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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新闻发布制度角度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还存在欠缺,新闻发布的时效性不能得到保证。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加强了与媒体的合作,对媒体报道进行了理性的政治控制,并运用主流媒体设置议程,充分显示出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为政府新闻执政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危机管理 新闻执政力 新闻发言人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级特大地震。在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通过全方位、对途径的宣传方式,向国内外人民发布了与地震有关的真实而权威的信息。从政府新闻执政力的角度来看,汶川地震事件对我国政府新闻执政力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
从新闻发布制度角度,分析政府新闻执政力现状
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方面。作为专业性人才,新闻发言人具有职业化的特点。从目前我国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大多数新闻发言人同时还兼任着这些部门综合司(局)的其他职位,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是兼职人员而非专职人员。通常,新闻发言人都是由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或者“副职”领导型官员担任的,在新闻工作方面,他们没有与新闻媒体接触的经验,更没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由于工作事务繁忙,他们不但不能任何时候都能够面对媒体,更没有充足的时间对社会和媒体需要的信息进行搜集和研究。虽然,官员对本部门的工作情况更为了解,对相关政策认识水平也比较高,但是,他们大都缺乏系统的新闻学的知识和训练,甚至与媒体沟通方面的能力也比较欠缺。因此,我国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上存在着官位浓厚的缺点,导致在新闻发布工作的展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同时,也阻碍了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因而,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我国存在着信息控制和新闻自由的冲突。从对外的新闻发布上看,我国目前的机制已经相当完整,然而,从对内的新闻发布上看,我国目前的机制还存在着众多不足,特别是间隔时间过长是我国新闻发布机制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极强的政治敏感性是突发事件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是,有的新闻发言人为了能够稳定人民情绪,通常在回答一些敏感问题和重要问题时遮遮掩掩,缺乏真诚、不够直率。在我国,某些危机信息发布的具体操作权由政府掌握,发布关键性信息的多少是由政府自主决定的。在面对媒体时,政府新闻发言人要合理把握媒体传达的内容,注意传达方式。当前,政府在应对消息的轻重缓急的处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对公共危机的平息、对政府形象的树立以及发挥新闻执政力的方式、途径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欠完善之处。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发生对某些信息进行适度的控制和保密的现象。出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适度地、合理地对信息进行控制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自由和对危机信息的控制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于新闻发布制度之中,在不侵犯公民知情权的前提下,对有害信息合理地、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原则得到保证,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和行政合法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新闻发布的时效性不能得到保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不断增多,网络、手机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可以迅速传播。因此,突发事件发生后,很多小道消息可以通过种种传播途径在人际间迅速传播。现代的草根性信息,以网络、手机为媒介,不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在人际间广为传播,使各类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扩大,严重的甚至会将局部恐慌扩散为全局性恐慌,进而引发深层危机。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来自政府的信息发布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由于政府新闻发布网络建构还不完善,导致可靠的、来自官方渠道的信息资料在公众中仍比较欠缺。
新闻的发布除了内容全、速度快之外,还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所以,新闻发布会必须在第一时间召开,使新闻发言人的正确信息及时地被人民群众了解。只有以滚动式的新闻发布会及时、权威、真实地对危机信息进行报道,使媒体与社会的沟通加强,才能够使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形象得以提高。
汶川地震新闻发布对政府新闻执政力建设的启示
使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得以加强。多种媒介在灾难信息发布上的作用,在此得以发挥。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以全方位、对途径的方式,例如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网络、新闻发布会、电视等,真实、权威地对地震信息进行了发布。2008年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发出第一则以国家通讯社名义的关于此次地震的报道:“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 在收到中国地震局传真后,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2008年5月12日15时04分对地震的消息进行了插播。同一时间,四川地震的新闻被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接着现场直播报道开始启动。
对受灾现场的24小时直播于2008年5月12日15时20分在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播节目全天候播出,将原有的节目板块打破,使全国上下都能得到准确及时的震情消息。同时,在各个地方电视台,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也不断播出,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对受灾民众的营救。此外,相关政府还通过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布安民信息,以平抚民心。国新办于2008年5月13日14时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对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的总体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于2008年5月13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灾情、救援工作和各方捐助等情况向公众进行了详尽地介绍。
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不同的是,在地震发生后,对于信息和新闻的传播,政府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限制,也没有过多地限制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开放、透明和自由的宽松政策中得到了大大提高。这使得政府在信息公开发布方面的成熟得到全面体现,也使党和政府在运用媒体使自身执政能力的提高得到完全的反映。
对媒体进行理性的政治控制。政府在地震发生后继续强调对新闻媒体的导向控制,这不论是从平衡信息和社会控制为角度,还是从协助政府做好舆论引导为目的媒体发挥信息提供功能为角度来看,都是合理的。对政府与新闻媒体在汶川大地震事件中的互动关系进行透彻地分析后可以看出,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报道程序、内容的选择、报道效果的考虑都是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总之,党的新闻事业原则是新闻媒体所不可逾越的。
