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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的政治家中，司马光最为推崇的人，非陆贽莫属。一部《资治通鉴》，他引用陆贽的奏疏多达39篇，长的数干言，几乎囊括了《陆宣公集》的大部分内容。苏轼称赞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陆贽于乱世时登上政治舞台，凭借渊博的学识，非凡的见识，成为支撑大唐危局的重要脊梁、令人景仰的一代名相。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陆氏是江南的名门望族，可惜陆贽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陆侃曾任溧阳县令，却英年早逝，陆贽是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过陆贽天赋很高，大历六年（771年），年仅18岁的他即高中进士。在唐朝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所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继位，第二年，他派出黜陟使巡视天下。陆贽大胆地向渭南黜陟使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建议，即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他的这些见解不仅深刻、全面，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于是把他召入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监察御史。此时的德宗急需人才，因为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中，“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它们各自为政，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建中二年（781年），爆发了魏博、淄青、成德等节度使发动的“四镇之乱”。突然纷起的战火，让德宗有些手忙脚乱，他下诏询问应敌策略。陆贽对德宗抽调空禁卫军，甚至撤掉邊防部队四处救火的做法十分担心，建议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现在幽、燕、恒、魏等州的形势和缓，重点防范的对象是李希烈，应该调回河阳节度使李芃的部队来救援东都洛阳，让李怀光解除李希烈对襄城的围困。如果京都地区防守空虚，万一有人偷袭，靠什么来防备呢？
可惜唐德宗没能听取陆贽的意见，以致爆发了“泾原之变”，被抽调平叛的军队因为待遇问题发动兵变，攻进首都长安，德宗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叛军包围一月有余，几乎失陷。命悬一线之时，德宗想起陆贽的话，懊悔不已。从此他把陆贽召在身边，一切事情都要和他商量。而陆贽更是显现出了惊人的能量，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的调度征发、皇帝下的命令、臣子奏章的批复，其他的学士都不知从何处下笔，而陆贽却手到擒来，游刃有余，提起笔来不假思索，挥手而就，每天写数百道诏书，每道诏书都条分理析，一目了然。德宗对陆贽极为倚重，虽然朝廷外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当时号称“内相”。
在一片混乱之中，陆贽成了德宗离不开的人。
在陆贽的策划和主持下，朝廷逐渐走出危局，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转危为安，陆贽也因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被后人称为“救时内相”。
陆贽虽然深得德宗皇帝的赏识，但却很长时间不能从“内相”转正，原因是他不会顺情说好话，讨皇帝欢心。甚至很多时候，他会拒绝皇帝的要求，弄得皇帝很不高兴。
德宗在外逃亡时心里相当郁闷，有善于察言观色的术士建议说，“宜有变更，以应时数”，想出的主意就是尊号加字。建中元年（780年），就有大臣给即位不久的德宗上了“圣神文武皇帝”的尊号，但与他的太爷爷唐玄宗的尊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比起来，字数和程度上的差距都还相当明显。群臣请求加尊号，德宗很高兴，可陆贽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陆贽的态度很明朗，即“不该加”。理由有两个，第一，“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这不是历史上的定制，“皇帝”这个称号，其实已经是最崇高的称号，无以复加。三皇五帝，或者只称“皇”或者只称“帝”，加尊号这件事，不过从本朝才兴起;第二，“以臣庸蔽，未见其宜”。尊号在和平时期加，尚且让人觉得招摇，现在天下治理成这个样子，怎么还好意思夸耀自己，给自己说好话、加美名？加上尊号，无补于美好的声誉;减掉尊号，也不会损伤美好的品德。相反，减掉尊号，还能显示出谦逊的美德。所以，尊号不仅不应i劾口，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这件事因为陆贽的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德宗手下第一笔杆子，经陆贽起草的诏书不计其数，然而他也并非什么诏书都肯动笔，有的事他就回复说：“臣未敢承旨”，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陆贽辅佐朝政，从不顾惜自身，时常与皇帝争论事情的对错，恳切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时明知道事有不可，也常据理力争。他虽然忠心耿耿，但却时常让皇帝难堪，有人劝他说话不要显露锋芒，他回答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
