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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激发和鼓励研究，已成教育界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以创业认知和职业锚理论为基础构建研究模型，采用已有成熟量表设计调查问卷，选取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研究了创造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并探索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四个维度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创造性人格各维度对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造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创业意愿及其各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创新变革、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和关系管理维度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关系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愿；中介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下滑，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等客观现实，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进一步加大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在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加大，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领下，以创业促进就业的发展思路，已成为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口。同时，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求高等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普及工作。在如此背景之下，对大学生创业和创业意愿的研究便具有了良好的现实意义。
在学术领域，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注不仅是学者们面对的重要课题，更是高等院校等机构进行创业教育的热点。意愿是对个体产生某些行为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1]并不是所有创业者在发现机会之后都会进行创业，其创业行为的背后是由创业意愿在驱动。藉由创业意愿，人们可以很好地预测到其将来的创业行为，所以进行创业意愿的研究往往成为创业研究的直接切入点。张玉利指出，对创业者认知和创业机会开发的关注是创业领域研究的两大趋势。[2]目前，不少学者从创业认知和机会识别的角度对影响创业意愿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人格特质两个变量进行了研究。[3][4][5][6]创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创业领域的衍生概念，它是指创业者相信自己能够胜任创业角色、完成创业任务的信念。[7]国内外关于人格特质对创业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五人格、主动性人格、前瞻性人格等人格特质方面。[8][9]创造性人格的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1950年《论创造力》中首次提出，并有学者尝试性地将该概念引入创业领域进行实证研究，Scott Shane和NicosNicolaou从基因的角度对创造性人格在创业领域进行了研究，发现拥有创造性人格的人更容易发现商业机会进而产生创业倾向[10]，Heinonen[11]和Kirzner[12]等人也同样发现创造性个体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开发商业创意和拥有创业倾向。而国内学者对于创造性人格在创业领域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多数集中在理论研究上，如对大学生创造性教育的途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探讨，但关注创造性人格對创业意愿实现途径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
鉴于此，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从社会认知和机会识别的角度出发，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创造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力图对理论及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创业行为具有时间的相对滞后性，创业意愿作为将个人或社会因素传递到创业行为中的中间平台，对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创业意愿也成了预测创业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创业研究涉及不同的学科理论和知识，创业意愿的概念无法得到统一，而由于翻译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创业意向、创业倾向等概念。我国学者王重鸣认为创业意愿是个体是否愿意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意愿，并从自我控制、创新性、自我尊重、责任意识、成就需求等方面进行衡量。[13]Gollwitzer认为意向分为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两种引导个体实现目标的心理意向。[14]李海垒等人将Gollwitzer两种意向的观点引申至创业意愿研究领域，把创业意愿区分为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两种成分，并编制了创业意愿研究量表。[15]其中，创业目标意愿指的是个体想要达到的最终状态，如“我希望自己做老板”；而创业执行意愿指的是当某一情境出现的时候，个体打算如何行动，它把所追求的创业抽象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如“当我学习相关创业课程后，我会去创业”。由于创业意愿的此种维度划分方法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和应用，本文也同样采用李海垒等人编制的量表。
人格特质是个人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稳定心理特征，是心理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综合体，对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极大的影响，作为创业领域中早期的经典研究方向，很早就被人们所关注。1982年，Shapero专门针对创业领域提出了创业事件模型，指出人格特质是创业意愿的前导变量，能很好地预测创业意愿。[16]我国学者钱永红也指出个体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创业意愿。[17]在创业领域早期的人格研究中，学者们侧重研究了内控性、成就动机、大五人格、主动性人格和前瞻性人格等具体人格特质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比如S Karimi通过对校园里随机抽取的300名大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人格特质直接影响创业态度，并与创业意愿密切相关[18]；赵延昇等认为，“90后”大学生主动性和冒险性等人格特质对创业意愿有正向影响[19]；Zhao等人通过元分析发现，大五人格中，严谨性、开放性、外向性和神经质均与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宜人性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20]；陈万明等人研究发现大学生人格特质中所拥有的创新、冒险和主动性对其自身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1]；郭洪在构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因素模型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前瞻性人格通过影响创业态度，进一步影响其创业意愿[22]；李海垒、张文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主动性对其创业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质与创业意愿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 近年来，创造性人格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特质被引入创业领域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尽管学者们对创造性人格的内涵界定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些被广泛认同的观点。[24]比如，具有创造性人格特征的人往往兴趣广泛，倾向于接触多元信息和观点等。此外，其独立判断、主动、开放、坚持及乐于冒险的优良品质也有助于形成创造性想法。由此可见，创造性的行为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智力因素，还与个人的价值观、性格以及各种认知过程密切相关。宋慧俐通过对创造力和创造性人格加以剖析，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编制了创造性人格评定量表[25]，将创造性人格划分为坚持性、探索性、想象力和洞察力四个维度，并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效果良好[26]。由于本研究基于中国国情，且调查对象同样为在校大学生，因此借鉴其研究成果。
