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金融海啸引发的超级货币宽松政策即将退出，10多年来高歌猛进的新兴市场再次受到冲击，原来的优等生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因为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和高通胀率受到的冲击尤其显著。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虽不至于达到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程度，但其对中国经济的连带影响需要未雨绸缪。另一方面，由于多哈回合的长期停滞，美国在加速建构多个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提出了TPP和TTIP的设想，以美国10多年来不断推进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为蓝本，力图打造一个高标准、符合和有利于发挥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用笔者访谈的一位美国智库专家的话说，TPP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要把中国纳入这套新的游戏规则当中。
　　从国内的情况看，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关于深化改革和全面改革的主张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各方都在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总体方案和顶层设计，尽快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赢得改革红利。应该一再强调的是，30多年来，尤其是入世12年对外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也是最重要的改革红利之一。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在金融海啸阴霾未散，发展中国家经济又遭受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逆势而上，经历八轮谈判，在今年七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宣布实质性地启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的中美双边投资谈判。由于投资领域涉及的范围更广，核心直指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中产生的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美国2012年版的双边投资协定比1999年中关WTO谈判时的要价更高，这意味着谈判的过程将是艰难而曲折的。一旦谈判达成协议，中国经济体制和结构都可能面临1999～2002年入世般的考验。
　　为了应对新的对外开放形势，李克强总理亲自推动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践。这里首先要试验的就是投资者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试验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试验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期望类似的自贸区政策可以在广东的前海、横琴、南沙等地试验，并扩展到沿海和内陆其他地区，引领新一轮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浪潮。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深水区，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双边投资协定涵盖的投资全程管理、对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立司法和仲裁体制等等，都会涉及到既得利益，也会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利益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纵观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在改革和开放的辩证关系中，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引领改革，以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对外开放，仍将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径。通过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我们必将迎来更多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