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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抗争”以“理性”作为行为框架,是抗争者充分权衡利益得失和价值规范的策略性行为。但是,“理性”未能完全消除抗争本身的“冲突性”。作为公众表达诉求和发泄情绪的手段,“媒介化抗争”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加引导而形成舆情,则可能激发官民对立情绪,降低政府公信力,从而威胁到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规避“媒介化抗争”的负面效应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