创业领域内的创造性人格概念属于创造性非智力因素的范畴，而不同于许多研究中所使用的“创造性”或“创造力”概念，它是人的情感系统、意志系统和心理素质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复合体，它通过影响人的认知过程和思维方式来影响创造性活动和行为。创业作为一项创造性活动，创造性人格势必会通过认知过程影响潜在创业者的意愿，进而影响创业行为。同时，创造性人格作为个体对创造活动所具有的积极的心理倾向和背景，通过引发、促进、调节和监控创造性活动来对创造力发挥作用。Oldham和Cummings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员工自身的创造性人格能够显著促进其取得专利。宋志刚、顾琴轩同样发现，员工的创造性人格越突出，其在工作中的创造力就越强。[27]同样创业作为一种典型的创造性活动，能充分体现个体的创造力。创业是发现、识别和利用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只有发挥创业想象力、善于洞察周围环境、并敢于探索的人才能看到商机，进而产生强大的创业意愿去捕捉商机。同时，创业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还需拥有坚持不懈的品质，才能保证在遇到巨大挫折和艰辛时，仍保有强大的创业意愿去实现创业目标。基于此，本文认为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必然存在一定联系，并提出如下假设：
H1：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坚持性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探索性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想象力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d：洞察力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e：创造性人格对目标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f：创造性人格对执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最早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并在很多领域被证明能够有效预言个体某种行为的实施。创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创业领域中应用而衍生出来的概念，由Chen首次引入到实证研究中。Brazeal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為潜在创业者关键的先决条件之一锚定在其创业潜能理论模型中。[28]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研究领域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当下备受学者们关注，一方面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一个预测变量，它能够影响创业绩效、创业意愿等。例如，Krueger指出，创业意愿的一个重要前导变量是个人对成功实施创业的能力的感知[29]；孟新、胡汉辉基于江苏高校实证调研数据，来探讨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愿的关系，研究性别、专业、家庭背景等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0]；王丹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能显著影响创业意愿。另一方面，创业自我效能感又是一个结果变量，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例如，Barbosa，Gerhardt和Kickul在个体风险偏好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中发现高风险偏好个体的机会识别效能感较高，而低风险偏好个体的风险容忍和关系管理效能感比较高[31]；浙江大学占怡研究发现不同创业者的个人特征与不同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显著正相关。其中，冒险倾向、创新性和成就需要对不同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显著正相关，而内控特质对不同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没有显著关系；陈美君论证了主动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双重属性，将其引入人格特质和创业意愿之间作为中介变量既能够探讨人格特质与创业意愿之间是否存在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也能够试图解释之前研究结果存在矛盾的原因。因此，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人格特质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来考察其对创业过程的影响，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创业有很大意义。
虽然当前国内已经有研究考察了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但其研究成果仍然不够成熟，而且尚未有人以创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探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关系。因此本研究考察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关系的同时，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2：创造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创造性人格对创新变革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创造性人格对风险承担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创造性人格对机会识别有显著正向影响；
H2d：创造性人格对关系管理有显著正向影响。
H3：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创新变革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风险承担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机会识别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d：关系管理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a：创新变革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b：风险承担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c：机会识别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d：关系管理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图1所示模型。
三、样本与变量度量
（一）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问卷的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包括受访人性别、户籍类别、家乡所在地区、年级、专业类别、所在学校层次、学校所在地区7个人口统计学变量。首先采用初始问卷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问卷共回收答卷103份，剔除掉不合格答卷后剩余有效问卷91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8.3%。之后通过相关检验进一步对问卷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正式调研总共回收问卷389份，剔除无效问卷149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4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1.70%。样本覆盖全国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西南、东北七个地区，覆盖重点大学（“985”、“211”）、普通本科、专科等所有层次高校，具体样本构成如表1所示。其中，年级里面大四所占比重最大，为33.75%，这与笔者交往的人际圈有较大关系；学校所在层次中，重点大学问卷数量最多，为50.42%，这与笔者的教育背景有较大关系；学校所在地区中，东北地区高校学生问卷数量最多，为27.92%，这是由于本研究的主要调研地点在东北地区。另外，由于不同学校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不同，因此，本研究在后续分析中不再区分研二和研三，统称为硕士毕业班级。
（二）变量度量
创造性人格。本研究采用宋慧俐开发的创造性人格评定量表。量表包括想象力、坚持性、洞察力、探索性四个维度，共24个题项来测量。
创业自我效能感。本研究和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同样将创业自我效能感看作多维结构，量表设计主要依据Lucas与Cooper研究开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这份量表分别包括创新变革、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和关系管理四个维度，其中共含16个问题。
