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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人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国泰民安的伟大时期,就物质财富的充裕而言,已超越了文景、贞观和康乾雍等历史盛世。
思考未来30年,也多少让我们心中有某种不确定性,好梦会有梦醒时分吗?我将违背在《英才》开设专栏以来的数字式冷峻,使用感性甚至直觉来陈述,在梦醒系列文章之后,我会与诸位读者就此告别。
30年好梦我们收获了物质,可能同时也失去了精神家园。中国人并非没有精神家园,例如我们从来是求大统、反分裂或分治的,我们使用中华或者华夏这样的国族概念来淡化民族差异,我们强调达则兼济、穷则慎独,来区分入世出世的士人精神,我们遵从老吾老,幼吾幼的次序与和谐。
但是30年来,传统的精神家园已基本丧失了,五四以后的舶来主义也光环不再。当代中国人在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状态的迷茫甚至猥琐是显而易见的,这集中体现在对工业奢侈品的追求,以及对英语不甚了了却常常冒出些英文词汇的流行病上。
也许为获得物质财富,我们付出的代价已过于沉重,不能坚定地自我认同文化道德根源的族群,更接近一盘散沙。
30年好梦我们并未曾改变世界秩序。二战以来,人口过亿的国家最终走上富裕国家道路的只有三个,即日本、俄罗斯和巴西,真正的新兴国家可能只有巴西,其余新富皆为小国。原因在于富裕小国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遵循者而不是挑战者。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也不例外。
中国在联合国、WTO、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地位、中国的军事和外交都堪称遵守既有世界秩序的模范生。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已经是个无法躲闪在全球视线之外的大块头,西方国家是否相信中国将继续遵守而不是冲击或挑战这样的秩序?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是否愿意屈就这样的国际定位?就中国和世界的互动而言,中国在经济肌肉上是个成人般的大块头,但其爆发力和耐久力仍未定,心智也似乎并不老练成熟。中国改进了自己,但可能并未改变世界,也可能未能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成见。
30年好梦有多少是可以复制到未来的?中国是幸运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归结为开放、改革、人口和资源四大因素。现在看来,开放红利、改革红利、人口和资源红利都在逐渐衰减之中。未来,强大的基础设施体系、门类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相对优良的人力资源积蓄,仍可能推动中国经济,但是否存在可以无条件复制和沿用到未来30年的成功经验?现在还看不到。
中国未来需要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靠摸着石头过河度过了30年,但目前仍然没有比“摸论”“猫论”更高明的清晰路线图,能帮助我们走向未来30年。
30年来,政府还存有多少励精图治的精神?历史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往往发生在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时。例如“四个现代化”带来的国库空虚、1989-1994期间的体制复归和经济低迷,都是随后体制变革的重要诱因。中央政府30年来积累的雄厚财力,可能五千年来无出其右——外汇储备、国有资产、国有金融资产,以及海洋矿产森林等资源,恐怕总计数以三五百万亿计。
但这种雄厚财力,既可能在政府改革“攻坚战”时吸纳社会振荡的缓冲,也可能成为锦涛同志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上所批评的难以锐意改革的懈怠根源。
从前30年看后30年,你看到富裕群体在移民,看到中低收入阶层除了工薪仍然难觅财产性收入,你看到国民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担心,你看到人民币对内不断贬值却对外持续坚挺,你看到权贵、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沟通流动在弱化。你在多大程度上对未来30年有过去30年一样的热情、信念和进取?理想主义和理想一同远去了,功利主义携物质洪流滚滚而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会否梦醒?抬头看血色夕阳,寒鸦飞掠而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思考未来30年,也多少让我们心中有某种不确定性,好梦会有梦醒时分吗?我将违背在《英才》开设专栏以来的数字式冷峻,使用感性甚至直觉来陈述,在梦醒系列文章之后,我会与诸位读者就此告别。
30年好梦我们收获了物质,可能同时也失去了精神家园。中国人并非没有精神家园,例如我们从来是求大统、反分裂或分治的,我们使用中华或者华夏这样的国族概念来淡化民族差异,我们强调达则兼济、穷则慎独,来区分入世出世的士人精神,我们遵从老吾老,幼吾幼的次序与和谐。
但是30年来,传统的精神家园已基本丧失了,五四以后的舶来主义也光环不再。当代中国人在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状态的迷茫甚至猥琐是显而易见的,这集中体现在对工业奢侈品的追求,以及对英语不甚了了却常常冒出些英文词汇的流行病上。
也许为获得物质财富,我们付出的代价已过于沉重,不能坚定地自我认同文化道德根源的族群,更接近一盘散沙。
30年好梦我们并未曾改变世界秩序。二战以来,人口过亿的国家最终走上富裕国家道路的只有三个,即日本、俄罗斯和巴西,真正的新兴国家可能只有巴西,其余新富皆为小国。原因在于富裕小国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遵循者而不是挑战者。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也不例外。
中国在联合国、WTO、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地位、中国的军事和外交都堪称遵守既有世界秩序的模范生。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已经是个无法躲闪在全球视线之外的大块头,西方国家是否相信中国将继续遵守而不是冲击或挑战这样的秩序?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是否愿意屈就这样的国际定位?就中国和世界的互动而言,中国在经济肌肉上是个成人般的大块头,但其爆发力和耐久力仍未定,心智也似乎并不老练成熟。中国改进了自己,但可能并未改变世界,也可能未能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成见。
30年好梦有多少是可以复制到未来的?中国是幸运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归结为开放、改革、人口和资源四大因素。现在看来,开放红利、改革红利、人口和资源红利都在逐渐衰减之中。未来,强大的基础设施体系、门类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相对优良的人力资源积蓄,仍可能推动中国经济,但是否存在可以无条件复制和沿用到未来30年的成功经验?现在还看不到。
中国未来需要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靠摸着石头过河度过了30年,但目前仍然没有比“摸论”“猫论”更高明的清晰路线图,能帮助我们走向未来30年。
30年来,政府还存有多少励精图治的精神?历史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往往发生在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时。例如“四个现代化”带来的国库空虚、1989-1994期间的体制复归和经济低迷,都是随后体制变革的重要诱因。中央政府30年来积累的雄厚财力,可能五千年来无出其右——外汇储备、国有资产、国有金融资产,以及海洋矿产森林等资源,恐怕总计数以三五百万亿计。
但这种雄厚财力,既可能在政府改革“攻坚战”时吸纳社会振荡的缓冲,也可能成为锦涛同志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上所批评的难以锐意改革的懈怠根源。
从前30年看后30年,你看到富裕群体在移民,看到中低收入阶层除了工薪仍然难觅财产性收入,你看到国民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担心,你看到人民币对内不断贬值却对外持续坚挺,你看到权贵、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沟通流动在弱化。你在多大程度上对未来30年有过去30年一样的热情、信念和进取?理想主义和理想一同远去了,功利主义携物质洪流滚滚而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会否梦醒?抬头看血色夕阳,寒鸦飞掠而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