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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庆龄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数十年来，她以独特身份、广阔视角、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从事纷繁复杂而富有成效的国际传播活动。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国际传播实践的考察，探析宋庆龄国际传播活动的立场、理念、核心价值、策略方针和传播方法，揭示其国际传播实践的鲜明特色：坚持人民立场，向国际社会传递和平、进步、正义的中国价值;以放眼全球的视野，用非官方的姿态，坚持真实报道的传统，有效融合多种传播渠道，善于借助外媒，达到良好传播效果。针对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形势，归纳出宋厌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的时代意义，提出国际传播工作应坚持替人民说话、加强价值引导、坚持包容与扬弃、坚持真实报道、重视民间力量、注重媒体融合、结合常态传播与设置议题传播等建议。
[关键词] 宋庆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K82/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 （2019） 11-0003-06
宋庆龄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民间友好的建设者，中国精神的代表者。她以獨特身份、广阔视角、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从事纷繁复杂而富有成效的国际传播活动数十年，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具有鲜明特点。
一、宋庆龄的国际传播实践概述
宋庆龄的国际传播素养与其海外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相关实践习得于辅佐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孙中山逝世后，她开始进行初步实践，成熟于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战期间，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国际社会募捐活动，通过《新闻通讯》传播中国抗战实况，这一时期宋庆龄发挥主动性开展了成熟的国际传播工作，收效明显。她领导的机构是除国民政府所属机构之外，最强有力的国际传播组织，发挥了独特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主持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以7种文字8个版本，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新中国实况。她在《人民中国》《中国建设》等外宣刊物上发表文章，或直接致信国外团体、组织，声援日本、法国、印度等国人民的进步运动，呼吁世界和平，介绍新中国建设。
她持续投身世界和平运动，与世界和平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主持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世界妇女运动、世界保卫儿童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她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问苏联、匈牙利、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家，她先后担任中苏友协副会长、会长，特别关心中英、中美、中印等双边关系和友好往来，接待金日成、苏加诺、尼赫鲁、胡志明、伏罗希洛夫等政要来访。
她邀请国外友人来中国参与福利工作、参加新中国建设，并长期与海外朋友、友好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她的信函成为了解中国的窗口。她晚年特别关心中国同日、美、英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促成大量昔日老友重回中国，再续友情。
她用一生的国际传播实践和体现其中的思想，在中国国际传播史上写下多彩厚重的一页，至今仍熠熠生辉。宋庆龄是她所生活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形象代表、中国社会的良心、中国人民的声音。许多国外人士是从宋庆龄这个重要渠道获知中国情势的。斯诺夫人说：“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民的代言人，从来没有一个。”“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讲话，你（宋庆龄）是所有中国人中唯一可以担任此项工作的人。”[1]美国友人耿丽淑称：“她是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新中国的人——她是唯一可以替中国说话的人。”[2]德国友人秋迪·卢森堡认为宋庆龄“在让海外的朋友更好地理解中国方面……具有强大的感召力”[3]。即使是持不同政见者，如美国顽固反共人士艾尔弗雷德·柯贝克都认为：“作为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女士一直在混乱的中国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
二、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的特点
（一）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宣传中国的建设。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活动是配合彼时中国革命和政治活动展开的，她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进行传播，目的是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西方国家的多重封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强行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禁止中国报刊进口，来自中国的刊物被称为“共党宣传”，美国民众若想阅读，需在文件上签字声明接受此类宣传。
面对国际困境，基于抗战期间积累的丰富国际宣传经验，宋庆龄首倡建立国际宣传机构。她在1949年底首提这一建议，后在全国救济总会大会上再次重申“希望代表大会分给我们这个任务，让我们把中国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5]。此建议被大会接纳并写入决议。她多次致函周恩来总理，商讨新组建国际宣传委员会并发行系列刊物的规划。因此， 《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办，起于周恩来的提议，源于宋庆龄的主动思考给周恩来以启发。
1950年底，周恩来提出由宋庆龄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宋庆龄欣然接受。刊名被确定为《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办刊宗旨为：“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中国建设》的创刊筹备人员中，除了宋庆龄之外，还有陈翰笙、金仲华、爱泼斯坦等。
