了刽子手，毫不手软地在自己身上轮番施行各种酷刑。作家的笔不断地在十几年前的往事与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游移。《往事与刑罚》写陌生人接到“速回”的电报，从1990年返回“现在”会见了刑罚专家，并与刑罚专家一起不断地回忆起五个时间及五种同时问联系在一起的对人体进行肢解的刑罚。显然，这两个充满梦魇气息的作品，同当代一段特殊的恶梦般的异化历史有关联。一定程度上，《一九八六年》可以看作是伤痕文学，浩劫成了历史，小镇已是春天，但历史的阴影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余华以最强烈的感官刺激对记忆中的历史作了寓言化的描写。在《往事与刑罚》中，余华并不注重对人物精神进行肢解的过程的叙述，而是让人物一上场就自然地操刀对自己的肉体进行伤害，这应当是有其特定意义的。这一方面避免了陷入伤痕文学的控诉模式。另一方面，冷调叙述和人物难以理喻的列肉体进行肢解的精神可以造成一种疏离效果，从而让读者警醒，从作品中体会出人物所曾受到的精神刑罚。从这个角度来说，余华的这两个作品是更为艺术化地写出了人们在当代一段特殊时期所遭受的“外伤”和“内伤”。
当余华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涉及到相关的人生经历，从而深入列人性的思考，于是乎，就创作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等系列小说。结合余华的前期小说来看，余华的私人经验和个体心理对其创作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余华的家庭是一个医生家庭，事业型的父母没有给余华带来童年的温暖和关爱，留给余华童年的回忆是：父母常把他和哥哥关在家里，而哥哥又常欺负他。余华从小就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小学四年级时，他们的家搬到了太平间的对面，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使得余华在面对鲜血和死亡时心情变得异常的平静与坦然。他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瞑，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以《四月三日事件》为例，《四月三日事件》写“他”在即将进入18岁生日(即4月3日)前的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他是一个类似鲁迅笔下的狂人的迫害症妄想者，他总感到父母及周围的人要谋害他，最后在4月3日前一天逃离了自己居住的小镇，并在最后一刻想起了每天趴在窗口吹口琴的邻居在18岁时得黄疸肝炎死去了。值得注意的是，4月3日正是余华的生日。从余华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尤其是从小时候的生活以至后来的牙医生涯，使得他对家庭的束缚有很强烈的感受。余华的渴望自由首先是渴望从家庭束缚中摆脱出来，在他后来的弃医从文，我们便可以视之为对家庭束缚的强烈反抗。最终，当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的余华自觉到自己是家庭的不和谐因素时，他便令人吃惊地产生了类似于《四月三日事件》中“他”的那种感觉。
当然影响一个作家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家庭、职业、想像力、阅读经验以及所处的时代、社会等等。从任何一方面作出解释都只是得到部分视观。这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余华的影像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有待我们作更广泛的思考。
总之，余华的前期小说创造了一个梦魇般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的成形融合进了作家对社会、历史、人性的富有个人色彩的思考及其独特的人生体验，正因如此，它便得以成功地闪现出耀人的光辉。
责任编辑：刘 皓
关键词：死亡；暴力；颠覆；历史相关；人生相关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43-03
余华的前期小说创造了一个梦魇般的文学世界，他通过不动声色、冷漠甚至残酷的叙述方式将现实中的大丑大恶叙述出来，引起读者的警觉和深深的思索。正如鲁迅所说的：”醒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赖皮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赖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进……“残酷太多便使得人们的感觉麻木了，以至意识不到残酷的存在。文学有义务使人们恢复那种已经失去了的感觉，这是文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余华前期小说中众多的“死亡”、“暴力”意象和冷漠的叙述风格恰如当头一棒，使读者感到震惊而不至放弃进一步的理解。余华通过反常规的艺术表现手法制造一种疏离效果，使得读者麻木的感觉受刺激从而恢复对残酷的感觉。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读者的一种普遍困惑—余华—方面似乎迷醉于对非人性的描写，一方面又热衷于对正常人性的呼唤。这看似矛盾的两面统一于艺术的领域，余华一方面用艺术的手法将人性人生肢解得七零八落，同时又以艺术的手腕引导人们重返完整人性、完善人生之路。从这个角度出发，余华对死亡、暴力的沉迷可称为一种有意味的迷醉。
一、细致以致精确的死亡、暴力描写
