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监察体制下检察机关反贪反渎侦查权的被剥离,使实践中检察建议因立法并未赋予其强制性的法律后果而缺乏刚性这一现象更为凸显。检察建议刚性立法赋权论隐含着法律等于强制力、法律监督同于具有强制力的监督,这一立场预设值得反思。法律监督权不应该仅仅被解读为一种强制权,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强制力、更是一种影响力。强制力的权力观粗暴地阉割了权力的丰富性内涵和运作的精致性、技术性。协同是中国治道的基本精神,在共建、共治、共享协同治理的新时代格局下,反思检察建议立法赋权的传统思维定势,提出检察建议"协同赋权"这一新的开放性理论与实践范式,以协同理论、赋权理论、治理理论为指导,能动地调动、活化检察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可能性资本,通过倡导参与合作、沟通对话以及多种主体、技术、机制的协同增权提升检察建议效能,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协同赋权范式下需要检察建议在理念上从监督管理转向治理的定位转换。在实践路径上应注重传播协同、传播赋权,提升检察传播力,通过检察建议的话语转换与共识会议程序重构赋权,通过规范性文件和地方立法保障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