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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城市会跟随这样的表述回到大众的视野:“东北四线城市”“(房价)白菜价”——据称,3月鹤岗商品房均价为1240元/平方米,其中某兴建中的小区周围房价为300元/平方米,一套320平方米的复式高层只要15万元。
在历史上,鹤岗并非无名之辈——虽然那已经是100年前的事。1918年,鹤岗煤炭矿业有限公司成立,鹤岗开始了第一口煤矿的开采,人口也开始大量流入。当年,鹤岗和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并称黑龙江“四大煤城”。如今,煤炭资源开采殆尽,鹤岗的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鹤岗常住人口为105.86万人,从2010年到2017年,全市常住人口减少了约5万人。也因此,2011年,鹤岗被列入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而在《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鹤岗被列为衰退型城市。
在全国,像鹤岗这样的衰退型城市还有很多。《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列入的衰退型城市一共67个,黑龙江“四大煤城”中,除了鸡西,其余3个都未能幸免。
城市如同人,有着不同的际遇:有的城市很耀眼,有的城市很低调;有的城市在扩张,有的城市在收缩;有的城市在崛起,有的城市略失落;有的城市风头正盛,有的城市风光不再;有的城市雄心勃勃,有的城市踟蹰不前……它们的起起落落,也正在改变着中国城市的格局。
兴衰起伏,是城市的宿命
城市的发展,历经扩张、进化、兴盛、衰败、被遗忘、消亡等阶段。消亡之后,有些城市就此沦为永久的废墟,供后人缅怀;有些城市则在废墟上筑起新城,迎来重生。苏格兰生物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认为,一个城市的兴亡过程有五个阶段:首先出现的是Polis(套用了古希腊“城邦”的名称)——一个年轻的城市;下一步发展到Metropolis——一个庞大而健康的城市;然后发展到Megapolis——一个过大而不健康的城市,且倾向于自大狂;然后是Parasitopolis——一个寄生城市,吸取着全国的生命液;最后变成Pathopolis——一个近死之城,充满疾病,日益萎缩,趋向死亡。
以罗马为例,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的人口就达到了至少50万;到了奥古斯都成为皇帝的时候(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罗马已经成为一个拥挤的城市,城里人口约100万——所有人都要吃要喝,多数还得由国家掏钱,给他们分配免费谷物。据统计,罗马每星期需要5000吨粮食。要供养整个罗马,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运来补给。这样一个寄生城市,注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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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马的衰落是不适当扩张的必然结果。繁荣催熟了腐烂;伴隨着征服范围的扩大,毁灭的因素也在叠加;并且,一旦时机合适或者发生偶然事件,撤掉了虚假的支撑,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在其自身重量的压力下坍塌。”
兴衰起伏,是以罗马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城常见的发展轨迹。在我国,可以类比的例子是南京。2017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阿祥在一场题为“南京历史与文化”的讲座中指出,“兴衰起伏,是南京最大的特点”南京历史上被多次毁城,第一次就是“六朝古都”被毁。从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到589年,有六个朝代建都南京,经过这370多年的建设,南京成为南朝诗人谢朓所描述的辉煌的城市——“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入朝曲》)。589年,杨广统隋军攻陷时称建康的南京,把皇宫、民居、寺庙通通荡平,“六朝古都”从此化为废墟,只留存在后人的诗句里——“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郑板桥《六朝》)
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要判断城市兴衰,绕不过三大维度:首先是人口。人口的聚集是城市竞争力的最直接体现。其次是交通。交通是连接城市的纽带,也为城市发展输送人流、物流。再次是产业。产业是决定城市兴衰的根本,不同产业的选择导致城市发展结果迥异。
关于人口的聚集效应,美国城市问题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在著作《你属哪座城?》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查看地球夜晚的卫星图片,把明亮的地区称作一个超级地区。全世界有40个超级地区,它们占世界人口的17%,但经济产出占全世界的2/3,技术革新占全世界的90%,它们是全球经济的推动力。美国有10到12个这样的地区,很多国家只有一个。”
这就是年轻人在“逃离北上广”后又相继返回的原因:要想做出一番事业来,你的选择其实并不多。《你属哪座城?》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世界上10个超大城市住着近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6.5%,但是贡献的技术专利占到总量的57%。也就是说,站在主流舆论场的“明星城市”其实只占极少数,它们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剩下的绝大部分城市沦为背景板般的存在。
城市要警惕收缩
和鹤岗同时进入大众视野的,还有一个词——“收缩型城市”。国家发改委4月8日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首次公开提及“收缩型城市”,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应瘦身强体”。
“收缩型城市”的概念最早由两位德国学者于1988年提出,2004年,收缩型城市国际研究网络沿用这一术语,并将之定义为“人口规模在一万以上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并经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现象”。
目前,在中国,就衡量收缩的人口基数、收缩的时间年限和人口规模等问题,学界并未达成共识。被引用得较多的数据来自两位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流失,1/3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吴康则称,2007年至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
有论者总结了收缩型城市的四种类型:一是资源枯竭导致的收缩,也就是鹤岗这一类;二是产业变迁导致的收缩,比如东北的一些重工业城市;三是偏远城市的收缩,这些城市,既不靠近港口,又不靠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群;四是大城市周边的收缩,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黄鹤在论文《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策略及其在美国的实践》中,以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小城扬斯敦为案例,说明“精明收缩”策略如何实施。扬斯敦曾经也因矿业的发展而兴起,之后面临衰退,人口也持续减少,2010年时人口只有8万,是高峰期的一半。扬斯敦改造城市的前提,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是一个“较小的城市”(想想中国的城市,不管大城小城,都热衷于建设、扩张),具体做法则是:在全市范围内对城市空间环境进行清理;拆除一些废旧建筑并改造成为绿地;与俄亥俄州交通部门进行协商,发展优化城市环境的项目……这些案例,值得中国城市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