死亡和暴力是余华早期创作的两大主题，也鲜明地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他的冷漠、客观、残忍的叙述风格，以精微的、一丝不苟的描写，表明阴谋、死亡、谋杀、暴力、血腥以及世界的混乱和悖理，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之恶。他以极端化的风格表达了对生活常理和社会规范的怀疑和颠覆。
1987年发表的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具有“成长小说”的意味，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暴力和欺诈的世界，它反常、乖戾、悖理的生活体验，使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突然脱节和变得异常陌生。《四月三日事件》等小说是《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延伸，进一步展示暴力、残酷的推论。《一九八六年》充满了一股怪异的血腥味道，研究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在妄想中用他过去因研究而得知的古代刑罚施展在自己身上。他是历史的化身，他对自己施加刑罚的同时，也是以具体的暴力手段对“文革”历史进行了摧毁。说到这里，让我觉得更为寒心的则是余华笔下的一群“看客”，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与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疯了以触目惊心的自残重演自己的“文革”记忆时，招来的却只是看客们心满意足的“欣赏”，其自残行为成了娱人耳日的表演行为，这较之暴力、死亡则更为发紫。在《历史与刑罚》中，虽然我们看不到任何与暴力相连的直白的痛苦和血腥气味，替而代之的是被一种极为平静，甚至可理解为蕴涵诗意的叙述方式所掩盖，在作者的笔下，这仿佛成了妙不可言的天堂般的享受，而读者所感受到的暴力却是不寒而栗。但正是如此，更使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暴力题材的被强化，甚至扭曲。
余华对暴力的叙述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它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以及人的暴力本能予以凸现和放大。表而看来，余华对于暴力的叙述几近痴迷，然而，往纵深引申，便可发现作者对于暴力的叙述并不单纯指暴力本身，而更多的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1988年发表的《现实一种》通常被视为余华早期作品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余华对暴力的思考。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无意的过失打开了暴力的闸门，暴力的洪水波涛汹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狂暴的力量。小说描写山岗的儿子皮皮无意识地摔死了山峰的儿子，山峰盛怒之下一脚踢死了皮皮，山岗于是又用残忍的方式弄死了兄弟山峰，山峰的妻子报案，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最后的尸体被一群医生兴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完全是被盲目的暴力本能所支配和控制，只有无名的暴力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当暴力被激发出来之后，在家族成员之间盲目地循环，超越传统的伦理观念，而将他们变成自己的牺牲品。《现实一种》以一种极端的叙述在人伦关系中这极为重要的兄弟一伦中将暴力的演绎推到了极致，使读者觉得格外触目惊心。余华的毫不动情的态度描写兄弟相残的事实，以冷漠的叙述展示人性的丑恶和内心的狂暴。盲目的暴力构成了余华叙述的核心，而对细节的细致、冷静、一丝不苟的物化描写更加重了这种残酷和压力。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冷漠客观的叙述者，刘叙述不作任何道德情感的干预，只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现场记录，将这个故事不动声色地记录下来。叙述的平静、冷漠、准确与其容的暴力、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小说不动情的客观中性的态度加重了小说阴郁、压抑、令人窒息的气氛。小说有关山岗别出心裁地虐杀山峰，使他狂笑而死的场景的描写，叙述者不刘叙述作任何干预，丝毫不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作价值判断，叙述者仿佛是从天外超然俯视人世间的愚昧与凶残。这种非人性的陌生化的叙述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杀戮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地表现出来。小说中兄弟俩互相残杀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丧子之痛，而且还有一种强烈的、盲目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心理，这种心理探究至人性深处，则是一种人类精神中的暴力倾向。经小说赤裸裸的一番表现，暴力在此便具有了令人震惊的力量。
二、对现实秩序的彻底颠覆