创业意愿。本研究采用李海垒等人编制的创业意愿研究量表，包含创业目标意愿和创业执行意愿两个维度，该量表共包括12个题目。
此外，研究模型中还含有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类别、家乡所在地区、年级、专业类别、所在学校层次、学校所在地区等。
（三）假设检验与结果
1.信度和效度检验
虽然预调研时已经对三个量表进行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且量表效度较好，但是考虑到测量误差的存在，本文通过正式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再次进行信效度检验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基于收集到的数据，本研究三个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42、0.910、0.949，均大于0.9，三个变量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也均大于0.8，表明三个测量量表都具有较高的信度，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量表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各观察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同时，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三个变量的拟合指标分别为：χ2=472.866，df=246，χ2/df=1.922，RMSEA=0.062，CFI=0.955，TLI=0.950，GFI=0.859；χ2=227.304，df=98，χ2/df=2.319，RMSEA=0.074，CFI=0.939，TLI=0.925，GFI=0.893；χ2=114.907，df=53，χ2/df=2.168，RMSEA=0.070，CFI=0.980，TLI=0.975，GFI=0.929。各测量模型拟合程度均符合标准，说明三个量表均收敛效度良好，且模型的内在质量较佳。另外，三个变量各维度的AVE值均大于它们与其他维度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即表明三个量表的区别效度均良好。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SPSS17.0对全部题项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分析出了9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75.96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5.545%，小于Hair所推荐的50%的判断标准。可见因素分析不只一个因子，且前述量表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所以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3.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三個变量及其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如表2所示。为了初步了解各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行皮尔森（Pearson）相关分析，同时为后续的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4.回归分析
（1）直接效应的回归分析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通过SPSS17.0的回归分析检验了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的影响。首先，将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创业意愿作为因变量，建立M1；其次，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创造性人格作为自变量，创业意愿作为因变量建立M2。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说明自变量创造性人格对因变量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较大，假设H1得到验证。
本研究中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并非单维度结构，创造性人格包括坚持性、探索性、想象力、洞察力四个维度，创业意愿包括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两个维度。基于研究目的，在探究直接效应时深入分析了创造性人格各维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各维度间的影响，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说明了创造性人格各维度作为自变量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均较大，同时，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各维度均有影响。验证了假设H1a、H1b、H1c、H1d、H1e和H1f。
（2）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探究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的实现途径中有无中介作用，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可知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得到验证。
（3）创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中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多维变量，包括创新变革、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和关系管理四个维度，为了深入探究各维度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影响，分别对四个维度与创造性人格、创业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表7、8、9和10所示。 由表7可知，创新变革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a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创新变革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a成立。进一步构建回归方程，将主动性人格与创新变革同时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因变量创业意愿的影响，创造性人格标準化的回归系数为0.416，t值4.526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创新变革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为0.006，但其t值没有满足至少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的要求。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究创新变革这一维度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我们进行Sobel检验，依据MacKinnon表数值标准，选取样本数量为200时，概率数值p=0.06标准下Sobel检验值临界数值z是0.87；概率数值p=0.04标准下Sobel检验值临界数值z是0.97，概率数值p=0.05标准下Sobel检验值z临界数值是0.93。因此，如果Sobel检验值z大于0.93，则表明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借助统计软件SPSS17.0可得出，创新变革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关系中的a=0.777，b=0.330，sa=0.051，sb=0.075，此时Sobel检验值z（p=0.05）为4.227>0.97，中介效应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创新变革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a得到验证。
由表8可知，风险承担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b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b成立。进一步将主动性人格与风险承担同时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因变量创业意愿的影响。由于创造性人格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的t值没有满足至少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的要求，因此，进行Sobel检验，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可得出，风险承担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关系中的a=0.503，b=0.260，sa=0.053，sb=0.103，此时Sobel检验值z（p=0.05）为2.439>0.97，中介效应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风险承担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b得到验证。
