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红军东征山西时，指挥攻打晋绥军盘踞的三交镇，不幸牺牲在战场上，到如今已经85年了。85年来，无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陕北的乡亲们都没有忘记刘志丹。我亲眼见过，甚至在上世纪60年代末，陕北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一位吹着唢呐要饭的陕北老汉，吹的曲调仍是《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凄凉之下，非常动情，非常感人。还有一位姓刘的基层干部，当我称呼他“老刘”时，他却一脸正色道：“别叫我老刘，陕北只有一个老刘！”
　　刘志丹陵座落在志丹县，他的陵先后被毁过三次，前两次都是国民党军队在占领了志丹县城以后捣毁的，第三次是“文革”期间被毁的。陕北人听说刘志丹的陵被毁了，真是痛心疾首，提起这个事儿，没有人不摇头叹气的。最后还是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延安来京代表座谈会上讲了话，说刘志丹是好同志，他的像还是要挂。刘志丹的像这才得以重新挂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这也才使陕北的民意得到了些许抚慰和平复。
　　我作为一个曾经为陕北籍老将军当过秘书的军事历史研究者，一个曾在陕北插队的老知青，有时候也琢磨一个问题：刘志丹为什么会在陕北那样深入人心？他为什么能与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倍受打击的情况下还开创了那么一大片革命根据地？以至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无论《大公报》还是《山西民国日报》，都在报道里惊呼：“陕北23个县，县县都有刘志丹的赤匪，其兵力不下5万人。”1935年9月中下旬，这些报纸被长征到哈达铺的毛泽东看到了。当时有人质疑说：陕北能有5万红军吗？毛泽东却欣喜地说：没有5万人有5000人也好，重要的是陕北有我们的根据地！接着，被派往党中央汇报陕北情况、跟着长征队伍走了一路的贾拓夫也证实：陕北的确有红军和根据地。这时候毛泽东的心情，真可以用“喜出望外”这四个字来形容。
　　刘志丹能够成就大事，绝不是偶然的，我想从几个方面说一说。
　　先说政治方面。刘志丹抵制了当时横行一时、危害甚大的“左”倾错误路线。自1931年始，在“左”倾错误执行者的严令之下，各根据地的红军都取消了团以上部队的党委。只有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没有这样做，坚持在团以上的单位都设党委。连队呢，除了指导员以外，还设了一名专职的支部书记。实践证明，效果是非常好的。当时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坚持这样做，有一个明显的益处，就是可以避免或减轻“左”倾路线的危害，特别是避免发生错误的令人痛心的肃反。
　　我们回过头来看，1935年9月以前，在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據地中都没有推行错误的肃反，也没有发生过富田事变、白雀园惨案、抓AB团、打第三党和改组派等等悲剧。在土地革命中，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实行对地主富农给出路的政策，不学苏联。苏联动不动就把地主富农从肉体上消灭，最好的处理结局是“撵走”。而刘志丹他们不这样干。他和他的战友们实行了对地主富农给出路的政策，对地主富农也分一块地，而且把一般的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恶霸区别开来。只要没有劣迹，只要不与共产党作对，就不戴高帽子游街。所以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没有像其他根据地那样使矛盾激化，直到解放战争陕北也没有出现很多的还乡团之类的组织。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曾经在米脂县的杨家沟长住了一段。杨家沟的窑洞条件比较好，从外面看，甚至有欧洲式建筑的造型。窑洞的内部结构也合理，铺地的石板直通窑洞门外，冬天只要在窑洞外烧火，窑洞里面就暖和了。杨家沟全村有200多户地主，却没有一个地主跑到胡宗南的军队去告密，杨家沟这个村离大公路只有10几公里，公路上常有胡宗南的军队通过，卡车、步兵、骑兵来来往往。而毛泽东的警卫部队只有四个连，只要有一个地主跑到公路上去找胡宗南的部队告密，胡宗南部来两个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一个告密的都没有。毛泽东在杨家沟住的时候是安安全全的。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不少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的重要将领云集杨家沟，依然很安全。陕北的庄稼人，对共产党、人民军队的支援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在看不到土地革命前景的情况下，有多少人铁了心跟着刘志丹、谢子长干啊;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在东渡黄河开赴战场的三万多八路军官兵中，陕甘宁边区的子弟兵就有一万多！解放战争中，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全陕北的人民群众拿出了最后一粒小米，装进羊毛口袋用毛驴驮着送往前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榆林没能打下来，陕北人民群众并无怨言。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多次说过：陕北人民是真金子啊！这可以看作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叹。