“新时期文学”一个重要的流向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规范不断地挑战和瓦解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其中，先锋小说即是最佳范例。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而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余华小说于先锋小说极具典型性。他早期与现实处于一种极为敌对和不可缓和的紧张关系，他的叙述是一种对于现实秩序的彻底颠覆。在经过了马原的叙事革命之后，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规范彻底瓦解，而传统的经验世界也随之而崩溃。从一般意义上说，先锋派小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是前卫的、激进的、新潮的。“先锋小说”更新了人们的经验，同时也改造了现实。
余华的冷漠叙述极好地实现了对于历史、时间、理性、爱情和伦理的彻底主题性颠覆。同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 之外，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与颠覆性还明显地表现于他所惯常使用的文类性颠覆，即对旧有的文类实行颠覆性戏仿。公案侦探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武侠小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有悠久历史的通俗文类，有着对大众吸引力历久不衰的种种程式，而其传统的价值观由于过于程式化已变得僵化。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故事与古典意味掩饰不住地从叙事中浮现出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期望与结果的分离与冲突。读者期望从《古典爱情》中看到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故事，实际看到的是饿尸遍地、人情险恶，人肉市场的一幕更是将读者心中对故事的美好期待瓦解得支离破碎，于是，期待与结果在这里分道扬镳，读者所获得的审美经验与以往完全不同。
余华的前期小说虽然在外在形式上模拟了传统的小说样式，但刘其内容却进行了全新的“改写”，更确切地说，余华是在传统文学形式中灌注进了现代意识目光下的现实、历史、人生以及人物内心最隐蔽的精神活动，从而形成了形式与内容之问的反差与不协调，造成了文体风格上的反讽效果与对“传统”小说样式的戏拟。《鲜血梅花》是对传统的武侠小说的戏拟，标题陈腐，一如情节公式，却是一种没有武打的武侠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对流浪汉小说文学题材的戏拟，欺诈与暴力充斥其间；《古典爱情》是对经典才子佳人小说的戏拟，在这部作品中缠绵悱侧的传统情节是不存在的。以《鲜血梅花》为例，这一小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通俗小说的形式特征，采用了武侠小说中为父复仇主题相关的经典情节(如阮海阔遵循母亲的遗嘱，报杀父之仇，拜访江湖名流人士)，承袭了名山、大河、古寺之类的背景。甚至那把神奇的梅花剑，黑针大侠可以化作暗器的满头黑发，胭脂女那满身可以致人于死地的花粉，也丝毫不逊于武侠名家的传统丰富的想象力，表而看来，《鲜血梅花》是一篇彻头彻尾的武侠小说，但从作家对阮海阔复仇过程的种种偶然性的强调看，从作家的遣词造句看(作品中屡次出现虚无、渺小、毫无目标、寻找如何去死等词句)，这一完全合乎武侠小说叙述模式的小说已蜕去了其传统形式的伦理色彩。没有一丝武艺的阮海阔别无遗择地接受了母亲的旨意上路，被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不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目的是什么，但寻找仇人的旅程使他的生命充满欲望，生命得以延续，而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使他迟迟不能接近仇人。当阮海阔精疲力竭感到目的就要来临时，他的仇人已不存在于世。这时阮海阔除了而刘苍茫往事追忆逝水华年之外，剩下的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死。这样，传统故事与现代意蕴作为两种异质就同时并存于一个文本之中，二者互相排斥，又互相渗透，产生出较大的艺术张力。
余华的作品往往还以一种极端实验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暴力的演示，它不关心暴力具体的起源、动机和历史，而是关注暴力的逻辑和关系结构。在《现实一种》中，暴力的行为完全是偶然的，非理性的，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反映。这些暴力没有任何来由，它是白发的，是不可控制的非理性力量。这也是《现实一种》和传统作品对于暴力描写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三、对死亡、暴力迷醉的原因探究
余华的创作体现出他对暴力和死亡的沉迷和欣赏，这往往是令人感到费解的。从文学世界和经验世界的相关性来考察，余华的前期小说创作可分为与历史相关和人生相关的两大系列。
