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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锁定油源还是依赖市场？两种不同的能源安全观将在五大能源消费国会议上寻求沟通
□ 本刊特派记者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凯伦哈伯特（Karen Harbert）从中国杭州回到了美国华盛顿。她刚刚参加完中美能源对话，并且带回一个新消息——中国打算在10月底举行五大能源消费国会议，参加者包括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韩国。
“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方的正式邀请，还没有回复。”主管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哈伯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财经》记者，“美国肯定会参加，但是目前参会级别和人员还没有确定。”
由中国倡议的能源会谈尚属首次，而更引来举世瞩目的原因，还在于这是世界五大能源消费国第一次坐在一起；中国也得以在中美、中印等双边机制之外，展开多边能源对话。
“对能源的争夺主要在这些消费国之间展开。每个国家都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能源供日后使用，不免给外界留下抢夺生意、控制资源的印象，从而导致了国家间的紧张气氛。”美国亚洲研究所能源安全研究主管米卡赫伯格（Mikkal Herberg）说。
近两年出现的数个案例，都可视为这种气氛的注脚。例如，印度官员最近宣布，设立10亿美元的“战争基金”，准备资助非洲国家的基础建设，为其购买油田资产铺路；韩国进出口银行决定，为韩国石油公司海外投资提供更多贷款。一时间，各国在能源资产争夺上剑拔弩张。
全球抢夺的原因在于，能源安全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议题。但是，各国对能源安全概念理解各异，由此采取的行动也各异。以美国为例，这个世界能源第一消费和进口大国主张，能源安全应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近期崛起的新能源消费大国，如中国、印度等，则将相当精力放到海外油田资产的购买上，用保证油源来确保能源安全。
一个“灵敏而稳定的市场”与一块“纳入囊中的油田”，究竟哪个更可让嗷嗷待哺的石油消费大国放心？可以预见，在10月底的北京会谈中，五大能源消费大国将有机会首次在一个平台上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全球之道
能源安全的概念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西方工业国家于1974年制定了“国际能源计划”，由16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OECD）共同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国际能源署成了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即OPEC，欧佩克）相抗衡的主要国际组织——前者是买方，后者是卖方。
由11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紧盯石油价格，通过对成员国开采和输出量的控制，来左右国际市场上的油价；而国际能源机构的目标正是防止供应中断事件的发生。它要求各成员国设立不低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系，当其中一国出现7％的供应中断时，该组织可以紧急调用他国储备，以弥补缺口。目前，国际能源机构具有调动14亿桶石油储备的能力，相当于美国四个月的进口量。
“国际能源署释放石油储备不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而是投入到全球石油市场；市场通过价格调节，决定这些石油流向何处。”赫伯格说，“一旦释放储备，全球油价下降，人人得益，哪怕那些没有参与石油储备系统的国家也一样。”
但是近年来，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传统国际组织的权威都受到了挑战。随着非成员国俄罗斯、墨西哥和非洲一些国家产量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左右市场的能力被逐步削弱。作为“买家俱乐部”，国际能源署却无法纳入迅速崛起的石油消费大国中国和印度，也使它的代表性大打折扣。
按照规定，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首先必须是经济合作组织成员，而且要备有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储备——这两个条件中国目前都还不具备。
中国：多产地与新油源
游离在最主要的国际能源对话机制之外，中国需要自己的能源安全解决之道。
第一步就是分散石油产地。1996年中国石油进口的70％来自三个国家，即也门、印尼和阿曼。2005年后，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中国石油消费总量达到每日700万桶，其中300万桶进口自近十个国家，46％源自中东国家，32％来自非洲。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们近年来加快以“走出去”的方式寻找新的油源，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收购海外资产。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统计，中石油目前在21个国家投资石油开发和生产。2005年，中石油宣布，在未来15年内，继续投资180亿美元用于海外油气资源开发。中石化和中海油也均有类似计划。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中国在世界石油市场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上均有重要作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邓丽佳（Erica Downs）说。
中国在产地和运输方式的多样化策略，与美国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并无二致，其间分歧则主要在海外石油资产的购买上。“我们不认为拥有海外能源资产是保证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哈伯特告诉《财经》记者。