1951年12月17日，《中国建设》第一期稿件编辑工作完成后，提前印刷。“总理对第一期很满意。大家都说《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6]《中国建设> 一经发行便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当时对外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刊物，也是唯一能进入美国的中国出版物。爱泼斯坦回忆说，这个杂志“从一开始就以与美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在重重困难中改变了两国敌对的情况，“并且从那以来已被承认是受到广泛欢迎的中国出版物”。[7]当时，只有《中国建设》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中国的其他英文报刊都做不到这一点。
由于《中国建设》对外宣传的作用非常明显，到1952年底，发行范围达到118个国家，销数最多的是印度、美国、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来华外宾也称之为很好的刊物，表示要设法在他们国家推广。1953年，每期在国外发行达0.0万余册，转载或介绍该刊的有16个国家的37种期刊。1956年，《中国建设》共出版62.3万册，在中东地区还打破了发行空白。1957年，销量虽有所下降，但开辟了泰国、希腊、新几内亚等国的销路。《中国建设》的宣传效果证明，它取得了直接和间接的积极影响。[8] （二）以全球视野进行跨文化传播。宋庆龄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并没有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放眼全球，站在全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进行跨文化传播。她以全球视野、国际主义的传播视角，连通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立场鲜明，在心理上唤起外国民众的同理心。
宋庆龄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友好事业，着力强调文化和贸易交流的重要性，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有利于全世界利益的。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开幕式上，宋庆龄号召：“动员人民……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促成各国人民间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充分交流。”[9]在发表于《人民中国》上的文章中，宋庆龄写道：“我国文化复兴了并推进了，它来自人民之中并服务于人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从我国人民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出发。”[10]
宋庆龄认为，交流的前提是对于对方文化、制度的包容和扬弃，交流能弥合差异，丰富彼此。她指出：“这种政策并不因为任何国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或社会制度上与我们不同而排斥它。”[11]访问缅甸期间，她说：“我们各自沿着本国内部情况所决定的道路发展。这就标明我们两国的发展是不同的，但是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们通过经常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得以丰富彼此的生活。”[12]
（三）呼吁“和平、进步、正义”的国际传播核心价值。邓小平称宋庆龄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13]，宋庆龄毕生都在国际舞台上传递和平、进步、正义的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继续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吁。1949年10月2日，是第一个“国际和平斗争日”，北京召开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大会通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宣言》，动员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面对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强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区域和平的霸权行为，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宋庆龄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担任会议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她以強有力的五句“动员人民”的号召，提出了具体举措，“只要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地保卫和平，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14]。
当年年底，宋庆龄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继续重申：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缔结五大国的和平公约、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严格禁止一切大规模性武器、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侵犯他国领土或对他国施用政治压力，一切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基础。她相信，“联合起来了，人民就能扭转局势，走向和平”[15]。
宋庆龄通过国事访问，发表文章、讲话，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坦诚合作的诚意向全世界传递。她访问苏联、匈牙利、印度等多个国家，不断地向国外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16]她的这些访问，有力推动和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往，打开了新中国和平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也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进展。
（四）继承中创新、多手段融合的国际传播方法。始终坚持为真理效劳的真实报道传统。如她所言，“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17]。宋庆龄亲自领导的《中国建设》，一直强调延续真实报道的传统。即使在中苏关系破裂、两国政治论战日趋激烈的时期， 《中国建设》在报道有关苏联的问题时仍坚持尊重事实。据爱泼斯坦回忆，1966年第1期《中国建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自力更生：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吉林化工厂正在建设中。”宋庆龄看后指出，这不是事实，这个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18]《中国建设》杂志的广泛发行，被西方人士接受，也是真实报道带来的直接效果。
