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韩国中国，不可能人人都当金基德，但只要还有一个这种顽冥不化的家伙存在并活跃着，韩国电影的独立精神就没有丢掉迎风烈烈的标志。
　　韩国有句俗语“南男北女”，说的是南方男人长得俊，北方女人生得漂亮。因此，对于南方任何一个非蒙古式宽脸的女星，我们都可以大胆怀疑是不是整容产品。不过，韩国演员的演技，却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电影界最值得一提的人，是宋康昊。他那副长相，就是韩国街头最常见的平凡大叔，可是，一旦出现在大银幕上，你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光芒四射。而且，宋康昊从不演电视剧，从不参加综艺节目。“你能看到我的地方，就是电影院。”对此，也不必拔高，说什么“艺术境界”之类的，只看他对电影本身的执着，就值得敬重。
　　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比大腕更值得敬重的，是韩国那一大批一流的配角演员，比如国民爷爷李顺载、国民奶奶罗文熙等等。他们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担纲主角的机会，永远是扶红偎黄的绿叶。可他们却如此肥厚多汁，用那么自然的演技，再现韩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为韩国电影增加着厚度。

电影与现实

　　中国有句古话，叫“功夫在诗外”，我相信，韩国电影成熟度如此之高，也该有电影之外的深层原因。 　　稍加留意，你就可以发现，韩国大多数电影都有这样的共性：主题简单，价值观正确。以《和声》为例，电影讲述了一群重刑女犯在监狱里组织合唱团的故事，关键词是爱与困境，主要情节是她们经历波折，克服困难，重新发现爱，最后回归爱。你看吧，如此简单，如此正确，不费思量，温暖近人。
　　想一想当年，我们领受的教育，说的可是资本主义国度人人唯利是图，个个尔虞我诈，他人即地狱。可是，别的地方不敢讲，至少在韩国，我的发现是，人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绝对讲求正直善良、健康向上。而且，韩国人的精神地图，又有独特之处，他们以儒家保守主义为底色，加之佛教、基督教等的均等分布，令大多数人对头顶三尺神明深怀敬畏。
　　这时扭头看回来，以前课本上所说的，好像恰恰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的电影，往往主题复杂，价值观混乱。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影人及相关从业者，自己就复杂浑浊，心思斑驳杂乱。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不是他们说不明白，而是根本不想说明白。因为一旦往明白了讲，他们的底牌就泄漏了：只不过是在试图为自己干坏事找借口。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为自己顺从追腥逐臭的本能找借口。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电影是现实的镜像，现实浑浊，电影就没有可能清亮。同时，电影人无力跳出现实的束缚，他们的作品也就无法穿透价值观的迷雾，给人开出一条通往彼岸的道路。
　　比如，将《和声》拿到中国拍，我来当编剧，估计都忍不住要把那个监狱管理所的所长拍得粗暴而无情，这么编，才有人信。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把一个监狱首脑拍得那么温情，当女犯合唱团外出公演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挺身而出，咆哮怒吼，有人信吗？
　　套用一个老比喻，电影不过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有社会整体结构在支撑。一直觉得，与韩国相比，我们缺少一个真正的左翼群体。要知道，韩国的左翼相当有势力，他们主要是作家、导演、学者、记者，一大群人，个个抱持理想主义，寒贱不移其志，为弱势者代言，为贫苦人呐喊，让一切为富不仁者时时心怀怯意，即使想做坏事，也不敢过于嚣张。这样一个社会，也有纷争，也有动荡，但左转一下右转一下，最终会往健康的前路走。
　　可是我们的左翼在哪里？放眼望去，我们的所谓“左”，不外乎一群投机分子，无信仰，无操守，媚权势，他们的作为，与民众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
　　今天我们的价值体系崩塌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这种真正的制衡力量，由此，道德相对主义成为每一个人的盾牌，我们躲在后边分赃钱、喝花酒。在道德观上，我们从来不曾拥有不曾相信基于个人主义的无私，更不曾拥有不曾相信基于个人主义的崇高——那种来自生命与尊严本身的崇高。
　　我们只热衷于嘲讽，稍高级一点的，也许会有半分自嘲，更多的，则是恶搞。所谓解构，就是连最基本的价值观也不放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猜是这样的：希望全世界人人都是恶棍，这样，我的罪与恶，也就泯然于众，算不上什么了。人人屁股都糊满了屎，谁还有勇气批评谁呢？
　　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和声》这种简单的电影，我们根本不敢大大方方地发掘人性善，我们根本无力描述生命转变的那种水到渠成。如果有人不服气，硬要拍，那么，笑场的声浪，一定会冲出影院，与街市的喧哗与骚动同频共振。尽管韩国古装戏也会把毛泽东《沁雪春·雪》的手书安到隋炀帝身后的屏风上，但那毕竟是无知之误；而我们的手撕鬼子呢，难道不是在故意恶心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