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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异文化”研究为圭皋的人类学研究者在从事对家乡的研究时往往遭遇质疑，其核心焦点在于研究者成为“他者”的可能性、参与程度的多少对于研究进程的影响以及民族志文本书写时所代表的“主体性”。作者的调查经验表明，从事家乡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可以做到在研究中既重回”“自我”又能达到对家乡的客位认知，还要根据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田野改变自己的身份才能将调查顺利进行下去，但其不管用任何身份书写，始终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