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格局可以概括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外向化。1992年后，我们国家就走向了一个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围绕国有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也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体制问题，先后得到了大体的解决，然后是外商投资、民间投资爆炸性的增长。特别是近几年，从大的宏观数据分析看，出口导向、外商投资的推动和城镇化的推动，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占了大头，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我们国家的经济成分、所有制的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1998年到2005年，从工业来看，民营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1倍，增加值增长了25倍，从业人员增长了10倍；三资企业的数量增长了2倍，增加值增长了4倍，从业人员增长了1.5倍；而国有企业的企业数减少了60％以上，从业人员减少一半，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了高峰，有8000万，这意味现在已有4000万人下岗再就业，剩下这4000万由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国有工业增加值增加了1.5倍。这是根据我们的工业统计数据。
　　
　　总之，无论从产值、从资本还是从就业结构看，总体呈现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三分天下的局面。当然，也有统计学专家经过分析认为我们的纯国有企业占的比重也就是20％左右。所以从产权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大体实现，更准确应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同时，国有企业的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不可逆的局面。
　　从改革角度看，我觉得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应该不再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和所有制结构，主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讲改革的成果大家讲得很多，问题在于我们要注意分析既有的改革和发展路向中存在的问题和将来的走向。一是刚才讲的，我们国家的增长格局是由市场化、外向化、城镇化拉动的，这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就业。国企改革造成4000多万工人下岗，城镇化发展占用了近2亿亩耕地，4000多万农民失去了土地。两个4000万人要安排就业，每年还要增加1000万的进城农民，还有每年新增几百万城市劳动力和毕业生。我们国家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中间，如何容纳这么大规模的就业压力，这仍然是将来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
　　其次是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较多，是否存在贫富的严重分化、分化的机制和成因，分化的后果等问题，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贫富分化是客观存在。
　　贫富分化又具体表现在三农问题和东西部发展的差异问题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资源的能力和环境的容量，所以存在种种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五统筹”，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我个人对科学发展观是非常认同的，我认为这也指出了我们国家当前在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外向化增长中间比较基本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上关注不是很够。我们国家已经成了世界工厂，很多重要的工业品占了世界的1／3甚至一半还多。在世界上各大工业国已经把我们看成一个威胁，但同时我们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摆脱对外国资本、外国技术的依赖。这一点可能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有人认为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初级工业化问题，发挥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要对世界负的责任越来越大的国家，不仅是要解决一个生存的问题，还要解决使国家变强的问题。李敖说过，普通百姓对国家的期望更多是解决挨饿问题，而上层精英对国家的期望同时也要注意到不要挨打的问题。使国家具有更强的自主的工业和科技的能力，就是不挨打的问题，这可能应当把它放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当中来考虑，当然也不能完全涵盖。
　　所以，我个人认为“五统筹”中间可能前四个统筹已经说得很多了，第五个统筹还没有完全破题。我认为应该把它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升级优化的历史性任务。
　　我们经常讲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我觉得今天讲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含义和1992年有所不同，应该有所调整，它应该要服从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总目标。经济发展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而面对这些需要统筹的众多问题，我们的体制要服从这些看起来不完全一致的目标，在这样的目标面前，重新思考我们未来的深化改革的走向。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