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11日，由于出现非典型肺炎，广州大范围恐慌，不少市民出门都戴上了口罩。平日人头涌动的天河城广场顾客寥寥无几。这是《广州市天河区大事记》记录的广州“非典”一幕。
　　就在当天，广州市召开了全国首场公布非典疫情的新闻发布会。按当时有关规定，省及直辖市才有权公布疫情，而正值春节假期末的广州，“非典”疫情加重，市民恐慌情绪蔓延，纷纷抢购白醋、板蓝根和卫生口罩。
　　时任广州市委书记、市长林树森决定，在异常紧急情况下，要冲破禁锢，明确表示“一定要实事求是介绍情况，需要承担责任由我负责”。
　　新闻发布会前夜，56岁的林树森在新闻稿上加上“192例病例，其中2例死亡”等数字。2011年出版的《广州市志（1991-2000）》中的《政府决策志》，首次披露了这一决策细节。
　　2003年4月，因瞒报、漏报疫情及应对非典不力，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非典疫情给中国政坛带来了“官员问责”风暴。而当年广州市的主政者，最终有惊无险。
　　“流言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迫使正式渠道说话的‘反权力’，流言在2月8日后势如山火燎原，在10日达到高峰，11日便召开了市、省新闻发布会，这不能简单地说是巧合。”同在2003年，沪粤两地传播学学者合作，并于次年发表的论文《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认为，广州“非典”疫情的流言逾一个月，流言长时间、大面积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大正式权威渠道——政府和媒介迟迟未对这一重大信息作出公开反应。

流言四起

　　10年前，广州市民在各种疫情流言中度过了2003年羊年春节。
　　除夕夜，市卫生局紧急动员，定点收治医院的医护人员停止春节休假，全力投入救治。春节假期末，非典疫情加重，市民恐慌情绪开始蔓延，纷纷抢购白醋、板蓝根和卫生口罩，无事不出门。最甚者2月7日晚（大年初七），街上行人稀少。《（广州）政府决策志》记载了这一特殊的春节场景。
　　2月8日，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排除了鼠疫、炭疽、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市民开始抢购白醋、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等。《广州年鉴（2004年）》记录了市民开始抢购药品的具体日子。
　　而在2月9日，疫情具体情况尚未对当时广州的七百余万居民和数百万流动人口公布。各种小道消息通过手机、互联网及人口相传，如病毒般四散，整座城市陷入恐慌之中。
　　据《（广州）政府决策志》记载，2月10日和12日，广州市发生抢购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罗红霉素等用于防治非典型肺炎的药品以及食盐、粮食、食油、白醋的风潮，一些不法商家趁机哄抬价格，以致这些物品出现成倍或几十倍的暴涨。
　　“2月10日，非典型肺炎的各种谣言在广州铺天盖地。抢购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罗红霉素的市民在街头四处可见。”时任《南方都市报》区域新闻部副主任刘有才撰文回忆，当天《南方都市报》接到关于病情的电话两千七百多个：提供病情信息的有八百多个，反映市民抢购药品的五百多个，咨询核实病情的三百多个，指责报社未及时报道的一千多个。
　　2003年，也有网友发帖称，广州1月初已出现非典疫情，不断有市民和医护人员染病，“直至过年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大多数市民和医护人员仍不知有这一疫情的存在，后来人们口口相传，消息十分混乱，有些人还说是伊拉克的生化袭击。”
　　虽后据正式渠道证实，流言细节仅有少量真实成分，大多失实，但草木皆兵之下，少量熟人间证实的细节，加剧了恐慌。比如，大量医务人员被交叉传染，以及出现疫情超级传播者“毒王”。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3年1月30日，后来被媒体称为“毒王”的超级传播者周某某因发热、咳嗽多日，前往中山二院治疗。最终调查数据显示，其患病后密切接触者共213人，其中128人感染。
　　“有的称这种病的传播途径极为可怕，只要和病人打个照面，或者同乘一辆公共汽车都可能得病；有的称只要染上此病，上午得病，下午透视显示肺部全是白点，晚上抢救无效死亡；有的称此病可能是鼠疫、禽流感、炭疽或生化武器袭击等等。” 《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记录了当时广州疫情流言的细节， 并特别记录了当时的恐慌情绪，比如有流言称“广州市因感染此病而死亡的人数已达数百人之多，广州已有三百多名医生感染此病，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已被迫封院等等”。
　　“流言中的细节大多是虚假的。公众试图对这种不明疾病加以防范，但因缺乏足够的正确信息，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心理。”上述论文分析。
　　据2003年2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称：“本报在前日（2月10日）接到的热线电话达到两千多个，但昨日谣言被澄清（指2月11日市、省新闻发布会）后，锐减到五百多个。”