　　再说军事方面。刘志丹的主要战术就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围城打援等等。他从不强拼硬攻死守，也不搞把敌军挡在根据地之外那一套。总是看准破绽抓住战机再打。
　　著名的刘志丹“太白收枪”战例，就发生在甘肃东部合水县的太白镇。这个太白镇距离陕北的富县（当初写作鄜县）也很近，坐落在两省两县的边缘。刘志丹看好这个“两不管”的地界，于1930年9月在太白镇用借粮草的巧计将民团头子击毙，俘虏了全部团丁，缴获了60余支枪。刘志丹部队无一伤亡。此战没有代价影响却非常大，共产党、刘志丹的消息在两个省不胫而走。
　　我插队的宜川县有一个英旺镇，上世纪30年代在地图上是找不到英旺镇的，因为英旺那时候的名字叫鹰儿窝。1932年5月，刘志丹率领游击队南下韩城时，原本没有打英旺的计划，准备直奔韩城。可是他们刚走到富县茶坊时，听说英旺开来了国民党军86师的一个营，派人去侦察以后发现，国民党军的这个营武器虽好，但是疏于防范，纪律松懈。刘志丹认为这是一个战机，立刻改变了去韩城的计划，急行军直捣英旺镇，结果仗打得很顺利，全歼了英旺镇驻军，缴枪300余支，缴获子弹两万余发。刘志丹部队的伤亡则很微小。
　　1935年5月，刘志丹率领由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西北红军，打下延长县城，歼灭国民党军84师400余人。驻在附近延安县甘谷驿的民团见势不妙，全体向刘志丹投诚。这时，不少同志都建议说：老刘，延长城、临真镇、云岩镇都拿下来了，甘谷驿民团不战而降，敌人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咱们是不是乘胜南下攻打宜川县城？宜川粮食可广啊。但是刘志丹并没有采纳战友们的意见。他决定舍近求远，挥兵北上。结果先逼得延川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延川县城，又一举攻下了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刘志丹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可是在1988年，中央军委初次确认的33位人民军队军事家当中却没有刘志丹的名字。此事引起较大的反响，特别是曾在陕甘边和陕北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意见比较大，呼声不断。终于引起了上面的注意，也觉得没有把刘志丹列入人民军队军事家确是缺失。六年后的1994年，刘志丹、方志敏、黄公略三位牺牲早贡献大战功高的将领被正式确认为人民军队军事家。这样，我们现在说到的人民军队军事家是36位，而不是最初的33位了。
　　还要说说人民性方面。刘志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军委主席、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等等。用现在的眼光看，怎么说也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官。可是不管他的老战友、老部下還是农村里揽工的穷汉、拦羊的后生，一概都称他为志丹，或者老刘，从来没有人念叨他的官衔。
　　虽不称官衔，战友、部下和乡亲们却从内心深处信服刘志丹、崇敬刘志丹。我的老首长王兆相是神（木）府（谷）红军和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是一条亲人被杀害都不落泪的硬汉，可当年听到刘志丹在三交镇牺牲的消息以后却掉了眼泪，难过了一整天。60多年后写回忆录时讲述到志丹牺牲，王兆相的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
　　老百姓衷心爱戴刘志丹，因为他为人处事、带队行军、指挥打仗，总是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重视老百姓的利益，倾听老百姓的呼声。
　　1932年底，红26军在焦坪战斗获胜后，进驻耀县香山寺。“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时任红26军政委、后来当了可耻叛徒的杜衡，下令把香山寺一把火烧掉。他为什么要烧香山寺呢？他认为这个香山寺欺骗老百姓上千年，今后有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当作据点，而且寺院田产十几万亩，有剥削行为。对杜衡烧掉香山寺的命令，刘志丹不同意，他认为香山寺是有名的古迹，烧掉它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