美方认为，尽管跨国石油公司多年来同样从事着同样的油田收购行为，但均是市场行为；而中国的三大国有石油公司进入这个游戏，则代表了国家政策的导向。
“从公司层面看，中国的石油公司存在商业动机。收购海外资产既能实现石油储备更新，也能赚钱。从政府层面看，或许认为这些收购能满足国家一部分能源需求。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这些海外投资，虽然基本都盈利，但是回报率并不十分高，尤其和其他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相比之下。”邓丽佳解释说。
美国：市场逻辑
美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主旨，是维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充足供应、私人公司竞争、以市场为主导，将政府的干预减到最低。能源部助理部长哈伯特向记者列举了美国能源安全的构成，这包括燃料多样化、产地多样化、高效、加大基建投资等。
“我们深信，市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能源安全政策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哈伯特说。
从海外油田拥有、运输保障、价格机制上看，美国与中国情况截然不同。美国跨国公司和中国公司一样，将在海外开发的石油产品投入当地市场，在获取最大利润的同时，保证全球市场上的石油供给。
在市场方面，美国避免直接干预石油价格。“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断提高石油储备，并且作出严格限制，只能在供应中断时使用，不能将其用来作为调节价格的手段。能源界人士认为，与人为扭曲市场相比，通过加税减少需求和提高下游提炼能力，才是控制价格之道。
在美国，对中国公司海外收购油田的质疑正演化为多重的声音。商界对中国石油公司得到的充足和便宜的信贷支持表示不满，政客们的批评集中于向石油产地国提供的相关好处上。但能源业内人士经过论证和考量，纷纷对收购的商业效果、对美国以及全球的能源安全的影响提出了比较中性的看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能源研究人士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的跨国能源公司认为，中国公司的“国家背景”让他们具有特殊的融资渠道，较易从国家银行取得贷款，从而在资源上比美国公司占有优势。
这位学者说，尽管美国公司会抱怨不公平，但在目前的国际多边机制中，对国家在海外投资性项目的补贴并无严格规定，中方即使这么做也不违规。此外，除了融资渠道，在中国能源公司“走出去”的具体操作中，政客和媒体更关注中国给收购对象国提供的援助、贷款、基建等等协助措施，因为这会引起一些外交问题。
总之，根据美方学界和观察家分析，“对动机的怀疑”和“对具体操作手法的质疑”，令美国对中国海外能源扩张的行为多有批评之声，导致一度盛行中国试图在海外“锁定”能源供应的说法和“中国能源威胁论”。
沟通机制尤显重要
面对这些怀疑，中国也在主动寻求沟通。例如，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目前正在编写《中国能源政策》白皮书，正是对这些质疑之声作出回应。
白皮书编写始于今年年初，内容包括中国的能源战略和目标、能源政策和措施等，以期提高能源政策的国际透明度和认知度，减低能源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国际压力。
相应地，今年以来，美国的能源界也逐渐传出为中国“减压”之声。
中海油竞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一事失败之后，美国国会要求能源部就中国并购行为是否影响美国的能源安全作出一份详细报告。今年2月出台的这一报告认为，中国不会构成威胁。“中国海外寻油从经济上来说是中性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国石油公司的行动也支持了这一评价，在海外油源中开采的石油全部投入当地市场，并没有千里迢迢运回中国；而且究其总量，仅占进口能源总额的8.5％，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能源来源。
邓丽佳认为，中国不可能“锁定”能源供应；即使中国将所购买的石油资源运回国去，全部供自己使用，那么在市场上购买的石油总量会相应下降，其结果是让出资源给其他购买国。更重要的是，世界77％的石油资源掌握在生产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手中，海外石油公司根本无法染指，所以中国也没有能力“锁定”大量石油资源。
将中国开采石油的行为放在全球统一能源市场的背景下衡量，更多的人得到了正面的结论。中国开采的大量海外石油资源位于第三世界国家，部分甚至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的行为也起到了增加全球总供应量的效果。
赫伯格说，中国海外开采所存争议是外交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美国的制裁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出于外交的需要进行制裁，另一方面却降低了世界石油供应，让资源更加稀缺。所以中国开发了本无法开发的资源，让他们的能源进入世界市场，增加了总供应量，从这么看是有益于全球能源供应的。”
按照他的观点，中美两国对收购油源的经济分析虽然日渐趋同，但在这一行为是否能加强能源安全上依然有所分歧。
赫伯格说，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误解——中国或许认为收购油源加强了中方的能源安全，而美国很多人相信真正的能源安全来源于市场，而不是谁拥有油源。
不过，在今日的石油世界里，国有化浪潮让跨国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资源缩减到全球总量的7％，而产油国的国营公司占有绝对比重。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担心，单纯依赖市场，能源安全能否仍然像早年跨国公司主导全球能源的时代那么可靠？这也引发了许多国家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能源安全的保证。
有专家称，中国和美国的能源安全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海外市场挂钩；无论中国公司海外寻油和开采的步伐，还是美国政府维护市场稳定的努力，都是本着石油消费大国的利益出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消费国之间的沟通机制尤其显得重要。■