以《人民日报》为例来说,它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抗震救灾工作的总体系中也将它的报道工作纳入了。在总体系中,《人民日报》担任着政策议程设置下与社会进行政治沟通的角色,这也决定了其在危机传播中的报道内容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危机应对工作而进行,为新闻舆论的引导做相应的工作转变。
可见,政府对新闻媒体在报道汶川地震信息时进行适度政治控制没有改变,强调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和“纽带”作用没有改变。但是,这种控制是有别于源于意识形态观念的按照“行政逻辑”宣传报道的要求,它更讲求控制形式的多元化和实效性,它对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的要求更倾向于一种框架性的意义、一种宏观的原则,这使得新闻媒体在地震报道中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运用主流媒体设置议程。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引导舆论的角色显得格外重要。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的代表者,危机对政府形象的破坏,在现实上会动摇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体系。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破坏往往会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因此,政府提升新闻执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议程设置将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的宣传作为重塑政府形象、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核心。
在此次地震报道中一个被广泛报道的场景是,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四川灾区接受中外记者的联合采访时向全世界郑重承诺:“在处理突发事件和其他问题时,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温总理通过媒体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的不仅是抗震救灾的信心,更是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的代表者的强调。
此外,在这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媒体关于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几乎主导了公众“想什么”、“怎么想”。“5·12”地震发生后,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报道地震情况,几乎占据了全部的时段和版面。“地震”迅速成为公众谈论和关注的焦点话题。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研究显示:“98.8%的受访者认为报道集中展现政府、部队、社会各界及民间力量齐心协力、共同抗灾,体现军民鱼水情,促进军民团结;98.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有效提高中华民族自信心;98.72%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提高社会凝聚力,提升软实力;97.85%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体现政府的强大应急救援能力;97.0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体现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人权。”可见,政府与媒体在设置议题时都强调了新闻信息传达的是“和谐”与“共助”,而不是“冲突”。
政府的政绩可以从政府有效地应对灾难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使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地得到构建,从而使政治统治服务得以实现。媒体的力量是党和政府显示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有力工具。通过媒体,党和政府可以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力量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拯救灾难的过程中,并使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得以充分展现。(作者为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关键词】危机管理 新闻执政力 新闻发言人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级特大地震。在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通过全方位、对途径的宣传方式,向国内外人民发布了与地震有关的真实而权威的信息。从政府新闻执政力的角度来看,汶川地震事件对我国政府新闻执政力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
从新闻发布制度角度,分析政府新闻执政力现状
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方面。作为专业性人才,新闻发言人具有职业化的特点。从目前我国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大多数新闻发言人同时还兼任着这些部门综合司(局)的其他职位,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是兼职人员而非专职人员。通常,新闻发言人都是由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或者“副职”领导型官员担任的,在新闻工作方面,他们没有与新闻媒体接触的经验,更没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由于工作事务繁忙,他们不但不能任何时候都能够面对媒体,更没有充足的时间对社会和媒体需要的信息进行搜集和研究。虽然,官员对本部门的工作情况更为了解,对相关政策认识水平也比较高,但是,他们大都缺乏系统的新闻学的知识和训练,甚至与媒体沟通方面的能力也比较欠缺。因此,我国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上存在着官位浓厚的缺点,导致在新闻发布工作的展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同时,也阻碍了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因而,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我国存在着信息控制和新闻自由的冲突。从对外的新闻发布上看,我国目前的机制已经相当完整,然而,从对内的新闻发布上看,我国目前的机制还存在着众多不足,特别是间隔时间过长是我国新闻发布机制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极强的政治敏感性是突发事件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是,有的新闻发言人为了能够稳定人民情绪,通常在回答一些敏感问题和重要问题时遮遮掩掩,缺乏真诚、不够直率。在我国,某些危机信息发布的具体操作权由政府掌握,发布关键性信息的多少是由政府自主决定的。在面对媒体时,政府新闻发言人要合理把握媒体传达的内容,注意传达方式。当前,政府在应对消息的轻重缓急的处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对公共危机的平息、对政府形象的树立以及发挥新闻执政力的方式、途径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欠完善之处。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发生对某些信息进行适度的控制和保密的现象。出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适度地、合理地对信息进行控制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自由和对危机信息的控制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于新闻发布制度之中,在不侵犯公民知情权的前提下,对有害信息合理地、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原则得到保证,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和行政合法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新闻发布的时效性不能得到保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不断增多,网络、手机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可以迅速传播。因此,突发事件发生后,很多小道消息可以通过种种传播途径在人际间迅速传播。现代的草根性信息,以网络、手机为媒介,不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在人际间广为传播,使各类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扩大,严重的甚至会将局部恐慌扩散为全局性恐慌,进而引发深层危机。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来自政府的信息发布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由于政府新闻发布网络建构还不完善,导致可靠的、来自官方渠道的信息资料在公众中仍比较欠缺。