许多人都将“先锋文学”的暴力叙述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杨小滨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必须看作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伤痕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如果忽略了文化大革命的话语体系。研究中国先锋文学将是徒劳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正是话语暴力对心灵的震撼最强烈的时期。……文革话语于是留下了精神创伤的记忆痕迹，但不是一般的记忆，因为它始终保持在无意识中。”倪伟说：“正是暴力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记忆，使得余华的笔端有意无意的流泻出汹涌澎湃般的暴力。”因此，“先锋小说”被视为是对那种狂乱、暴虐、充满恐怖和压抑的经验的一种宣泄和抒发。虽然王蒙他们这一代作家经过了文革，但是，对于“文革”暴力的表现却不是他们所完成的，而恰恰是余华这样一些没有直接经历文革的作家来表现文革暴力的，余华是伴随着“文革”一起长大的，“文革”中的种种暴力行为(包括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等)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更多地属于与有历史相关的系列。《一九八六年》写了一个在“文革”中失踪的历史教员在十几年如烟往事过去之后，又回到了叫“烟”的小镇，他常常处在幻觉中，并不断地受到各种幻觉的折磨，他好象成了刽子手，毫不手软地在自己身上轮番施行各种酷刑。作家的笔不断地在十几年前的往事与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游移。《往事与刑罚》写陌生人接到“速回”的电报，从1990年返回“现在”会见了刑罚专家，并与刑罚专家一起不断地回忆起五个时间及五种同时问联系在一起的对人体进行肢解的刑罚。显然，这两个充满梦魇气息的作品，同当代一段特殊的恶梦般的异化历史有关联。一定程度上，《一九八六年》可以看作是伤痕文学，浩劫成了历史，小镇已是春天，但历史的阴影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余华以最强烈的感官刺激对记忆中的历史作了寓言化的描写。在《往事与刑罚》中，余华并不注重对人物精神进行肢解的过程的叙述，而是让人物一上场就自然地操刀对自己的肉体进行伤害，这应当是有其特定意义的。这一方面避免了陷入伤痕文学的控诉模式。另一方面，冷调叙述和人物难以理喻的列肉体进行肢解的精神可以造成一种疏离效果，从而让读者警醒，从作品中体会出人物所曾受到的精神刑罚。从这个角度来说，余华的这两个作品是更为艺术化地写出了人们在当代一段特殊时期所遭受的“外伤”和“内伤”。
当余华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涉及到相关的人生经历，从而深入列人性的思考，于是乎，就创作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等系列小说。结合余华的前期小说来看，余华的私人经验和个体心理对其创作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余华的家庭是一个医生家庭，事业型的父母没有给余华带来童年的温暖和关爱，留给余华童年的回忆是：父母常把他和哥哥关在家里，而哥哥又常欺负他。余华从小就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小学四年级时，他们的家搬到了太平间的对面，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使得余华在面对鲜血和死亡时心情变得异常的平静与坦然。他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瞑，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以《四月三日事件》为例，《四月三日事件》写“他”在即将进入18岁生日(即4月3日)前的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他是一个类似鲁迅笔下的狂人的迫害症妄想者，他总感到父母及周围的人要谋害他，最后在4月3日前一天逃离了自己居住的小镇，并在最后一刻想起了每天趴在窗口吹口琴的邻居在18岁时得黄疸肝炎死去了。值得注意的是，4月3日正是余华的生日。从余华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尤其是从小时候的生活以至后来的牙医生涯，使得他对家庭的束缚有很强烈的感受。余华的渴望自由首先是渴望从家庭束缚中摆脱出来，在他后来的弃医从文，我们便可以视之为对家庭束缚的强烈反抗。最终，当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的余华自觉到自己是家庭的不和谐因素时，他便令人吃惊地产生了类似于《四月三日事件》中“他”的那种感觉。
当然影响一个作家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家庭、职业、想像力、阅读经验以及所处的时代、社会等等。从任何一方面作出解释都只是得到部分视观。这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余华的影像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有待我们作更广泛的思考。
总之，余华的前期小说创造了一个梦魇般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的成形融合进了作家对社会、历史、人性的富有个人色彩的思考及其独特的人生体验，正因如此，它便得以成功地闪现出耀人的光辉。
责任编辑：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