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有“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之称，《管子》一书中有许多能给人教益的箴言。
　　“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出自《管子·明法第四十六》。公元前6世纪左右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概念，比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觀念还要早三百多年。此后，“法为治具”成为历代的一贯认识。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出自《管子·霸言第二十三》。管仲作为历史上首个提出“以人为本”理念的古代思想家，他爱民、重民、利民、富民，一切以民为根本，开创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出自《管子·牧民》。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他认为“礼”就是不能越出应有的节度，思想行为不能超出道德规范；“义”，就是自己不抬高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标准；“廉”，就是廉洁不贪，不隐瞒自己的过失和不端行为；“耻”就是知羞耻，不与道德低下的人同流合污。他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并且把它们比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出自《管子·牧民》。意思是，政权之所以能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出自《管子·权修第三》。这大概也是中国最早论及育人重要性的观点。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出自《管子·立政第四》。意思是，君主需要审查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德义没有显著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功业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主事没有取信于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大官。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出自《管子·立政第四》。意思是君主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偏袒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征收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出自《管子·治国》。意思是大凡治国之道，必须让人民先富裕，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困就难治理。所以治理好的国家人民是富足的，治理不好的国家人民一般是贫穷的。管子的《治国》篇中也曾谈到：民富是国强的基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出自《管子·牧民》。意思是，百姓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管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天下公约仍然能够对各诸侯国的民众形成有效约束。
　　“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出自《管子·内业》。意思是人应当能善于利用世间万物，而不是被世间万物所役使和束缚。“物”即外物，身外之物、身外世界，是“我”存在的重要参照物。它可以是“我”存在的物质背景，也可以是“我”追逐的目的、对象。
　　（邱宝珊摘自《学习时报》2016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