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说：“当千百万个家庭在一定经济结构下形成一个与其它社会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时，并且当这一群体与社会其它群体形成了冲突性关系时，这一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对阶级概念作了进一步说明：“经济条件把大批的居民转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阶级。”
　　马克思认为构成阶级的要素有两个条件：在经济生产与流通领域中客观地位的一致性；由这客观地位所导致的主观的利益和认同感的不同。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在人数上会增多，生活方式会趋同。不同国家和不同工作性质的工人，不管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不管白领还是蓝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认同自己是工人，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最后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但前两个世纪历史显示，各国工人不但没能跨越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限制，连在一个国家内发展阶级意识都受到了很大阻碍。只有在极少数国家，工人才产生了强烈阶级意识并成为革命生力军。鉴于这一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越来越强调以上阶级形成要素中的第二点，强调认同感的构建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对工人阶级认同感的产生有很大阻碍。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着“话语霸权”，给工人们灌输了“虚假意识”和“顺从意识形态”。这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设立了根本性障碍。
　　1960年代，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工人阶级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工人组成的，其阶级意识和行为方式因此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工人阶级意识的“文化建构”这一论点得到广泛接受。裴宜理在对1930年代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研究中，分析了帮会、地域、乡情及工作性质等对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汤普森思想的翻版。但文化意识虽然重要，却不能解释各国、特别是一些文化相近的国家之间工人阶级政治的巨大差别。因此，目前世界上更多学者认为国家在面对工人运动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才是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