由表9可知，机会识别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c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机会识别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c成立。最后，同时将创造性人格和机会识别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结果显示，创造性人格与机会识别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机会识别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c得到验证。
由表10可知，关系管理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d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关系管理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d成立。最后，同时将创造性人格和关系管理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结果显示，创造性人格与关系管理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关系管理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d得到验证。
四、研究结果讨论
（一）数据分析结论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在校大学生的创造性人格较高，但其想象力和探索性相较于坚持性和洞察力偏低；创业自我效能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在校大学生对自己能够创业成功有很大的自信，但其风险承担和机会识别均值低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整体均值，说明中国在校大学生的风险承担效能感和机会识别效能感偏低，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创业意愿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说明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整体偏低。同时其创业执行意愿明显低于目标意愿，说明在校大学生抽象的创业目标一旦被具体化，其创业意愿明显降低，这同时也印证了大学生风险承担效能感较低的结果。
人口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男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其中目标意愿上表现最为突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承担特质和创业意愿，较高的创业意愿体现在目标意愿上；家乡所在地区为西南、西北的受访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最强，而家乡所在地区为东北的受访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在全国七个地区中最低，本文猜测某地区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高低，可能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有关系；学校层次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专科学校在校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高于重点大学（“985”、“211”高校）在校大学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重点大学和专科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培养目标有差异；二是这可能与重点大学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过程中没有对创业教育给予足够重视，甚至忽略了学生的创业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学校所在地区对于各变量无显著差异，然而同样属于区位因素的前述控制变量家乡所在地区却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两个结论并不矛盾，因为人格特质是后天养成的，大学生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在学校生活的时间，因而家庭所在地区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的创业教育并没有将在校学生个体创业意愿的差异显著地区分出来，大学的创业教育有待进一步改革和改善；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不存在年级差异；理工类、文管类专业对于各变量无显著差异，这与某些学者研究结论不一致，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管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大学生在创业意愿上显著高于理科大学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艺术类学生创业意愿最高，工科类学生创业意愿最低，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本研究对专业类别划分的细致程度与他们不同，后续研究中将对专业类别进一步细分再次对结果进行检验。
最后，本研究提出的所有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二）管理启示
帮助在校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每个在校大学生将来都会面临就业或创业的选择，根据职业锚定理论，职业选择的结果与其人格特质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与我国的创业现状是相符的，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但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依然很低。由于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更符合创业活动的特点，有着较强的创业意愿，且创业自我效能感更容易激发创业意愿，所以大学生一旦确定以创业为目标，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性人格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提升创新变革和机会识别能力，学会规避风险，积累人脉，以强烈的创业意愿驱使自己实现创业目标。 科学地选拔和培养创业型人才。对于创业型企业和项目来说，招聘是人才选拔的关键步骤，如果一个创业意愿很低或者没有创业意愿的员工被招进了创业型企业，对于企业来说，既浪费了公司资源，又对公司发展和项目进展毫无益处，而对于员工来说，更不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了对企业和员工同时负责，此时企业就可以将创造性人格的测试纳入人员招聘过程中，科学地考查员工人格特质等方面的差异，提高招聘工作的有效性。另外，企业在进行员工培训或人事调整时也应注重对员工的人格特质的测评，根据测评结果和职位要求去选择和培训员工，从而使员工的人格特质能够更好地与职位相匹配。
促进高校等有关部门改善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针对女大学生在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上普遍表现不如男大学生的现状，高校应专门为女生设计个性化课程体系，开展特色化创业教育。针对重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低于专科学生的问题，重点大学在注重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同时，还应借助自己的资源优势应多给学生提供一些创业培训和实践的机会。针对家乡所在地区为东北的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偏低的现象，东北地区教育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如对学生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加强创业教育，并进一步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扶持力度，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这对于提升东北地区的经济活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意义巨大。
支持地方性创业扶持政策的制定。研究表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创业意愿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来自西南、西北地区的大学生创业意愿高于其他地区，但无论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还是来自西南、西北地区的大学生，其家庭条件都相对较差，为了鼓励这些大学生进行创业，解决其创业过程中资金的后顾之忧，可以适当地制定一些区域优惠政策，扶持这些区域的大学生进行创业，这样既可以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和成功率，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实现精准扶贫。
