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代自由主义是在市民社会的限度之内提出政治哲学问题、构造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而马克思虽然重视市民社会的研究。但他又是在超越市民社会的前提下，是站在市民社会之外来说明现代人的政治生存和揭示现代社会的政治机理的，这使其政治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分野，也钦定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特定路径，使列宁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创造，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自上而下地衔接为一体。概括地说，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从实践与理论、政治行动与政治形而上学的维度，开显、承续、推延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区隔于自由
【机 构】
：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基金项目】
：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2012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代自由主义是在市民社会的限度之内提出政治哲学问题、构造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而马克思虽然重视市民社会的研究。但他又是在超越市民社会的前提下，是站在市民社会之外来说明现代人的政治生存和揭示现代社会的政治机理的，这使其政治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分野，也钦定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特定路径，使列宁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创造，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自上而下地衔接为一体。概括地说，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从实践与理论、政治行动与政治形而上学的维度，开显、承续、推延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区隔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使20世纪的政治哲学不独以自由主义的方式得以展现。但要真正领略马克思在自由主义边界之外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技艺，就应当在哲学史的整体意义上而不是在分门别类的意义上，来理解20世纪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创获。
其他文献
行为消费理论修正主流消费函数理论关于理性人的严格假设，认为消费者只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因素引入消费函数理论研究框架。现代社会女性消费行为的首要和基本特征是过分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意义。由于行为消费理论强调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因此，行为消费理论在阐释女性消费行为特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研究女性消费行为特征提供新的经济学研究视角。
商业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保险产品创新，保险产品创新的目标为收益的最大化与风险的最小化，其创新路径可以分为主动式创新与被动式创新，从创新程度上可分为渐进式创新和变革式创新。保险产品创新主要包括险种的出新、产品的组合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保险产品创新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此外风险因素、监管、承保周期、科技、税收等都是影响保险产品创新的驱动因素。在保险产品创新过程中，《著作权法》提供直接保护，《商标法》提供间接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兜底保护。另外，尊重保险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是保险产品创新对司法环境的主要
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光明日报》上发布201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东岳论丛》位列全国礼科院、社科联主办综合性学术期刊全文转载量第28位，在被201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493种综合性期刊中，全文转载量位列第54位。
【主持人语】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的文化产品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有限的本土市场内。中国必须集中力量倾力生产外销型的文化产品,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包括流行音乐、
清统治者教化海南黎族的主要目的是使黎族民众归顺，服从清统治，从心理上消除反清意识，维护社会稳定。在教化的内容与手段上，则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在黎人中培养诵经习儒的风尚，用高级的教化方式消弭黎族的反抗精神；一方面以各种手段甚至暴力改造黎人的传统习俗，使其能与中原“一道而同风”。清政府在海南实施的教化政策对维护边疆的稳定、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英国浪漫派革新了机械的自然观，打破了自然与自我二元对立的关系。自我与自然关系在他们那里呈现出“自我被自然吸收”、“自然被自我吞并”、“自然与自我表象分离”三种模式。英国浪漫派自然观的纵向发展呈现出从自然占主导地位向自我占主导地位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浪漫派自我意识从觉醒到膨胀的过程。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宪法对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公权力过程中的原则性要求，也是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的具体体现。行政机关面对繁杂的社会管理实务，为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和滥用，应根据行政法的规定依法选择合理的行政手段，以实现国家的正义管理职能，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同时以合理控制房价为视角，对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现行的房价控制政策和措施的适用方面加以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存和实践中形成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性格与心理的总和，是标识民族身份、维系民族认同的文化依据，是民族存续的精神血脉。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这种冲击与挑战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可能被挤压，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可能被淡化，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形成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可能受到动摇。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全球文化战略，乃至文化颠覆，则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中华
在党员干部这个群体中如何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人们关注并不多，除了张希清、陈金龙等先生略有论及外①，鲜有深入讨论者。而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战略工程中，社会群众是基础、青少年学生是重点的话，党员干部则是决定该项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前者是长远性基础工程的话，后者则是当下必须解决的、制约未来之路的潜在甚至也可以说是现实最大的瓶颈。之所以如此讲，一方面这个群体本身是该项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素养、态度与能力，直接影响着该项战略的实行效率，更重要的还有以下几个理论与现实原因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是我们缅怀这一历史伟人的重要历史节点。岁月如梭，光阴荏苒。毛泽东在历史的旷野里渐行渐远，这一不断延伸的历史时段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长的审视距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摆脱因“身在此山中”而带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尴尬，为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地认知和评价毛泽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伟人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这些具象元素在人们的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他的思想、功过和影响可能会在现实的认知活动中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