从乱局中的“内相”，到后来真正的官拜宰相，陆贽一直是德宗身边的重量级人物，所以也是人们争取巴结取悦的对象，然而他清正廉洁，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分外之财，分毫不取。
早先陆贽在华州任郑县尉时，有一次回家省亲路过寿州，曾经礼节性地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张镒声名远播，对这位年轻的后辈并没看在眼里，可是一番交谈之后，他深为陆贽的学识所吸引。等到陆贽告辞时，两个人已经成为忘年交。张镒知道陆母韦氏在家贫苦度日，遂从其薪俸中拿出百万铜钱，希望“为母夫人一日费”。面对如此厚赠，陆贽坚辞不受，张镒再三坚持，陆贽才拱手道：“敢不承公之赐！”然而他只是取了一串新茶，便飘然而去。
陆贽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场十分另类，因而不少官员埋怨他行为怪诞，不近人情。德宗皇帝听见了这样的议论，有一次在一个私密的场合，亲自开导他说：“你清廉和谨慎得太过分了。各地官员到长安来，给你送一些礼物，那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点都不接受，那是很不近人情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的小礼物，你就收下好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以常人的思维，皇帝都开了金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即使你想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同流合污，完全可以装聋作哑。但是陆贽就是陆贽，第二天，德宗的案头上就多了一道奏折，上面写着陆贽的回答。
他说：“官员接受贿赂，哪怕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更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旦打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所以，接受“鞭靴”之类的馈赠，绝对不是“受亦无妨”的小事，因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可能吗？
不知道德宗皇帝看过这种义正辞严的拒绝，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干笑，苦笑，或是无可奈何的笑。史书上称陆贽一生，律已甚严，“性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小心精洁，未尝有过”。他就像带刺的玫瑰，让德宗又爱又恨。
唐德宗是个十分昏庸的皇帝，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小人卢杞和裴延龄都出自他的身边。面对这样的小人，许多人都选择了沉默，避之而恐不及，陆贽却敢于碰硬，从不妥协。
裴延龄善于阿谀逢迎、溜须拍马，在卢杞被贬后，很快成为德宗最为宠信的人。贞元十年（794年）秋，裴延龄向德宗奏称：“臣最近清仓核查，居然在尘土中找出13万两银子，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价值应该100万两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羡余），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国库的垃圾堆里居然能找到这么多的银子，你信吗？其实这只不过是裴延龄的障眼法，把钱从国家的库房搬到皇帝的私人小金库里罢了，因为他知道，德宗爱财如命。
面对这公然的欺诈，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因为大家都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更知道他是个不能得罪的小人。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又是陆贽拍案而起。其实早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德宗想任命裴延龄为权判度支（相当于财政部长）时，陆贽就写了一道《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的奏疏，指出裴延龄是个“妄诞小人”，可德宗却充耳不闻。这次，陆贽再次毅然上了一道《论裴延龄奸蠹书》，历数裴延龄的七大罪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愚弄朝廷，如同儿戏！”
裴延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天天在德宗面前罗织罪名，指责陆贽的不是。对德宗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在这面镜子前，他照见的都是自己的缺点和丑陋，所以在与裴延龄的这场PK中，陆贽显然不占优势，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最终，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裴延龄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后来又乘关中大旱之机，污蔑陆贽散布不满情绪，动摇民心。德宗勃然大怒，想杀掉陆贽，幸亏阳城等大臣冒死相救，才被免除一死。
贞元十一年（795年），42岁的陆贽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在这里，他一呆就是十年。
因为陆贽，唐朝是幸运的，正如《新唐書》所说：“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遇到唐德宗，虽然是陆贽的不幸，不过这也正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舞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了他的睿智，他的正直，他的铁骨铮铮。从这个角度说，陆贽其实也是幸运的。