新闻的发布除了内容全、速度快之外,还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所以,新闻发布会必须在第一时间召开,使新闻发言人的正确信息及时地被人民群众了解。只有以滚动式的新闻发布会及时、权威、真实地对危机信息进行报道,使媒体与社会的沟通加强,才能够使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形象得以提高。
汶川地震新闻发布对政府新闻执政力建设的启示
使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得以加强。多种媒介在灾难信息发布上的作用,在此得以发挥。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以全方位、对途径的方式,例如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网络、新闻发布会、电视等,真实、权威地对地震信息进行了发布。2008年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发出第一则以国家通讯社名义的关于此次地震的报道:“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 在收到中国地震局传真后,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2008年5月12日15时04分对地震的消息进行了插播。同一时间,四川地震的新闻被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接着现场直播报道开始启动。
对受灾现场的24小时直播于2008年5月12日15时20分在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播节目全天候播出,将原有的节目板块打破,使全国上下都能得到准确及时的震情消息。同时,在各个地方电视台,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也不断播出,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对受灾民众的营救。此外,相关政府还通过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布安民信息,以平抚民心。国新办于2008年5月13日14时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对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的总体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于2008年5月13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灾情、救援工作和各方捐助等情况向公众进行了详尽地介绍。
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不同的是,在地震发生后,对于信息和新闻的传播,政府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限制,也没有过多地限制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开放、透明和自由的宽松政策中得到了大大提高。这使得政府在信息公开发布方面的成熟得到全面体现,也使党和政府在运用媒体使自身执政能力的提高得到完全的反映。
对媒体进行理性的政治控制。政府在地震发生后继续强调对新闻媒体的导向控制,这不论是从平衡信息和社会控制为角度,还是从协助政府做好舆论引导为目的媒体发挥信息提供功能为角度来看,都是合理的。对政府与新闻媒体在汶川大地震事件中的互动关系进行透彻地分析后可以看出,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报道程序、内容的选择、报道效果的考虑都是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总之,党的新闻事业原则是新闻媒体所不可逾越的。
以《人民日报》为例来说,它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抗震救灾工作的总体系中也将它的报道工作纳入了。在总体系中,《人民日报》担任着政策议程设置下与社会进行政治沟通的角色,这也决定了其在危机传播中的报道内容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危机应对工作而进行,为新闻舆论的引导做相应的工作转变。
可见,政府对新闻媒体在报道汶川地震信息时进行适度政治控制没有改变,强调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和“纽带”作用没有改变。但是,这种控制是有别于源于意识形态观念的按照“行政逻辑”宣传报道的要求,它更讲求控制形式的多元化和实效性,它对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的要求更倾向于一种框架性的意义、一种宏观的原则,这使得新闻媒体在地震报道中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运用主流媒体设置议程。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引导舆论的角色显得格外重要。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的代表者,危机对政府形象的破坏,在现实上会动摇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体系。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破坏往往会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因此,政府提升新闻执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议程设置将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的宣传作为重塑政府形象、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核心。
在此次地震报道中一个被广泛报道的场景是,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四川灾区接受中外记者的联合采访时向全世界郑重承诺:“在处理突发事件和其他问题时,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温总理通过媒体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的不仅是抗震救灾的信心,更是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流价值的代表者的强调。
此外,在这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媒体关于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几乎主导了公众“想什么”、“怎么想”。“5·12”地震发生后,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报道地震情况,几乎占据了全部的时段和版面。“地震”迅速成为公众谈论和关注的焦点话题。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研究显示:“98.8%的受访者认为报道集中展现政府、部队、社会各界及民间力量齐心协力、共同抗灾,体现军民鱼水情,促进军民团结;98.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有效提高中华民族自信心;98.72%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提高社会凝聚力,提升软实力;97.85%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体现政府的强大应急救援能力;97.0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体现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人权。”可见,政府与媒体在设置议题时都强调了新闻信息传达的是“和谐”与“共助”,而不是“冲突”。
政府的政绩可以从政府有效地应对灾难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使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地得到构建,从而使政治统治服务得以实现。媒体的力量是党和政府显示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有力工具。通过媒体,党和政府可以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力量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拯救灾难的过程中,并使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得以充分展现。(作者为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