□ 本刊特派记者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凯伦哈伯特（Karen Harbert）从中国杭州回到了美国华盛顿。她刚刚参加完中美能源对话，并且带回一个新消息——中国打算在10月底举行五大能源消费国会议，参加者包括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韩国。
“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方的正式邀请，还没有回复。”主管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哈伯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财经》记者，“美国肯定会参加，但是目前参会级别和人员还没有确定。”
由中国倡议的能源会谈尚属首次，而更引来举世瞩目的原因，还在于这是世界五大能源消费国第一次坐在一起；中国也得以在中美、中印等双边机制之外，展开多边能源对话。
“对能源的争夺主要在这些消费国之间展开。每个国家都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能源供日后使用，不免给外界留下抢夺生意、控制资源的印象，从而导致了国家间的紧张气氛。”美国亚洲研究所能源安全研究主管米卡赫伯格（Mikkal Herberg）说。
近两年出现的数个案例，都可视为这种气氛的注脚。例如，印度官员最近宣布，设立10亿美元的“战争基金”，准备资助非洲国家的基础建设，为其购买油田资产铺路；韩国进出口银行决定，为韩国石油公司海外投资提供更多贷款。一时间，各国在能源资产争夺上剑拔弩张。
全球抢夺的原因在于，能源安全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议题。但是，各国对能源安全概念理解各异，由此采取的行动也各异。以美国为例，这个世界能源第一消费和进口大国主张，能源安全应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近期崛起的新能源消费大国，如中国、印度等，则将相当精力放到海外油田资产的购买上，用保证油源来确保能源安全。
一个“灵敏而稳定的市场”与一块“纳入囊中的油田”，究竟哪个更可让嗷嗷待哺的石油消费大国放心？可以预见，在10月底的北京会谈中，五大能源消费大国将有机会首次在一个平台上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全球之道
能源安全的概念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西方工业国家于1974年制定了“国际能源计划”，由16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OECD）共同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国际能源署成了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即OPEC，欧佩克）相抗衡的主要国际组织——前者是买方，后者是卖方。
由11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紧盯石油价格，通过对成员国开采和输出量的控制，来左右国际市场上的油价；而国际能源机构的目标正是防止供应中断事件的发生。它要求各成员国设立不低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系，当其中一国出现7％的供应中断时，该组织可以紧急调用他国储备，以弥补缺口。目前，国际能源机构具有调动14亿桶石油储备的能力，相当于美国四个月的进口量。
“国际能源署释放石油储备不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而是投入到全球石油市场；市场通过价格调节，决定这些石油流向何处。”赫伯格说，“一旦释放储备，全球油价下降，人人得益，哪怕那些没有参与石油储备系统的国家也一样。”
但是近年来，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传统国际组织的权威都受到了挑战。随着非成员国俄罗斯、墨西哥和非洲一些国家产量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左右市场的能力被逐步削弱。作为“买家俱乐部”，国际能源署却无法纳入迅速崛起的石油消费大国中国和印度，也使它的代表性大打折扣。
按照规定，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首先必须是经济合作组织成员，而且要备有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储备——这两个条件中国目前都还不具备。
中国：多产地与新油源
游离在最主要的国际能源对话机制之外，中国需要自己的能源安全解决之道。
第一步就是分散石油产地。1996年中国石油进口的70％来自三个国家，即也门、印尼和阿曼。2005年后，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中国石油消费总量达到每日700万桶，其中300万桶进口自近十个国家，46％源自中东国家，32％来自非洲。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们近年来加快以“走出去”的方式寻找新的油源，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收购海外资产。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统计，中石油目前在21个国家投资石油开发和生产。2005年，中石油宣布，在未来15年内，继续投资180亿美元用于海外油气资源开发。中石化和中海油也均有类似计划。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中国在世界石油市场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上均有重要作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邓丽佳（Erica Downs）说。
中国在产地和运输方式的多样化策略，与美国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并无二致，其间分歧则主要在海外石油资产的购买上。“我们不认为拥有海外能源资产是保证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哈伯特告诉《财经》记者。
美方认为，尽管跨国石油公司多年来同样从事着同样的油田收购行为，但均是市场行为；而中国的三大国有石油公司进入这个游戏，则代表了国家政策的导向。