始终凭借个人影响进行非官方传播。自1927年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起，宋庆龄保持独立于国、共两党的政治身份。国际上对她的认知从孙中山夫人到宋庆龄女士，她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即使在担任新中国领导职务后，她仍以非共产党人的特殊身份示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她的观点立场和所作贡献积累形成了她权威而独立的对外形象，美国友人认为她的“特殊的任务就是代表人民和他们摆脱中世纪与殖民主义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权力讲话”[19]。与宋庆龄的个人身份相一致，她所领导的团体和媒体一直都定位于非官方。两个团体所创办的刊物，自然也是非官方性质。宋庆龄坚持强调杂志的民间性。《中国建设》“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颜色不要红，西方才能接受”[20]。在东风西风、两大阵营纷争角逐的冷战时期，官方宣传仅为一面之词，外国人士更愿意采纳第三方信源的观点，加之宋庆龄代表人民、坚持正义的对外形象和党派中立倾向，使她的传播活动效果甚至优于官方宣传。
注重渠道融合进行多维度传播。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多维度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真实情况、实际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各国友协、文化、社会、妇女、和平团体保持着广泛、持久而深厚的友谊，每逢纪念日、重大事件，宋庆龄必向这些团体发送贺信，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中断。宋庆龄所接触的友人几乎遍及全球，包括西方国家的和平民主人士，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国家人士。这些人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并带动更多身边的人对华友好。他们在新中国面临外交困境的时候依然站在中国一边，有的美国朋友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也在所不惜。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中美关系好转后，他们纷纷前来探望宋庆龄。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她接待外宾近300人次。所有的来访者都以见到她而深感荣幸，有些甚至带来合作项目和资金，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
三、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的时代意义
宋庆龄一生的国际传播实践呈现出极为鲜明的特色：坚持人民立场，向国际社会传递和平、进步、正义的中国价值;坚持放眼全球的视野，注重分层细化的受众策略;坚持用非官方的姿态，坚持真实报道的传统，有效融合多种传播渠道，善于借助外媒，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不可能短期改变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舆论格局，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偏见与抹黑，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是国际传播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宋庆龄的国际传播实践和思想，具有历史启迪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坚持人民立场，把握国际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宋庆龄在革命战争年代向世界报道人民战争的业绩，内战对峙时期坚持让人民自主选择道路，建设改革时期介绍人民建设、发展的成就，她的传播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新时代做好国际传播工作，要坚持将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讲好老百姓的故事，同时也让老百姓了解世界，真正让传播沟通服务于普通民众。
（二）加强价值引领，明确国家形象，注重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向各国受众介绍什么样的中国，一方面取决于目前受众对中国形象的了解程度、关注点和误解之处，另一方面也要明确中国的国际形象设定。宋庆龄注重采用多种方式向不同人群发出“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以明确的价值追求统领传播活动，以分层细化策略精准传播。如今，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日渐确立，全体中国人民圆梦奋斗的形象日渐明晰，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确立。要加强国际分众传播，精确发力，不仅要内外有别，更要外外有别。利用国外受众原有文化元素，挖掘其中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角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利用影响力广泛的公众人物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可取的办法。
（三）坚持包容与扬弃，扩大文明互鉴，增强国际传播的内涵与厚度。国际传播活动中，文化是有效载体，更是重要内容。通过人文交流扩大文明交流、文化对话，可以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利于强化中国国家形象。宋庆龄注重和外国友好人士交朋友，通过一个个友善个体带动海外对中国的支持和理解;宋庆龄强调文化和而不同，重在丰富彼此。近年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持续开展面向港澳台、面向世界主要国家的人文交流，将宋庆龄精神传播到各地，取得良好交流效果。新时代国际传播要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提升交流水平，坚持不懈通过人文交流这种双向沟通融合的互动，达到星火燎原的效果。
（四）坚持真实报道，注重话语平衡，提升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坚持正面宣传对树立国家形象有直接作用，但固守一种视角无益于提升传播的可信度。宋庆龄领导的媒体坚持全面真实报道，尽可能保持话语平衡。如今，国际传播中要注意话语平衡，批评西方国家的同时也要承认本国存在的问题;要从本国视角出发，又秉持和世界视角不冲突的立场，做让国内国外都觉得客观公正的报道，才能让中国声音更可信，使中国形象更真实。中国媒体一直以来习惯运用宏大叙事展示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灌输、宣传意味浓重，收效与预期有差距。要像宋庆龄了解欧美国家那样，更多地考虑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更多地考虑从心理层面唤起国外民众的正面情感，要使讲述方式更接地气，注重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讲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五）重视非政府组织、社会民间力量，强化国际传播的引导力。中国的国际性媒体多具官方背景，其宣传话语官方色彩浓重，常被贴上意识形态标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能。宋庆龄特别强调她所领导的媒体的非官方性质，凭借个人影响力进行国际传播，贴近各阶层受众，获得广泛信任，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如今，在媒体多元化的时代，国际宣传的主体也相应多元起来。要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这样的人民团体的传播力量，也要发挥民间智库、专家学者等个人的传播力，让中国的形象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出去、丰满起来。