一、乱世能臣，“救时内相”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陆氏是江南的名门望族，可惜陆贽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陆侃曾任溧阳县令，却英年早逝，陆贽是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过陆贽天赋很高，大历六年（771年），年仅18岁的他即高中进士。在唐朝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所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继位，第二年，他派出黜陟使巡视天下。陆贽大胆地向渭南黜陟使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建议，即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他的这些见解不仅深刻、全面，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于是把他召入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监察御史。此时的德宗急需人才，因为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中，“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它们各自为政，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建中二年（781年），爆发了魏博、淄青、成德等节度使发动的“四镇之乱”。突然纷起的战火，让德宗有些手忙脚乱，他下诏询问应敌策略。陆贽对德宗抽调空禁卫军，甚至撤掉邊防部队四处救火的做法十分担心，建议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现在幽、燕、恒、魏等州的形势和缓，重点防范的对象是李希烈，应该调回河阳节度使李芃的部队来救援东都洛阳，让李怀光解除李希烈对襄城的围困。如果京都地区防守空虚，万一有人偷袭，靠什么来防备呢？
可惜唐德宗没能听取陆贽的意见，以致爆发了“泾原之变”，被抽调平叛的军队因为待遇问题发动兵变，攻进首都长安，德宗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叛军包围一月有余，几乎失陷。命悬一线之时，德宗想起陆贽的话，懊悔不已。从此他把陆贽召在身边，一切事情都要和他商量。而陆贽更是显现出了惊人的能量，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的调度征发、皇帝下的命令、臣子奏章的批复，其他的学士都不知从何处下笔，而陆贽却手到擒来，游刃有余，提起笔来不假思索，挥手而就，每天写数百道诏书，每道诏书都条分理析，一目了然。德宗对陆贽极为倚重，虽然朝廷外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当时号称“内相”。
在一片混乱之中，陆贽成了德宗离不开的人。
在陆贽的策划和主持下，朝廷逐渐走出危局，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转危为安，陆贽也因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被后人称为“救时内相”。
二、正道直行，不惧皇威
陆贽虽然深得德宗皇帝的赏识，但却很长时间不能从“内相”转正，原因是他不会顺情说好话，讨皇帝欢心。甚至很多时候，他会拒绝皇帝的要求，弄得皇帝很不高兴。
德宗在外逃亡时心里相当郁闷，有善于察言观色的术士建议说，“宜有变更，以应时数”，想出的主意就是尊号加字。建中元年（780年），就有大臣给即位不久的德宗上了“圣神文武皇帝”的尊号，但与他的太爷爷唐玄宗的尊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比起来，字数和程度上的差距都还相当明显。群臣请求加尊号，德宗很高兴，可陆贽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陆贽的态度很明朗，即“不该加”。理由有两个，第一，“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这不是历史上的定制，“皇帝”这个称号，其实已经是最崇高的称号，无以复加。三皇五帝，或者只称“皇”或者只称“帝”，加尊号这件事，不过从本朝才兴起;第二，“以臣庸蔽，未见其宜”。尊号在和平时期加，尚且让人觉得招摇，现在天下治理成这个样子，怎么还好意思夸耀自己，给自己说好话、加美名？加上尊号，无补于美好的声誉;减掉尊号，也不会损伤美好的品德。相反，减掉尊号，还能显示出谦逊的美德。所以，尊号不仅不应i劾口，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这件事因为陆贽的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德宗手下第一笔杆子，经陆贽起草的诏书不计其数，然而他也并非什么诏书都肯动笔，有的事他就回复说：“臣未敢承旨”，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陆贽辅佐朝政，从不顾惜自身，时常与皇帝争论事情的对错，恳切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时明知道事有不可，也常据理力争。他虽然忠心耿耿，但却时常让皇帝难堪，有人劝他说话不要显露锋芒，他回答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
三、洁身自好，清廉自守
从乱局中的“内相”，到后来真正的官拜宰相，陆贽一直是德宗身边的重量级人物，所以也是人们争取巴结取悦的对象，然而他清正廉洁，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分外之财，分毫不取。