　　1936年3月，刘志丹和宋任穷指挥红28军北上，边打边走，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经清涧、绥德、吴堡、米脂、葭县（今佳县），胜利地到达神府地区，随即打下了神木县南乡重镇沙峁镇。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编歌唱道：“一杆红旗两杆号，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三疙瘩石头两疙瘩砖，刘志丹打开沙峁川。”王兆相是本地神府红军的团长，此时被刘志丹请来当红28军的参谋。刘志丹注意到：不少神木南乡的群众来沙峁找王兆相办事，都亲亲热热的，有叫兆相的，有叫王兆相化名王二的，就是没人叫王团长。刘志丹当即表扬说：“两年多不见，兆相可是比在陕甘边红26军的时候长进多了，看看群众多信任他！他给群众办事多热心。”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态度，共产党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这就是刘志丹衡量一个同志有没有长进的重要标准，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1936年4月，刘志丹奉中共中央命令率领红28军从神木强渡黄河，攻占了山西兴县的罗峪口镇，歼灭阎锡山的晋绥军一个营。有一位负责军需给养的同志没收了镇上一家商铺的东西，虽说是充做军需的，仍然引起刘志丹的震怒。他要执行纪律，严惩。后来经过许多同志求情，这位同志才免于被枪毙。就为侵犯了群众利益，差点脑袋搬家，大家都接受了教训。在刘志丹心目中，人民群众至上。正因为刘志丹是这样想、这样讲又这样做的共产党人，才会有那么多的人认定刘志丹，跟定刘志丹，即便“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强加罪名把他抓起来，人们还是不离不弃。正如陕北一首流传甚广的《信天游》所唱到的：“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相跟上英雄刘志丹！”经刘志丹动员从黄龙山中拉出来的民间武装首领郭宝珊，带领弟兄们加入红军后却得知刘志丹被监禁了。“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质问郭宝珊：你是什么派？郭宝珊反问：刘志丹是什么派？“左”倾错误的执行者高声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毫不犹豫理直气壮地宣布：那我也是右派！郭宝珊就此被捕，后来与刘志丹一起被党中央解救释放。出乎一些人预料，郭宝珊受委屈后没有赌气带领弟兄们离开红军，而是继续为老百姓打天下革命到底，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最后说说刘志丹的深远影响。刘志丹牺牲后，他的战友和部下们继续坚定地从事他未竟的大业，在西北土地革命战争、华北和华东抗日战争、西北和东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及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大批人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
　　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开创的部队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裁军和整编，仍留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
　　1937年的平型关大战中，拼刺刀时一连刺死六名日本鬼子的英雄人物叫常海车，他是陕北人，原红26军的老战士，后来编入八路军115师344旅任排长，因刺杀术高超勇气十足，受到344旅旅长徐海东的赏识。
　　在冀东抗日根据地，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副司令员包森，被公认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缔造者之一，他是陕西蒲城人。从1938年至1942年，包森指挥冀东八路军与日伪军大小战斗百余次，未尝败绩，令日伪军闻其名而色变。他曾率部东进跨越长城杀入辽宁境内，可惜未能与西进的东北抗日联军会合。1942年2月，包森英勇牺牲在长城沿线。1945年秋，包森原所在的冀东八路军部队就近进军东北，攻下山海关，开入沈阳城，十余年间未见过中国军队的沈阳人民夹道流泪相迎。包森为什么这么能打能干？他自己解释过：“我可是在刘志丹手下当过渭北游击队的队长。”
　　解放战争中的兰州战役，攻打凶残的马家军据守的沈家岭是一场关键硬仗。时任第一野战军第4军31团团长王学礼，陕西神木人，是刘志丹麾下老兵，他身先士卒，在攻克沈家岭之际牺牲，成为享誉全野战军的“英雄团长”。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第39军116师在云山战斗中向突然出现的美军发起进攻，与兄弟部队一道，重创美军“王牌师”骑兵第1师，为第一次战役获得胜利做出突出贡献。在第三次战役中，最先打入南朝鲜首都汉城的，是志愿军39军116师和50军149师。39军116师的前身部队，正是当年的红26军。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作战重创印度军队的陆军11师，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开创、指挥过的西北红军老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军11师转战新（疆）西（藏）兰（甘肃），打土匪，打叛匪，打侵略军，走到哪里都是一支响当当的劲旅。
　　上述英雄人物和英雄部队，都与刘志丹的英名分不开。在他们身上，不难看到刘志丹的影子。
　　刘志丹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人格魅力是说不尽的，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汲取不尽的。
　　刘志丹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