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史上很多奥运会一样，东京奥运会期间，也出现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小插曲，比如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季马诺夫斯卡娅拒绝回国事件。
　　24岁的季马诺夫斯卡娅公开抱怨说，她准备第二天参加200米跑的项目时，教练组通知她“因为有队员不适合参赛”，所以要她临时参加4×400米接力赛。不久教练组就找到她，让她立即回国，并且说这个决定来自“高层”。
　　在去机场的路上，季氏给自己的祖母打了电话，祖母告诫她“不要回白俄罗斯，不安全”。到达机场后，季氏做出“令教练们大吃一惊”的举措：她向日本警察求救，声称自己担心回国后被送到精神病院，拒绝返回白俄罗斯。在多方帮助下，季氏几天后抵达波兰和丈夫汇合，不过他们仍担心在国内的亲属会遭到不测。
　　季氏拒绝回国，一个背景是西方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去年夏天的胜选指指点点，而卢卡申科又长期担任白俄罗斯奥委会主席，今年又是他的儿子接替这一职务，因此，季氏虽然平时“远离政治”，但在东京公然批评领导，从教练们执行“高层”命令的迹象看，回国的确有风险。
　　而季氏的境遇，又令人想起冷战时期东欧运动员到西方参加奥运会（比如1948年伦敦奥运会、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后，滞留在西方国家的事件。这类插曲如今已不多见，所以季氏的举动被媒体大惊小怪了一番。
　　还有另一类插曲，偏重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比如，美国铅球女子运动员瑞雯·桑德斯在比赛中戴上造型奇特的面具，獲得银牌后在领奖台上双手过顶交叉成“X”形状，表示对黑人平权的支持。而这在奥运史上早已有之。远的有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黑人和犹太人的抗争，特别是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大放异彩，被视为打脸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战后也有为抗议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非洲多国抵制蒙特利尔奥运会（导火索是新西兰代表团率领橄榄球队访问南非）的集体行动。
　　如今，有一些运动员在奥运期间有其他诉求。比如，这次乌干达举重运动员朱利叶斯留下一张大意为“乌干达生活太苦，我想留在日本”的纸条后失踪，但很快被警方找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一名来自非洲科摩罗的17岁女运动员西哈米赛后拒绝回国，声称担心回去会被家里人包办婚姻。
　　朱利叶斯的行为可能会引发人们更多一点关注乌干达形势，西哈米的担心则会引起人们对女性权利的重视。这些也都算一种曲线的政治表达吧。
　　笔者觉得，奥运会上最应受到关注的“插曲”，是难民代表团的表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专门组织了一个“难民代表团”，既让难民运动员有机会夺冠，也令世人更多关注难民问题。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总体成绩一般，但难民们出现在赛场，就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虽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强调，奥委会是个国际民间组织，在政治上完全中立，“和政治无关”，但人是政治动物，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奥运会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可能和政治切割。问题的本质是，奥运会这样的场合，应该允许什么样的政治表达，才能体现出人们心目中的奥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