广州越级发布非典疫情

　　没有权威消息，流言蔓延，恐慌蔓延。
　　虽然《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于2003年1月1日生效，但按当时有关规定，省及直辖市才有权公布疫情。广州市委、市政府一度决定，通过内部电报及时把情况通报各区、县级市和市属各单位，并要求传达到基层社区街道和农村村镇，让市民了解疫情以及预防方法。
　　但流言与恐慌仍在扩散。2月10日，林树森决定，在异常紧急情况下，要冲破禁锢，并明确表示“一定要实事求是介绍情况，需要承担责任由我负责”。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召开了全国首场公布“非典”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广州）政府决策志》披露， 2003年2月10日，广州市委、市政府快决定1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10日晚10时，林树森亲自审阅新闻通稿，强调要如实公布病例和死亡数字，在新闻稿上加上“192例病例，其中2例死亡”等数字。 　　此前，因担心称“不明原因肺炎”加剧恐慌，林树森要求对疫情定个名字。《广州年鉴（2004年）》记载，2003年2月9日， 广州召开医疗专家指导小组紧急会议，确定疫病名称为“非典型肺炎”。
　　2月11日，新闻发布会后，广州的疫情流言得到遏制。但次日，受非典疫情影响，部分市民误信“美伊战争物资将短缺”的谣言，广州出现抢购大米、食盐、食用油风潮。
　　对抢购现象，上级规定此类情况不能在《广州日报》见报。《（广州）政府决策志》披露，为平息盲目抢购风，林树森本着信息公开和和依法行政的原则，指示在媒体公开真实情况。2月13日，《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盐荒米荒纯属无稽之谈》，成功击溃米荒盐荒谣言。2月14日，米盐市场全部恢复正常。
　　当时一名身在决策现场的媒体人称，上级一度要求不得刊发市民抢购消息，担心抢购潮加剧。而林树森认为，在市民已经大范围恐慌性抢购的情况下，再不及时辟谣，最终很不能引发银行挤兑，广州将彻底伤了元气，遂拍板决定及时发布消息。
　　2003年6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广东从“非典”传播区名单上除名。《（广州）政府决策志》记载，从2003年1月到5月，全市共报告非典病例1273人，治愈出院1226人，病死率3.46%，创造全国、全世界最高治愈率和最低死亡率。

流言肆虐：缘于政府与媒体两大“正式渠道”缺席

　　“流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已完全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正常社会生活无法继续下去。”《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分析，最后危机促成转机，政府和媒介开始转变态度，对病情作了大量公开报道，“非典型肺炎事件”从最初的流言传播、公众恐慌，转入政府部门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的新阶段。
　　上述论文课题组，在2003年3月8日至9日，对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现象实施入户调查，通过分析380个调查样本，发现过半受访者将流言肆虐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两大“正式渠道”的缺席：政府部门和媒介部门。
　　《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分析，在面临重大社会事件时政府与媒体无疑最具调查真相的能力，也是最权威的信息提供者，公众希望政府和媒介能提供可靠的信息，以消除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是流言存在的土壤，没有权威的解释，公众就会自己尝试提出解释，从而形成流言。”
　　（注：本文引用的论文《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刊发于2004年5月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6卷第3期，署名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教授严三九，以及广州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徐晖明，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