当然由于个人能力和精力等各方面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后续研究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首先，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全部来源于在校大学生，研究结论应用于其他行业或领域可能会受到限制，未来研究将面向更多群体，进一步确保研究数据的多元化和较高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其次，本研究调查采用横断设计，问卷发放和收集在一定时间点完成，难以体现在校大学生创业意愿在不同创业阶段的行为表现，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将通过追踪研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最后，关于家庭所在地区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只是基于實验结果和个人认识作出了地区经济活力影响创业意愿的推测，后续将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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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
关键词：大学生；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愿；中介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下滑，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等客观现实，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进一步加大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在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加大，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领下，以创业促进就业的发展思路，已成为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口。同时，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求高等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普及工作。在如此背景之下，对大学生创业和创业意愿的研究便具有了良好的现实意义。
在学术领域，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注不仅是学者们面对的重要课题，更是高等院校等机构进行创业教育的热点。意愿是对个体产生某些行为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1]并不是所有创业者在发现机会之后都会进行创业，其创业行为的背后是由创业意愿在驱动。藉由创业意愿，人们可以很好地预测到其将来的创业行为，所以进行创业意愿的研究往往成为创业研究的直接切入点。张玉利指出，对创业者认知和创业机会开发的关注是创业领域研究的两大趋势。[2]目前，不少学者从创业认知和机会识别的角度对影响创业意愿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人格特质两个变量进行了研究。[3][4][5][6]创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创业领域的衍生概念，它是指创业者相信自己能够胜任创业角色、完成创业任务的信念。[7]国内外关于人格特质对创业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五人格、主动性人格、前瞻性人格等人格特质方面。[8][9]创造性人格的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1950年《论创造力》中首次提出，并有学者尝试性地将该概念引入创业领域进行实证研究，Scott Shane和NicosNicolaou从基因的角度对创造性人格在创业领域进行了研究，发现拥有创造性人格的人更容易发现商业机会进而产生创业倾向[10]，Heinonen[11]和Kirzner[12]等人也同样发现创造性个体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开发商业创意和拥有创业倾向。而国内学者对于创造性人格在创业领域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多数集中在理论研究上，如对大学生创造性教育的途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探讨，但关注创造性人格對创业意愿实现途径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
鉴于此，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从社会认知和机会识别的角度出发，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创造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力图对理论及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创业行为具有时间的相对滞后性，创业意愿作为将个人或社会因素传递到创业行为中的中间平台，对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创业意愿也成了预测创业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创业研究涉及不同的学科理论和知识，创业意愿的概念无法得到统一，而由于翻译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创业意向、创业倾向等概念。我国学者王重鸣认为创业意愿是个体是否愿意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意愿，并从自我控制、创新性、自我尊重、责任意识、成就需求等方面进行衡量。[13]Gollwitzer认为意向分为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两种引导个体实现目标的心理意向。[14]李海垒等人将Gollwitzer两种意向的观点引申至创业意愿研究领域，把创业意愿区分为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两种成分，并编制了创业意愿研究量表。[15]其中，创业目标意愿指的是个体想要达到的最终状态，如“我希望自己做老板”；而创业执行意愿指的是当某一情境出现的时候，个体打算如何行动，它把所追求的创业抽象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如“当我学习相关创业课程后，我会去创业”。由于创业意愿的此种维度划分方法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和应用，本文也同样采用李海垒等人编制的量表。
人格特质是个人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稳定心理特征，是心理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综合体，对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极大的影响，作为创业领域中早期的经典研究方向，很早就被人们所关注。1982年，Shapero专门针对创业领域提出了创业事件模型，指出人格特质是创业意愿的前导变量，能很好地预测创业意愿。[16]我国学者钱永红也指出个体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创业意愿。[17]在创业领域早期的人格研究中，学者们侧重研究了内控性、成就动机、大五人格、主动性人格和前瞻性人格等具体人格特质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比如S Karimi通过对校园里随机抽取的300名大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人格特质直接影响创业态度，并与创业意愿密切相关[18]；赵延昇等认为，“90后”大学生主动性和冒险性等人格特质对创业意愿有正向影响[19]；Zhao等人通过元分析发现，大五人格中，严谨性、开放性、外向性和神经质均与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宜人性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20]；陈万明等人研究发现大学生人格特质中所拥有的创新、冒险和主动性对其自身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1]；郭洪在构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因素模型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前瞻性人格通过影响创业态度，进一步影响其创业意愿[22]；李海垒、张文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主动性对其创业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质与创业意愿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 近年来，创造性人格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特质被引入创业领域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尽管学者们对创造性人格的内涵界定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些被广泛认同的观点。[24]比如，具有创造性人格特征的人往往兴趣广泛，倾向于接触多元信息和观点等。此外，其独立判断、主动、开放、坚持及乐于冒险的优良品质也有助于形成创造性想法。由此可见，创造性的行为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智力因素，还与个人的价值观、性格以及各种认知过程密切相关。宋慧俐通过对创造力和创造性人格加以剖析，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编制了创造性人格评定量表[25]，将创造性人格划分为坚持性、探索性、想象力和洞察力四个维度，并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效果良好[26]。由于本研究基于中国国情，且调查对象同样为在校大学生，因此借鉴其研究成果。