（六）注重媒体融合，加强国际合作传播，扩大国际传播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传播手段多元化，是对国际传播的新挑战，更是新机遇。宋庆龄当年融合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手段，收效明显。如今，在新媒体格局下，要强化互联网思维，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推动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只有掌握新技能，才能掌握传播主动权、提升传播影响力。
国际传播要形成强大合力，借势、借力尤为重要。宋庆龄擅于借助外媒发声，扩大传播效能。当下各国媒体合作日益紧密，加强国际合作传播已蔚然成风。《今日中国》（即原《中国建设》，1990年更名）杂志秉承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在国际合作传播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借筒传声，直接向海外媒体供稿、供版，让中国的报道在海外直接落地;借台唱戏，举办主题论坛、研讨会，秉承媒体不仅传播新闻，也要制造新闻的理念，利用举办活动进行国际传播;借嘴说话，邀请外媒来华采访，以联合采访的形式，共同策划选题、共享采访资料，海内外媒体同时发布，提升海外受众的接受度。这类做法有效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辐射面，值得采纳借鉴。
（七）常态传播与设置议题传播相结合，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是一项常项工作，细水长流的日常传播要与关键时刻的重点传播相结合。宋庆龄注重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威胁的关键时刻面向全世界发声。如今，中国一方面要提升重大国际事件中的传播力，传播主体要敢于亮明立场、明确态度、划定底线，避免误读和误判，有效引导舆论;另一方面要提升主动设置话题的能力，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上设置系列话题。要对表明中国立场、展示中国价值的重点传播进行合理筹划、周密布局，把握话语主动权，构建中国特有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四、结语
走向世界的中国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开放的中国需要世界的理解与支持。新时代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宋庆龄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是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承担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使命。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和实践经受历史考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取经验指导当下工作，不僅会使宋庆龄的思想焕发生命力，也必将指导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取得更大发展，获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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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庆龄.走向工业化的道路[G]//宋庆龄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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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慶龄.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G]//宋庆龄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725.
[15]宋庆龄.人民能够扭转局势[G]//宋庆龄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735.
[16]宋庆龄.和平、进步、正义——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声[G]//宋庆龄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39.[17]宋庆龄.真实报道的传统[G]//宋庆龄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8.
[18]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M]//沈苏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537-538.
[20]鲁平.我亲历的《中国建设》创办始末[M]//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回忆宋庆龄.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489.
作者分别系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助理馆员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 宋庆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K82/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 （2019） 11-0003-06
宋庆龄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民间友好的建设者，中国精神的代表者。她以獨特身份、广阔视角、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从事纷繁复杂而富有成效的国际传播活动数十年，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具有鲜明特点。
一、宋庆龄的国际传播实践概述
宋庆龄的国际传播素养与其海外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相关实践习得于辅佐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孙中山逝世后，她开始进行初步实践，成熟于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战期间，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国际社会募捐活动，通过《新闻通讯》传播中国抗战实况，这一时期宋庆龄发挥主动性开展了成熟的国际传播工作，收效明显。她领导的机构是除国民政府所属机构之外，最强有力的国际传播组织，发挥了独特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主持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以7种文字8个版本，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新中国实况。她在《人民中国》《中国建设》等外宣刊物上发表文章，或直接致信国外团体、组织，声援日本、法国、印度等国人民的进步运动，呼吁世界和平，介绍新中国建设。
她持续投身世界和平运动，与世界和平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主持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世界妇女运动、世界保卫儿童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她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问苏联、匈牙利、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家，她先后担任中苏友协副会长、会长，特别关心中英、中美、中印等双边关系和友好往来，接待金日成、苏加诺、尼赫鲁、胡志明、伏罗希洛夫等政要来访。