“从公司层面看，中国的石油公司存在商业动机。收购海外资产既能实现石油储备更新，也能赚钱。从政府层面看，或许认为这些收购能满足国家一部分能源需求。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这些海外投资，虽然基本都盈利，但是回报率并不十分高，尤其和其他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相比之下。”邓丽佳解释说。
美国：市场逻辑
美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主旨，是维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充足供应、私人公司竞争、以市场为主导，将政府的干预减到最低。能源部助理部长哈伯特向记者列举了美国能源安全的构成，这包括燃料多样化、产地多样化、高效、加大基建投资等。
“我们深信，市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能源安全政策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哈伯特说。
从海外油田拥有、运输保障、价格机制上看，美国与中国情况截然不同。美国跨国公司和中国公司一样，将在海外开发的石油产品投入当地市场，在获取最大利润的同时，保证全球市场上的石油供给。
在市场方面，美国避免直接干预石油价格。“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断提高石油储备，并且作出严格限制，只能在供应中断时使用，不能将其用来作为调节价格的手段。能源界人士认为，与人为扭曲市场相比，通过加税减少需求和提高下游提炼能力，才是控制价格之道。
在美国，对中国公司海外收购油田的质疑正演化为多重的声音。商界对中国石油公司得到的充足和便宜的信贷支持表示不满，政客们的批评集中于向石油产地国提供的相关好处上。但能源业内人士经过论证和考量，纷纷对收购的商业效果、对美国以及全球的能源安全的影响提出了比较中性的看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能源研究人士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的跨国能源公司认为，中国公司的“国家背景”让他们具有特殊的融资渠道，较易从国家银行取得贷款，从而在资源上比美国公司占有优势。
这位学者说，尽管美国公司会抱怨不公平，但在目前的国际多边机制中，对国家在海外投资性项目的补贴并无严格规定，中方即使这么做也不违规。此外，除了融资渠道，在中国能源公司“走出去”的具体操作中，政客和媒体更关注中国给收购对象国提供的援助、贷款、基建等等协助措施，因为这会引起一些外交问题。
总之，根据美方学界和观察家分析，“对动机的怀疑”和“对具体操作手法的质疑”，令美国对中国海外能源扩张的行为多有批评之声，导致一度盛行中国试图在海外“锁定”能源供应的说法和“中国能源威胁论”。
沟通机制尤显重要
面对这些怀疑，中国也在主动寻求沟通。例如，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目前正在编写《中国能源政策》白皮书，正是对这些质疑之声作出回应。
白皮书编写始于今年年初，内容包括中国的能源战略和目标、能源政策和措施等，以期提高能源政策的国际透明度和认知度，减低能源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国际压力。
相应地，今年以来，美国的能源界也逐渐传出为中国“减压”之声。
中海油竞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一事失败之后，美国国会要求能源部就中国并购行为是否影响美国的能源安全作出一份详细报告。今年2月出台的这一报告认为，中国不会构成威胁。“中国海外寻油从经济上来说是中性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国石油公司的行动也支持了这一评价，在海外油源中开采的石油全部投入当地市场，并没有千里迢迢运回中国；而且究其总量，仅占进口能源总额的8.5％，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能源来源。
邓丽佳认为，中国不可能“锁定”能源供应；即使中国将所购买的石油资源运回国去，全部供自己使用，那么在市场上购买的石油总量会相应下降，其结果是让出资源给其他购买国。更重要的是，世界77％的石油资源掌握在生产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手中，海外石油公司根本无法染指，所以中国也没有能力“锁定”大量石油资源。
将中国开采石油的行为放在全球统一能源市场的背景下衡量，更多的人得到了正面的结论。中国开采的大量海外石油资源位于第三世界国家，部分甚至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的行为也起到了增加全球总供应量的效果。
赫伯格说，中国海外开采所存争议是外交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美国的制裁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出于外交的需要进行制裁，另一方面却降低了世界石油供应，让资源更加稀缺。所以中国开发了本无法开发的资源，让他们的能源进入世界市场，增加了总供应量，从这么看是有益于全球能源供应的。”
按照他的观点，中美两国对收购油源的经济分析虽然日渐趋同，但在这一行为是否能加强能源安全上依然有所分歧。
赫伯格说，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误解——中国或许认为收购油源加强了中方的能源安全，而美国很多人相信真正的能源安全来源于市场，而不是谁拥有油源。
不过，在今日的石油世界里，国有化浪潮让跨国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资源缩减到全球总量的7％，而产油国的国营公司占有绝对比重。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担心，单纯依赖市场，能源安全能否仍然像早年跨国公司主导全球能源的时代那么可靠？这也引发了许多国家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能源安全的保证。
有专家称，中国和美国的能源安全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海外市场挂钩；无论中国公司海外寻油和开采的步伐，还是美国政府维护市场稳定的努力，都是本着石油消费大国的利益出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消费国之间的沟通机制尤其显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