早先陆贽在华州任郑县尉时，有一次回家省亲路过寿州，曾经礼节性地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张镒声名远播，对这位年轻的后辈并没看在眼里，可是一番交谈之后，他深为陆贽的学识所吸引。等到陆贽告辞时，两个人已经成为忘年交。张镒知道陆母韦氏在家贫苦度日，遂从其薪俸中拿出百万铜钱，希望“为母夫人一日费”。面对如此厚赠，陆贽坚辞不受，张镒再三坚持，陆贽才拱手道：“敢不承公之赐！”然而他只是取了一串新茶，便飘然而去。
陆贽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场十分另类，因而不少官员埋怨他行为怪诞，不近人情。德宗皇帝听见了这样的议论，有一次在一个私密的场合，亲自开导他说：“你清廉和谨慎得太过分了。各地官员到长安来，给你送一些礼物，那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点都不接受，那是很不近人情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的小礼物，你就收下好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以常人的思维，皇帝都开了金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即使你想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同流合污，完全可以装聋作哑。但是陆贽就是陆贽，第二天，德宗的案头上就多了一道奏折，上面写着陆贽的回答。
他说：“官员接受贿赂，哪怕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更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旦打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所以，接受“鞭靴”之类的馈赠，绝对不是“受亦无妨”的小事，因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可能吗？
不知道德宗皇帝看过这种义正辞严的拒绝，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干笑，苦笑，或是无可奈何的笑。史书上称陆贽一生，律已甚严，“性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小心精洁，未尝有过”。他就像带刺的玫瑰，让德宗又爱又恨。
四、正气凛然，文人风骨
唐德宗是个十分昏庸的皇帝，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小人卢杞和裴延龄都出自他的身边。面对这样的小人，许多人都选择了沉默，避之而恐不及，陆贽却敢于碰硬，从不妥协。
裴延龄善于阿谀逢迎、溜须拍马，在卢杞被贬后，很快成为德宗最为宠信的人。贞元十年（794年）秋，裴延龄向德宗奏称：“臣最近清仓核查，居然在尘土中找出13万两银子，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价值应该100万两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羡余），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国库的垃圾堆里居然能找到这么多的银子，你信吗？其实这只不过是裴延龄的障眼法，把钱从国家的库房搬到皇帝的私人小金库里罢了，因为他知道，德宗爱财如命。
面对这公然的欺诈，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因为大家都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更知道他是个不能得罪的小人。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又是陆贽拍案而起。其实早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德宗想任命裴延龄为权判度支（相当于财政部长）时，陆贽就写了一道《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的奏疏，指出裴延龄是个“妄诞小人”，可德宗却充耳不闻。这次，陆贽再次毅然上了一道《论裴延龄奸蠹书》，历数裴延龄的七大罪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愚弄朝廷，如同儿戏！”
裴延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天天在德宗面前罗织罪名，指责陆贽的不是。对德宗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在这面镜子前，他照见的都是自己的缺点和丑陋，所以在与裴延龄的这场PK中，陆贽显然不占优势，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最终，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裴延龄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后来又乘关中大旱之机，污蔑陆贽散布不满情绪，动摇民心。德宗勃然大怒，想杀掉陆贽，幸亏阳城等大臣冒死相救，才被免除一死。
贞元十一年（795年），42岁的陆贽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在这里，他一呆就是十年。
因为陆贽，唐朝是幸运的，正如《新唐書》所说：“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遇到唐德宗，虽然是陆贽的不幸，不过这也正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舞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了他的睿智，他的正直，他的铁骨铮铮。从这个角度说，陆贽其实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