她邀请国外友人来中国参与福利工作、参加新中国建设，并长期与海外朋友、友好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她的信函成为了解中国的窗口。她晚年特别关心中国同日、美、英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促成大量昔日老友重回中国，再续友情。
她用一生的国际传播实践和体现其中的思想，在中国国际传播史上写下多彩厚重的一页，至今仍熠熠生辉。宋庆龄是她所生活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形象代表、中国社会的良心、中国人民的声音。许多国外人士是从宋庆龄这个重要渠道获知中国情势的。斯诺夫人说：“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民的代言人，从来没有一个。”“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讲话，你（宋庆龄）是所有中国人中唯一可以担任此项工作的人。”[1]美国友人耿丽淑称：“她是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新中国的人——她是唯一可以替中国说话的人。”[2]德国友人秋迪·卢森堡认为宋庆龄“在让海外的朋友更好地理解中国方面……具有强大的感召力”[3]。即使是持不同政见者，如美国顽固反共人士艾尔弗雷德·柯贝克都认为：“作为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女士一直在混乱的中国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
二、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的特点
（一）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宣传中国的建设。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活动是配合彼时中国革命和政治活动展开的，她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进行传播，目的是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西方国家的多重封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强行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禁止中国报刊进口，来自中国的刊物被称为“共党宣传”，美国民众若想阅读，需在文件上签字声明接受此类宣传。
面对国际困境，基于抗战期间积累的丰富国际宣传经验，宋庆龄首倡建立国际宣传机构。她在1949年底首提这一建议，后在全国救济总会大会上再次重申“希望代表大会分给我们这个任务，让我们把中国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5]。此建议被大会接纳并写入决议。她多次致函周恩来总理，商讨新组建国际宣传委员会并发行系列刊物的规划。因此， 《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办，起于周恩来的提议，源于宋庆龄的主动思考给周恩来以启发。
1950年底，周恩来提出由宋庆龄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宋庆龄欣然接受。刊名被确定为《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办刊宗旨为：“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中国建设》的创刊筹备人员中，除了宋庆龄之外，还有陈翰笙、金仲华、爱泼斯坦等。
1951年12月17日，《中国建设》第一期稿件编辑工作完成后，提前印刷。“总理对第一期很满意。大家都说《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6]《中国建设> 一经发行便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当时对外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刊物，也是唯一能进入美国的中国出版物。爱泼斯坦回忆说，这个杂志“从一开始就以与美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在重重困难中改变了两国敌对的情况，“并且从那以来已被承认是受到广泛欢迎的中国出版物”。[7]当时，只有《中国建设》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中国的其他英文报刊都做不到这一点。
由于《中国建设》对外宣传的作用非常明显，到1952年底，发行范围达到118个国家，销数最多的是印度、美国、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来华外宾也称之为很好的刊物，表示要设法在他们国家推广。1953年，每期在国外发行达0.0万余册，转载或介绍该刊的有16个国家的37种期刊。1956年，《中国建设》共出版62.3万册，在中东地区还打破了发行空白。1957年，销量虽有所下降，但开辟了泰国、希腊、新几内亚等国的销路。《中国建设》的宣传效果证明，它取得了直接和间接的积极影响。[8] （二）以全球视野进行跨文化传播。宋庆龄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并没有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放眼全球，站在全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进行跨文化传播。她以全球视野、国际主义的传播视角，连通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立场鲜明，在心理上唤起外国民众的同理心。
宋庆龄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友好事业，着力强调文化和贸易交流的重要性，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有利于全世界利益的。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开幕式上，宋庆龄号召：“动员人民……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促成各国人民间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充分交流。”[9]在发表于《人民中国》上的文章中，宋庆龄写道：“我国文化复兴了并推进了，它来自人民之中并服务于人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从我国人民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出发。”[10]
宋庆龄认为，交流的前提是对于对方文化、制度的包容和扬弃，交流能弥合差异，丰富彼此。她指出：“这种政策并不因为任何国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或社会制度上与我们不同而排斥它。”[11]访问缅甸期间，她说：“我们各自沿着本国内部情况所决定的道路发展。这就标明我们两国的发展是不同的，但是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们通过经常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得以丰富彼此的生活。”[12]