创业领域内的创造性人格概念属于创造性非智力因素的范畴，而不同于许多研究中所使用的“创造性”或“创造力”概念，它是人的情感系统、意志系统和心理素质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复合体，它通过影响人的认知过程和思维方式来影响创造性活动和行为。创业作为一项创造性活动，创造性人格势必会通过认知过程影响潜在创业者的意愿，进而影响创业行为。同时，创造性人格作为个体对创造活动所具有的积极的心理倾向和背景，通过引发、促进、调节和监控创造性活动来对创造力发挥作用。Oldham和Cummings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员工自身的创造性人格能够显著促进其取得专利。宋志刚、顾琴轩同样发现，员工的创造性人格越突出，其在工作中的创造力就越强。[27]同样创业作为一种典型的创造性活动，能充分体现个体的创造力。创业是发现、识别和利用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只有发挥创业想象力、善于洞察周围环境、并敢于探索的人才能看到商机，进而产生强大的创业意愿去捕捉商机。同时，创业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还需拥有坚持不懈的品质，才能保证在遇到巨大挫折和艰辛时，仍保有强大的创业意愿去实现创业目标。基于此，本文认为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必然存在一定联系，并提出如下假设：
H1：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坚持性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探索性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想象力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d：洞察力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e：创造性人格对目标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1f：创造性人格对执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最早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并在很多领域被证明能够有效预言个体某种行为的实施。创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创业领域中应用而衍生出来的概念，由Chen首次引入到实证研究中。Brazeal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為潜在创业者关键的先决条件之一锚定在其创业潜能理论模型中。[28]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研究领域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当下备受学者们关注，一方面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一个预测变量，它能够影响创业绩效、创业意愿等。例如，Krueger指出，创业意愿的一个重要前导变量是个人对成功实施创业的能力的感知[29]；孟新、胡汉辉基于江苏高校实证调研数据，来探讨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愿的关系，研究性别、专业、家庭背景等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0]；王丹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能显著影响创业意愿。另一方面，创业自我效能感又是一个结果变量，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例如，Barbosa，Gerhardt和Kickul在个体风险偏好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中发现高风险偏好个体的机会识别效能感较高，而低风险偏好个体的风险容忍和关系管理效能感比较高[31]；浙江大学占怡研究发现不同创业者的个人特征与不同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显著正相关。其中，冒险倾向、创新性和成就需要对不同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显著正相关，而内控特质对不同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没有显著关系；陈美君论证了主动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双重属性，将其引入人格特质和创业意愿之间作为中介变量既能够探讨人格特质与创业意愿之间是否存在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也能够试图解释之前研究结果存在矛盾的原因。因此，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人格特质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来考察其对创业过程的影响，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创业有很大意义。
虽然当前国内已经有研究考察了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但其研究成果仍然不够成熟，而且尚未有人以创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探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关系。因此本研究考察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关系的同时，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2：创造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创造性人格对创新变革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创造性人格对风险承担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创造性人格对机会识别有显著正向影响；
H2d：创造性人格对关系管理有显著正向影响。
H3：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创新变革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风险承担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机会识别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3d：关系管理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a：创新变革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b：风险承担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c：机会识别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4d：关系管理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图1所示模型。
三、样本与变量度量
（一）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问卷的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包括受访人性别、户籍类别、家乡所在地区、年级、专业类别、所在学校层次、学校所在地区7个人口统计学变量。首先采用初始问卷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问卷共回收答卷103份，剔除掉不合格答卷后剩余有效问卷91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8.3%。之后通过相关检验进一步对问卷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正式调研总共回收问卷389份，剔除无效问卷149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4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1.70%。样本覆盖全国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西南、东北七个地区，覆盖重点大学（“985”、“211”）、普通本科、专科等所有层次高校，具体样本构成如表1所示。其中，年级里面大四所占比重最大，为33.75%，这与笔者交往的人际圈有较大关系；学校所在层次中，重点大学问卷数量最多，为50.42%，这与笔者的教育背景有较大关系；学校所在地区中，东北地区高校学生问卷数量最多，为27.92%，这是由于本研究的主要调研地点在东北地区。另外，由于不同学校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不同，因此，本研究在后续分析中不再区分研二和研三，统称为硕士毕业班级。
（二）变量度量
创造性人格。本研究采用宋慧俐开发的创造性人格评定量表。量表包括想象力、坚持性、洞察力、探索性四个维度，共24个题项来测量。
创业自我效能感。本研究和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同样将创业自我效能感看作多维结构，量表设计主要依据Lucas与Cooper研究开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这份量表分别包括创新变革、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和关系管理四个维度，其中共含16个问题。
创业意愿。本研究采用李海垒等人编制的创业意愿研究量表，包含创业目标意愿和创业执行意愿两个维度，该量表共包括12个题目。
此外，研究模型中还含有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类别、家乡所在地区、年级、专业类别、所在学校层次、学校所在地区等。
（三）假设检验与结果
1.信度和效度检验
