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俊同志是位大学教授，博古通今，识兼中外，可谓学富五车、胸藏万卷。他不仅擅于学术研究，而且长于诗文创作。张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在职时，创作只能作为业余爱好;退休后，则全力投入诗文写作，饱享写书出书之乐。唐代白居易晚年有诗道：“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诗解》）张教授致力于诗论研究，沉迷于诗文创作，虽然硕果累累，却都不是为了求取声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重利轻文。即使佳作连连，也不大可能声名鹊起、一夜走红。恰如诗圣杜甫诗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即然如此，那就不能奢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更大声誉。借用两句古诗：“如今不重文章士，莫把文章夸向人。”
　　然而，张教授仍然乐此不疲。难道写作会有利可图吗？非也。诗仙李白也有诗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现代社会有所进步，诗文偶尔或有稿酬，尽管微不足道，倒也聊胜于无。但如依此为生，那就难免陷入冻饿;倘若赖以发财致富，则更是缘木求鱼，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唐代司空图说：“自古诗人少显荣，逃名何用更爱名。”（《白菊三首》）显赫荣耀，轮不到诗人;尊崇富贵，数不上论者。纵然著作等身、汗牛充栋，也照样穷困潦倒，贫寒相伴，即所谓“千首富，不救一生贫”（宋戴复古《望江南》）宋代陆游诗说：“诗家事业君休问，不独穷人亦瘦人。”（《对镜》）由于勤奋笔耕，累得形销骨立、体瘦如柴，诗人文伯多半只能困厄终生。
　　显而易见，张教授沉于写作，既不是为着求名，也不是希图谋利，而是因为他热爱教育事业，钟情诗文艺术，为了传播知识，宣扬真理。退休之后，他虽然不再教书，但是育人工作从未稍停，只是方式略有改变：不在教室里授课，而在研讨班讲座，或在报刊上发表高论;传授对象也有不同，不再限于莘莘学子，而扩大到了芸芸众生，诗词老人、普通作者居多。
　　文人爱文，犹如战士爱枪。农民爱地，顺理成章，天经地义。更何况张教授爱诗成癖，为文入迷，已经到了如醉如痴、欲罢不能的地步。而且写作虽然苦不堪言，却也乐在其中、妙不可言。尤其是人到老年，依然能够文思似水、佳作如泉，所谓“不堪岁月如流水，赖有文章似涌泉”，实在是种幸福，自然让人甘之如饴、乐不可支。古人都有这种体验：“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唐郑谷《静吟》）“诗万首，酒千觞，何曾着眼看侯王。”（南宋朱敦儒《鹧鸪天》）“高声味一篇，悦若与神遇。”（白居易《山中独吟》……有此乐趣，谁肯弃之？！
　　如今，张教授已年过八十，却照旧身强笔健，诗兴还浓，文思尚酣，仍处于“身处无余事，唯应笔研劳”（唐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之际，时不时地便有论发于心中。文成笔下，吐纳珠玉之声;动天动地就会吟出肺腑，诗凝纸上，舒卷风云之声。现在，张教授将其诗文汇编成集，真可谓穷毕生之力，极笔墨之初，建诗文之厦，为美丽之观。尽管其学术范围广泛、研究内容丰富、创作诗词众多，还是其诗学理论。文章超过千篇，心血耗尽半生。其文，说理透彻、深刻，见解新颖、独到，既有学术性，又有实践性，堪称锵金铿玉，能够震聋发聩，可以医愚启智、雅俗共赏。
　　张教授的诗学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微宏兼备、古今结合、中外交融。所谓微宏兼备，即他谈诗论艺，往往能從微观分析入手，引申至宏观阐述;也就是将具体议题的微观层面，升华为理论阐述的宏观把握。如他赏析具体诗歌作品的一趣一味和一技一艺，由此论说诗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把作品剖析与理论阐释联系起来，让人以小见大，由微知宏。如同观赏一雕栏、一画础的细部，从而领略一大厦、一高阁的全貌。所谓古今结合，即他善于将古典诗论和当代诗学结合起来。我国历代诗话、词话、曲话、艺话等等多不胜数，论诗谈艺，遗产丰富，只是大都属于片言只语，零缣散珠，不成系统。张其俊教授十分重视继承开拙这份宝贵资源，能够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思维，对之进行认真研究，汲取古典之精髓，熔为现代之诗学;也就是将我国的古典诗说予以当代化。所谓中外交融，即他努力学习、借鉴外国诗论、文论的优长，并与我国古今诗论对比考量，去伪存真，删繁就简，批判借鉴，取长补短，引进外国之精华，铸成中国之诗学;也就是把外国的诗歌理论加以中国化。可以说，张教授在微宏兼备，古今结合、中外交融方面，为中华民族诗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做了有益探讨，取得了可喜成果和重要创获，能够自成一家之说。
　　总而言之，张其俊教授的诗学研究富于理论勇气和学术价值，令人钦佩，应予重视！
　　2019年4月21日至28日于浙江杭州创作之家
　　（丁国成，原任中国作家协会五、六届全委委员，《诗刊》常务副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常务副主编，《诗国》主编。现为中国作协九届名誉委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编审，享有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