（三）呼吁“和平、进步、正义”的国际传播核心价值。邓小平称宋庆龄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13]，宋庆龄毕生都在国际舞台上传递和平、进步、正义的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继续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吁。1949年10月2日，是第一个“国际和平斗争日”，北京召开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大会通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宣言》，动员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面对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强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区域和平的霸权行为，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宋庆龄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担任会议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她以強有力的五句“动员人民”的号召，提出了具体举措，“只要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地保卫和平，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14]。
当年年底，宋庆龄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继续重申：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缔结五大国的和平公约、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严格禁止一切大规模性武器、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侵犯他国领土或对他国施用政治压力，一切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基础。她相信，“联合起来了，人民就能扭转局势，走向和平”[15]。
宋庆龄通过国事访问，发表文章、讲话，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坦诚合作的诚意向全世界传递。她访问苏联、匈牙利、印度等多个国家，不断地向国外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16]她的这些访问，有力推动和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往，打开了新中国和平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也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进展。
（四）继承中创新、多手段融合的国际传播方法。始终坚持为真理效劳的真实报道传统。如她所言，“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17]。宋庆龄亲自领导的《中国建设》，一直强调延续真实报道的传统。即使在中苏关系破裂、两国政治论战日趋激烈的时期， 《中国建设》在报道有关苏联的问题时仍坚持尊重事实。据爱泼斯坦回忆，1966年第1期《中国建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自力更生：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吉林化工厂正在建设中。”宋庆龄看后指出，这不是事实，这个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18]《中国建设》杂志的广泛发行，被西方人士接受，也是真实报道带来的直接效果。
始终凭借个人影响进行非官方传播。自1927年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起，宋庆龄保持独立于国、共两党的政治身份。国际上对她的认知从孙中山夫人到宋庆龄女士，她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即使在担任新中国领导职务后，她仍以非共产党人的特殊身份示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她的观点立场和所作贡献积累形成了她权威而独立的对外形象，美国友人认为她的“特殊的任务就是代表人民和他们摆脱中世纪与殖民主义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权力讲话”[19]。与宋庆龄的个人身份相一致，她所领导的团体和媒体一直都定位于非官方。两个团体所创办的刊物，自然也是非官方性质。宋庆龄坚持强调杂志的民间性。《中国建设》“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颜色不要红，西方才能接受”[20]。在东风西风、两大阵营纷争角逐的冷战时期，官方宣传仅为一面之词，外国人士更愿意采纳第三方信源的观点，加之宋庆龄代表人民、坚持正义的对外形象和党派中立倾向，使她的传播活动效果甚至优于官方宣传。
注重渠道融合进行多维度传播。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多维度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真实情况、实际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各国友协、文化、社会、妇女、和平团体保持着广泛、持久而深厚的友谊，每逢纪念日、重大事件，宋庆龄必向这些团体发送贺信，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中断。宋庆龄所接触的友人几乎遍及全球，包括西方国家的和平民主人士，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国家人士。这些人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并带动更多身边的人对华友好。他们在新中国面临外交困境的时候依然站在中国一边，有的美国朋友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也在所不惜。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中美关系好转后，他们纷纷前来探望宋庆龄。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她接待外宾近300人次。所有的来访者都以见到她而深感荣幸，有些甚至带来合作项目和资金，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
三、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的时代意义
宋庆龄一生的国际传播实践呈现出极为鲜明的特色：坚持人民立场，向国际社会传递和平、进步、正义的中国价值;坚持放眼全球的视野，注重分层细化的受众策略;坚持用非官方的姿态，坚持真实报道的传统，有效融合多种传播渠道，善于借助外媒，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不可能短期改变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舆论格局，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偏见与抹黑，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是国际传播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宋庆龄的国际传播实践和思想，具有历史启迪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坚持人民立场，把握国际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宋庆龄在革命战争年代向世界报道人民战争的业绩，内战对峙时期坚持让人民自主选择道路，建设改革时期介绍人民建设、发展的成就，她的传播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新时代做好国际传播工作，要坚持将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讲好老百姓的故事，同时也让老百姓了解世界，真正让传播沟通服务于普通民众。
