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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身处困境的世界又一次把自己的失意和怨气出在中国头上。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已经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格板施加了贸易制裁。欧盟也对其他一些中国产品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更值得关注的是多国又一次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高涨呼声。
诘难的背后
对中国的压力并不是无中生有。美国国会中两党都认为，同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已经挤占了美国人的工资与就业机会。而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在滋生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失衡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足以为这些施压提供基础。从2006年到2008三年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其ODP的比重平均为10％。而2001年到2003年间仅为2％。
当然，衡量全球失衡的风险，不应该仅仅关注一国的经常账户状况。对任何顺差而言，都必然有另一方存在逆差。很明显，美国在全球失衡中站在逆差的一方，其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创纪录地达到了GDP的6％，而2001年到2008年八年来的平均值约为5％。这样来看，很难指责中国为后危机时代阻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障碍。使全球经济回归平衡的有效努力需要来自美国和中国双方。
对于美国未来的预期很难令人振奋。本土储蓄的严重不足，美国已经非常依赖海外市场上的盈余来帮助国内增长，通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吸引资金流入。虽然最近美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有周期性的收窄，但潜在趋势并不乐观。鉴于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上万亿的财政赤字，其储蓄和经常账户失衡的前景恐怕仍难乐观。
同时，有理由相信中国将采取措施平衡本国经济，有效并持续地降低其经常账户盈余。2008年到2009年的危机，给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以沉重打击。发达国家罕见的同步衰退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外部需求下跌，使得中国出口在仅仅七个月的时间里从巅峰跌入低谷，从2008年7月的年增长26％转为2009年2月的负增长27％。由于出口占中国GDP的份额已经从2001年的20％增加到2007年的36％，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打击沉重。中国GDP增长(按环比计算)在2008年未几近停滞。出口重地广东省有接近4000万的农民工失业。
结构?货币?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反而将这一次的危机和衰退看做警醒之机，别无选择地将其GDP的增长源泉从外部市场转到内部市场。我对于中国2011年即将贯彻的第12个五年规划保持乐观。它将包括刺激消费的主要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网络的发展、农村收入提高以及发展大规模消费服务业的蓝图。若如我所期，中国至2016年将使消费占ODP的份额从现在低点35％提高到45％至50％。当消费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经常账户盈余将相应地减少，在未来五年中可能减半。
最后，对世界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国对消除自身失衡和参与解决全球失衡的意愿。国际社会有权要求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消除导致危机的全球失衡。然而，对于评估未来一年再平衡的前景，有理由对中国保持比美国更为乐观的态度。中国怎样应对这一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那些深受其经济反弹所惠的亚洲贸易伙伴们，应该更关注于结果，而非其为了达到结果所采用的措施。
中国似乎更倾向于通过结构调整来平衡其经济，而不是西方所希望的货币解决方案。中国已经明白地表达了保持人民币稳定对其尚不成熟的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这一逻辑很难挑战，特别是中国提出了用其他方法来降低其经常账户盈余。当然，中国将继续面对其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不稳定的外汇储备激增。但是，这是中国的选择，而在过去的十年其已被证明可以应对自如。
寻求再平衡
然而，至今世界仍注目于中国的货币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货币调整在过去20年中对于全球失衡的改善乏善可陈。上世纪80年代，日本被迫升值其货币，随之而来的是流动性激增和巨大的资产泡沫。日本至今仍在努力从这悲剧性的经历中重振旗鼓。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时，曾被建议通过大规模货币贬值走出危机。而这导致了整个区域的衰退，只有坚持了人民币稳定的中国除外。
同样地，美元贬值也是美国解决其经常账户逆差的传统政策手段。从2002年到2008年初，美元贸易加权汇率对一揽子其他货币下跌了25％，而同期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占GDP的4.3％增加到5.2％。出于地缘政治压力，中国于2005年7月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允许人民币在随后的三年中对美元升值约21％。但这对改善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并没有作用。
可见，解决大规模世界经济失衡，货币调整最多是一个最迂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问，货币弹性似乎在减小，贸易失衡看起来更深层次植根于结构性储蓄不均。依赖于资产和债务的储蓄模式将美国推至过度消费的悬崖，现在美国摒弃了这一不计后果的模式，回归到传统的基于收入的模式，相比于进一步贬值美元。这使得其经常账户赤字得到了更为有效地改善。但如上面提到过的，财政赤字是这个等式中的最大变量。同样，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保障网络来降低其家庭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将比选择人民币升值更能有效的改善其经常账户盈余。简而言之，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结构性的转变将比调整货币利率更为重要。
