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么不想看到有老人站到我座位旁边来检验我的道德。然而，还是有一位老人站过来了。在老人走到我旁边之前，她先后在三个有人的座位旁停留过，“公交车道德”在这里跌倒了三次。我站起来，却无意于把这种道德扶起来。我一向认为，公交车作为特殊道德空间的存在是一种耻辱：为什么我们的公交系统要依赖为老人让座才能保证他们有座？为什么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公车消费和最豪华的公车阵容，而公交系统却如此拥挤不堪？或许，在人多地少、空间逼仄的中国，我们注定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公交车宽敞得可以让自行车或婴儿车直接推上去。但为什么公务车却独享舒适？
　　还有过马路。如果在马路上规划了足够多的斑马线，供行人通过的时间也足够长，是不是可以更好地改变这一状况？行人因为处在易受伤害的弱势地位，所以必须给予优先的通行权，遗憾的是，行人的权益在交通法规里并未给予充分的考虑和体现。坐在车里的人，可以对着面前慌不择路的行人咬牙切齿，规则制定者，却不可以简单地沿用车里人的视角和立场。这远不是道德训诫或遵守规则的问题。如果让行人在路边苦耗几分钟才能等来一次通行机会，或者干脆就让他们到半里之外的地下通道去绕行，那么，这种要求遵守交通规则的道德训诫，就起不到多大作用。
　　每年，我们都被这样的故事感动：一个小女孩或小男孩在父死母嫁、家庭濒临解体的困境下，毅然承担起照顾年迈祖父母和更小弟弟妹妹的责任。但感动之余呢？是继续让这些感人的事件重演，还是该反思如此的道德传奇有多大普及面儿？
　　真正的道德（或日“大道”）应该首先实现于政治和制度层面，这是我国古典政治观的精髓。这种作为政治的道德，在当代要继续拥有说服力，它就必须是普适性的，本质上不承认任何道德特区的存在。唯一允许的差别也只能是职能性的，而不能是身份性的。
　　什么是身份性的？在传统社会，同样的男女苟且之事，发生在文人身上叫“君子好逑”，发生在官员身上叫“寻花问柳”，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就叫“偷鸡摸狗”。道德评价因阶层或身份的不同而不同，这种道德等级制就是身份性的。
　　什么是职能性的？在当代公民社会，法定婚姻之外的任何性关系都是不道德的，这适用于所有人。但发生在普通人与发生在公职人员身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普通人，基本可以保留在不受公共检讨的私德的范围内；但是公职人员，作为公权力的掌握者，因其个人品德上的缺陷可能因为公权力的放大而具有政治后果，这种不道德就不能继续保留在私德的领域，即所谓“公众人物无隐私”。这种差别无关乎身份或阶层，只与职务或职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