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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变迁与日常生活转型的双重过程，“后单位时代”个体面时两个紧迫问题，一是“去集体化”变迁在削弱了“机械式”的政治与社会整合纽带的同时，也导致价值多元化与个体原子化程度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个体安全感的削弱。二是“弱组织化”的生活环境，使得个体安全感的寻求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工作及职业团体建设与社会共同性价值的塑造成为增进个体安全的组织和规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