在衰退中，人们总是互相指责。2008年到2009年的大萧条之后也是如此。责难中国已经被当成规避危难的避雷针。此外，如果西方的复苏微弱，其就业状况也将相应惨淡，而其结果将是进一步加剧针对中国的压力。所有国家都应该在期待已久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负起应有的责任。强制中国采纳没有效果的方式是极其愚蠢的——尤其是在中国已经开始对自身的再平衡问题采取措施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须认真反省并面对其自身的失衡。伪善行事不能体现全球领导力。
诘难的背后
对中国的压力并不是无中生有。美国国会中两党都认为，同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已经挤占了美国人的工资与就业机会。而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在滋生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失衡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足以为这些施压提供基础。从2006年到2008三年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其ODP的比重平均为10％。而2001年到2003年间仅为2％。
当然，衡量全球失衡的风险，不应该仅仅关注一国的经常账户状况。对任何顺差而言，都必然有另一方存在逆差。很明显，美国在全球失衡中站在逆差的一方，其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创纪录地达到了GDP的6％，而2001年到2008年八年来的平均值约为5％。这样来看，很难指责中国为后危机时代阻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障碍。使全球经济回归平衡的有效努力需要来自美国和中国双方。
对于美国未来的预期很难令人振奋。本土储蓄的严重不足，美国已经非常依赖海外市场上的盈余来帮助国内增长，通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吸引资金流入。虽然最近美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有周期性的收窄，但潜在趋势并不乐观。鉴于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上万亿的财政赤字，其储蓄和经常账户失衡的前景恐怕仍难乐观。
同时，有理由相信中国将采取措施平衡本国经济，有效并持续地降低其经常账户盈余。2008年到2009年的危机，给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以沉重打击。发达国家罕见的同步衰退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外部需求下跌，使得中国出口在仅仅七个月的时间里从巅峰跌入低谷，从2008年7月的年增长26％转为2009年2月的负增长27％。由于出口占中国GDP的份额已经从2001年的20％增加到2007年的36％，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打击沉重。中国GDP增长(按环比计算)在2008年未几近停滞。出口重地广东省有接近4000万的农民工失业。
结构?货币?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反而将这一次的危机和衰退看做警醒之机，别无选择地将其GDP的增长源泉从外部市场转到内部市场。我对于中国2011年即将贯彻的第12个五年规划保持乐观。它将包括刺激消费的主要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网络的发展、农村收入提高以及发展大规模消费服务业的蓝图。若如我所期，中国至2016年将使消费占ODP的份额从现在低点35％提高到45％至50％。当消费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经常账户盈余将相应地减少，在未来五年中可能减半。
最后，对世界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国对消除自身失衡和参与解决全球失衡的意愿。国际社会有权要求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消除导致危机的全球失衡。然而，对于评估未来一年再平衡的前景，有理由对中国保持比美国更为乐观的态度。中国怎样应对这一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那些深受其经济反弹所惠的亚洲贸易伙伴们，应该更关注于结果，而非其为了达到结果所采用的措施。
中国似乎更倾向于通过结构调整来平衡其经济，而不是西方所希望的货币解决方案。中国已经明白地表达了保持人民币稳定对其尚不成熟的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这一逻辑很难挑战，特别是中国提出了用其他方法来降低其经常账户盈余。当然，中国将继续面对其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不稳定的外汇储备激增。但是，这是中国的选择，而在过去的十年其已被证明可以应对自如。
寻求再平衡
然而，至今世界仍注目于中国的货币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货币调整在过去20年中对于全球失衡的改善乏善可陈。上世纪80年代，日本被迫升值其货币，随之而来的是流动性激增和巨大的资产泡沫。日本至今仍在努力从这悲剧性的经历中重振旗鼓。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时，曾被建议通过大规模货币贬值走出危机。而这导致了整个区域的衰退，只有坚持了人民币稳定的中国除外。
同样地，美元贬值也是美国解决其经常账户逆差的传统政策手段。从2002年到2008年初，美元贸易加权汇率对一揽子其他货币下跌了25％，而同期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占GDP的4.3％增加到5.2％。出于地缘政治压力，中国于2005年7月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允许人民币在随后的三年中对美元升值约21％。但这对改善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并没有作用。
可见，解决大规模世界经济失衡，货币调整最多是一个最迂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问，货币弹性似乎在减小，贸易失衡看起来更深层次植根于结构性储蓄不均。依赖于资产和债务的储蓄模式将美国推至过度消费的悬崖，现在美国摒弃了这一不计后果的模式，回归到传统的基于收入的模式，相比于进一步贬值美元。这使得其经常账户赤字得到了更为有效地改善。但如上面提到过的，财政赤字是这个等式中的最大变量。同样，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保障网络来降低其家庭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将比选择人民币升值更能有效的改善其经常账户盈余。简而言之，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结构性的转变将比调整货币利率更为重要。
在衰退中，人们总是互相指责。2008年到2009年的大萧条之后也是如此。责难中国已经被当成规避危难的避雷针。此外，如果西方的复苏微弱，其就业状况也将相应惨淡，而其结果将是进一步加剧针对中国的压力。所有国家都应该在期待已久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负起应有的责任。强制中国采纳没有效果的方式是极其愚蠢的——尤其是在中国已经开始对自身的再平衡问题采取措施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须认真反省并面对其自身的失衡。伪善行事不能体现全球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