虽然预调研时已经对三个量表进行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且量表效度较好，但是考虑到测量误差的存在，本文通过正式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再次进行信效度检验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基于收集到的数据，本研究三个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42、0.910、0.949，均大于0.9，三个变量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也均大于0.8，表明三个测量量表都具有较高的信度，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量表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各观察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同时，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三个变量的拟合指标分别为：χ2=472.866，df=246，χ2/df=1.922，RMSEA=0.062，CFI=0.955，TLI=0.950，GFI=0.859；χ2=227.304，df=98，χ2/df=2.319，RMSEA=0.074，CFI=0.939，TLI=0.925，GFI=0.893；χ2=114.907，df=53，χ2/df=2.168，RMSEA=0.070，CFI=0.980，TLI=0.975，GFI=0.929。各测量模型拟合程度均符合标准，说明三个量表均收敛效度良好，且模型的内在质量较佳。另外，三个变量各维度的AVE值均大于它们与其他维度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即表明三个量表的区别效度均良好。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SPSS17.0对全部题项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分析出了9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75.96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5.545%，小于Hair所推荐的50%的判断标准。可见因素分析不只一个因子，且前述量表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所以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3.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三個变量及其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如表2所示。为了初步了解各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行皮尔森（Pearson）相关分析，同时为后续的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4.回归分析
（1）直接效应的回归分析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通过SPSS17.0的回归分析检验了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的影响。首先，将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创业意愿作为因变量，建立M1；其次，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创造性人格作为自变量，创业意愿作为因变量建立M2。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说明自变量创造性人格对因变量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较大，假设H1得到验证。
本研究中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并非单维度结构，创造性人格包括坚持性、探索性、想象力、洞察力四个维度，创业意愿包括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两个维度。基于研究目的，在探究直接效应时深入分析了创造性人格各维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各维度间的影响，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说明了创造性人格各维度作为自变量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均较大，同时，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各维度均有影响。验证了假设H1a、H1b、H1c、H1d、H1e和H1f。
（2）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探究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性人格对创业意愿的实现途径中有无中介作用，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可知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得到验证。
（3）创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中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多维变量，包括创新变革、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和关系管理四个维度，为了深入探究各维度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影响，分别对四个维度与创造性人格、创业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表7、8、9和10所示。 由表7可知，创新变革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a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创新变革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a成立。进一步构建回归方程，将主动性人格与创新变革同时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因变量创业意愿的影响，创造性人格标準化的回归系数为0.416，t值4.526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创新变革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为0.006，但其t值没有满足至少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的要求。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究创新变革这一维度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我们进行Sobel检验，依据MacKinnon表数值标准，选取样本数量为200时，概率数值p=0.06标准下Sobel检验值临界数值z是0.87；概率数值p=0.04标准下Sobel检验值临界数值z是0.97，概率数值p=0.05标准下Sobel检验值z临界数值是0.93。因此，如果Sobel检验值z大于0.93，则表明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借助统计软件SPSS17.0可得出，创新变革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关系中的a=0.777，b=0.330，sa=0.051，sb=0.075，此时Sobel检验值z（p=0.05）为4.227>0.97，中介效应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创新变革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a得到验证。
由表8可知，风险承担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b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b成立。进一步将主动性人格与风险承担同时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因变量创业意愿的影响。由于创造性人格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的t值没有满足至少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的要求，因此，进行Sobel检验，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可得出，风险承担在创造性人格和创业意愿关系中的a=0.503，b=0.260，sa=0.053，sb=0.103，此时Sobel检验值z（p=0.05）为2.439>0.97，中介效应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风险承担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b得到验证。
由表9可知，机会识别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c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机会识别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c成立。最后，同时将创造性人格和机会识别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结果显示，创造性人格与机会识别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机会识别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c得到验证。