（二）加强价值引领，明确国家形象，注重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向各国受众介绍什么样的中国，一方面取决于目前受众对中国形象的了解程度、关注点和误解之处，另一方面也要明确中国的国际形象设定。宋庆龄注重采用多种方式向不同人群发出“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以明确的价值追求统领传播活动，以分层细化策略精准传播。如今，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日渐确立，全体中国人民圆梦奋斗的形象日渐明晰，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确立。要加强国际分众传播，精确发力，不仅要内外有别，更要外外有别。利用国外受众原有文化元素，挖掘其中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角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利用影响力广泛的公众人物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可取的办法。
（三）坚持包容与扬弃，扩大文明互鉴，增强国际传播的内涵与厚度。国际传播活动中，文化是有效载体，更是重要内容。通过人文交流扩大文明交流、文化对话，可以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利于强化中国国家形象。宋庆龄注重和外国友好人士交朋友，通过一个个友善个体带动海外对中国的支持和理解;宋庆龄强调文化和而不同，重在丰富彼此。近年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持续开展面向港澳台、面向世界主要国家的人文交流，将宋庆龄精神传播到各地，取得良好交流效果。新时代国际传播要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提升交流水平，坚持不懈通过人文交流这种双向沟通融合的互动，达到星火燎原的效果。
（四）坚持真实报道，注重话语平衡，提升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坚持正面宣传对树立国家形象有直接作用，但固守一种视角无益于提升传播的可信度。宋庆龄领导的媒体坚持全面真实报道，尽可能保持话语平衡。如今，国际传播中要注意话语平衡，批评西方国家的同时也要承认本国存在的问题;要从本国视角出发，又秉持和世界视角不冲突的立场，做让国内国外都觉得客观公正的报道，才能让中国声音更可信，使中国形象更真实。中国媒体一直以来习惯运用宏大叙事展示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灌输、宣传意味浓重，收效与预期有差距。要像宋庆龄了解欧美国家那样，更多地考虑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更多地考虑从心理层面唤起国外民众的正面情感，要使讲述方式更接地气，注重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讲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五）重视非政府组织、社会民间力量，强化国际传播的引导力。中国的国际性媒体多具官方背景，其宣传话语官方色彩浓重，常被贴上意识形态标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能。宋庆龄特别强调她所领导的媒体的非官方性质，凭借个人影响力进行国际传播，贴近各阶层受众，获得广泛信任，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如今，在媒体多元化的时代，国际宣传的主体也相应多元起来。要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这样的人民团体的传播力量，也要发挥民间智库、专家学者等个人的传播力，让中国的形象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出去、丰满起来。
（六）注重媒体融合，加强国际合作传播，扩大国际传播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传播手段多元化，是对国际传播的新挑战，更是新机遇。宋庆龄当年融合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手段，收效明显。如今，在新媒体格局下，要强化互联网思维，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推动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只有掌握新技能，才能掌握传播主动权、提升传播影响力。
国际传播要形成强大合力，借势、借力尤为重要。宋庆龄擅于借助外媒发声，扩大传播效能。当下各国媒体合作日益紧密，加强国际合作传播已蔚然成风。《今日中国》（即原《中国建设》，1990年更名）杂志秉承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在国际合作传播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借筒传声，直接向海外媒体供稿、供版，让中国的报道在海外直接落地;借台唱戏，举办主题论坛、研讨会，秉承媒体不仅传播新闻，也要制造新闻的理念，利用举办活动进行国际传播;借嘴说话，邀请外媒来华采访，以联合采访的形式，共同策划选题、共享采访资料，海内外媒体同时发布，提升海外受众的接受度。这类做法有效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辐射面，值得采纳借鉴。
（七）常态传播与设置议题传播相结合，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是一项常项工作，细水长流的日常传播要与关键时刻的重点传播相结合。宋庆龄注重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威胁的关键时刻面向全世界发声。如今，中国一方面要提升重大国际事件中的传播力，传播主体要敢于亮明立场、明确态度、划定底线，避免误读和误判，有效引导舆论;另一方面要提升主动设置话题的能力，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上设置系列话题。要对表明中国立场、展示中国价值的重点传播进行合理筹划、周密布局，把握话语主动权，构建中国特有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四、结语
走向世界的中国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开放的中国需要世界的理解与支持。新时代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宋庆龄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是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承担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使命。宋庆龄的国际传播思想和实践经受历史考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取经验指导当下工作，不僅会使宋庆龄的思想焕发生命力，也必将指导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取得更大发展，获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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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系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助理馆员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