由表10可知，关系管理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d得到验证。创造性人格对关系管理的正向影响显著，假设H2d成立。最后，同时将创造性人格和关系管理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结果显示，创造性人格与关系管理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关系管理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假设H4d得到验证。
四、研究结果讨论
（一）数据分析结论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在校大学生的创造性人格较高，但其想象力和探索性相较于坚持性和洞察力偏低；创业自我效能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在校大学生对自己能够创业成功有很大的自信，但其风险承担和机会识别均值低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整体均值，说明中国在校大学生的风险承担效能感和机会识别效能感偏低，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创业意愿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说明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整体偏低。同时其创业执行意愿明显低于目标意愿，说明在校大学生抽象的创业目标一旦被具体化，其创业意愿明显降低，这同时也印证了大学生风险承担效能感较低的结果。
人口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男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其中目标意愿上表现最为突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承担特质和创业意愿，较高的创业意愿体现在目标意愿上；家乡所在地区为西南、西北的受访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最强，而家乡所在地区为东北的受访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在全国七个地区中最低，本文猜测某地区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高低，可能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有关系；学校层次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专科学校在校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高于重点大学（“985”、“211”高校）在校大学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重点大学和专科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培养目标有差异；二是这可能与重点大学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过程中没有对创业教育给予足够重视，甚至忽略了学生的创业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学校所在地区对于各变量无显著差异，然而同样属于区位因素的前述控制变量家乡所在地区却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两个结论并不矛盾，因为人格特质是后天养成的，大学生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在学校生活的时间，因而家庭所在地区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的创业教育并没有将在校学生个体创业意愿的差异显著地区分出来，大学的创业教育有待进一步改革和改善；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不存在年级差异；理工类、文管类专业对于各变量无显著差异，这与某些学者研究结论不一致，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管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大学生在创业意愿上显著高于理科大学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艺术类学生创业意愿最高，工科类学生创业意愿最低，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本研究对专业类别划分的细致程度与他们不同，后续研究中将对专业类别进一步细分再次对结果进行检验。
最后，本研究提出的所有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二）管理启示
帮助在校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每个在校大学生将来都会面临就业或创业的选择，根据职业锚定理论，职业选择的结果与其人格特质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与我国的创业现状是相符的，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但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依然很低。由于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更符合创业活动的特点，有着较强的创业意愿，且创业自我效能感更容易激发创业意愿，所以大学生一旦确定以创业为目标，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性人格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提升创新变革和机会识别能力，学会规避风险，积累人脉，以强烈的创业意愿驱使自己实现创业目标。 科学地选拔和培养创业型人才。对于创业型企业和项目来说，招聘是人才选拔的关键步骤，如果一个创业意愿很低或者没有创业意愿的员工被招进了创业型企业，对于企业来说，既浪费了公司资源，又对公司发展和项目进展毫无益处，而对于员工来说，更不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了对企业和员工同时负责，此时企业就可以将创造性人格的测试纳入人员招聘过程中，科学地考查员工人格特质等方面的差异，提高招聘工作的有效性。另外，企业在进行员工培训或人事调整时也应注重对员工的人格特质的测评，根据测评结果和职位要求去选择和培训员工，从而使员工的人格特质能够更好地与职位相匹配。
促进高校等有关部门改善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针对女大学生在创造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上普遍表现不如男大学生的现状，高校应专门为女生设计个性化课程体系，开展特色化创业教育。针对重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低于专科学生的问题，重点大学在注重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同时，还应借助自己的资源优势应多给学生提供一些创业培训和实践的机会。针对家乡所在地区为东北的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偏低的现象，东北地区教育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如对学生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加强创业教育，并进一步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扶持力度，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这对于提升东北地区的经济活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意义巨大。
支持地方性创业扶持政策的制定。研究表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创业意愿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来自西南、西北地区的大学生创业意愿高于其他地区，但无论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还是来自西南、西北地区的大学生，其家庭条件都相对较差，为了鼓励这些大学生进行创业，解决其创业过程中资金的后顾之忧，可以适当地制定一些区域优惠政策，扶持这些区域的大学生进行创业，这样既可以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和成功率，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实现精准扶贫。
当然由于个人能力和精力等各方面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后续研究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首先，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全部来源于在校大学生，研究结论应用于其他行业或领域可能会受到限制，未来研究将面向更多群体，进一步确保研究数据的多元化和较高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其次，本研究调查采用横断设计，问卷发放和收集在一定时间点完成，难以体现在校大学生创业意愿在不同创业阶段的行为表现，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将通过追踪研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最后，关于家庭所在地区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只是基于實验结果和个人认识作出了地区经济活力影响创业意愿的推测，后续将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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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