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以十分激动和欣慰的心情迎来了周巍峙同志九十华诞。
　　 周巍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革命艺术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远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就投身革命音乐运动，和冼星海、贺绿汀、吕骥、孙师毅、塞克、张曙、沙梅、任光、盛家伦等在一条战壕中战斗，参加了他们的音乐组织，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和帮助。这期间，他是中国歌曲作者协会的执行干事之一，他在这一期间创作的革命歌曲，目前能收集到的有11首，其中在1936年创作的《上起刺刀来》唱遍全国，在山西被列为15首必唱抗日歌曲之一。这是一首处在肉搏临战状态的战歌，音调铿锵，斗志昂扬，感情激越，令人唱来恍如身在战场，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在“七七”全面抗战之前就传开了。记得1937年在广州抗战歌咏活动中，我就十分喜欢唱这首歌，60多年过去了，它的第一乐段至今我还能够一拍不差地随口唱出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巍峙都在延安、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及新解放区石家庄、天津等地工作，除了多年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工团领导外，还在党委、政府部门和文艺团体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前后达十多年。从这期间起，曾多次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1944年，当时周巍峙任西战团团长，率团从敌后返回延安。周恩来同志曾找周巍峙和鲁艺的编剧、导演一起去他住的窑洞，讨论反映前方斗争的话剧《粮食》。1947年周恩来在阜平山沟里和毛主席一起看歌剧《不要杀他》，周巍峙也在场陪同。1950年国庆，周巍峙负责安排各省民族歌舞团观礼，曾几次向周总理汇报，后来周总理多次看演出，常由周巍峙陪同，听取意见。不少工作，周巍峙也要向周总理直接汇报请示。这以后，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创作出来的。由于长期工作接触，周总理对他印象很深，好些有关文艺方面的事情都找巍峙同志商量，并且曾戏称巍峙同志为“艺术总理”。不过周巍峙同志十分自谦，只说“一生打杂终不悔”。
　　
　　
　　二
　　
　　 建国初始，巍峙同志就调来文化部，先后任艺术局办公室主任兼音乐处处长、副局长、局长，主持艺术事业的建设和管理。“文革”后任副部长、代部长、党组副书记，直到1996年中国文联第六届文代会当选为本届文联主席，在文化部工作前后达四十年。这四十年，我一直追随在他左右，他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在工作上、思想上都是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成长的。我们经历过许多欢畅的时刻，也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都很值得珍惜。他在文化部的建树，给我的感受最深。
　　艺术局当时的工作覆盖面遍及戏曲、话剧、歌剧、舞剧、曲艺、杂技、皮影、木偶、美术、音乐、舞蹈、民族文化、群众文化、艺术教育和对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巍峙同志高瞻远瞩，统领全局，在文化部党组领导下，有条不紊，所做的工作，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大事记，不可能在这里作全面的论述，只想从文化艺术工作战略思考的角度，就我的亲身经历，谈谈周巍峙同志在文化部的建树。
　　
　　第一件事是建国初期，在中西、新旧文化激烈冲撞下如何发展新中国艺术的战略思考问题。
　　 建国初期，我们面临两种文化冲撞，一种是西洋文化思想的冲撞，另一种是来自基层的简单粗暴“左”的思潮的冲撞。当时的民族戏曲、民间歌舞，在旧社会挣扎时，本来就处境艰难，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解放后又被基层干部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备受压制。当时文化部周扬同志的领导班子是善于作战略思考的，艺术局的领导，包括周巍峙同志，也非常得力，经常向周扬同志出言献策。他们根据列宁“两种文化”的论点和当时的形势，第一件事就是举行了1952年的全国戏曲会演和1953年的全国民间歌舞会演。它提出了继承优秀艺术传统的正确方针，端正了对民族文化艺术优秀传统的偏激看法，把整个局面都扭转过来了。这两次全国会演都是战略性的大事，影响之大，不能低估。一、它挽救了濒危的戏曲和民间歌舞；二、掀起了民族文化艺术建设的新高潮；三、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精英；五、夺得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大奖；六、它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都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宣告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是文化战略上一次了不起的胜利。戏曲《三岔口》《十五贯》《杨门女将》《关汉卿》，舞蹈《采茶扑蝶》《跑驴》《荷花灯》《花鼓灯》《飞天》……它们浓郁的生活气息、深邃的人文精神、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全世界，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无知状态。值得强调的是，当时中西文化思想的冲撞是很激烈的，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成就也是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一次值得骄傲的胜利，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天的社会，在中西文化冲撞的问题上，似乎有点惊人的相似，甚至更加激化。我们并不害怕冲撞，怕的是自己站不稳脚跟。党中央提出的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再次提到议事日程，有非常重要的针对性和迫切性。这同样是一个文化战略思想的问题。当前，非物质传统文化走向低谷，阵地日益萎缩，再不重视，民间传统文化就有断代的危险。我非常钦佩周巍峙同志在这方面一直坚持不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主持了各种民间艺术集成的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卓有成效，十分可敬。当然，文字收集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最终目的，这类遗产还有生命，还要发展，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建国初期的经验，在今天也是珍贵的。
　　
　　三
　　
　　建国初期文艺建设的又一个战略措施，是全国文工团整编和文艺表演团体的全面建设。这是占领城市文艺阵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大行动，影响波及全国。当时话剧院团的建立比较普遍，歌舞院团因为条件限制，只能在大区和部分省市建立。这样，许多省市将有大批的音乐美术人才流失。这是一笔非常珍贵的音乐美术财富，也是日后事业发展的种子，必须保护。周巍峙当时刚带青年文工团从国外回来，发现这一情况，马上提出每个省市都要建立编制各为15人的音乐工作组和美术工作室。另外，在有条件的话剧院团内保留一个歌舞队。这个建议得到了部党组的支持。这样，由于这个紧急措施，把大批音乐美术骨干人才都保留住了，并且依靠这一大批音乐美术人才，有力地开展了各地的音乐美术活动。事后，不出三年，以这批力量作为基础，全国各省市都普遍建立起了有舞台美术工作者参加的歌舞团和歌舞剧团，使歌舞事业日后得以蓬勃发展。这些决策，关系到歌舞事业的全局，孙慎同志和我当时都在艺术局音乐处，体会得最深。
　　此外，在文化部直属院团的建设方面，周巍峙同志也采取了一个措施，全力发展起一个庞大的中央歌舞团，人才济济，领导健全，声誉卓著。他对此也是有战略思考的，三年左右，他采取了我们戏称为“细胞分裂法”的行动，拨出中央歌舞团的骨干力量，分建了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一分为三。同时还调出大批舞蹈人才，支援建设舞蹈学校，日后还发展为舞蹈学院、芭蕾舞团，还有东方歌舞团。中央实验歌剧院也建立了民族舞剧团。周巍峙同志的战略思考，是胸怀全局，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在几年的时间内，就从无到有地完成了整个音乐舞蹈事业的布局。这是又一宏大的战略建树。
　　
　　四
　　
　　
　　第三个战略措施是从不间断地坚持“双百”方针，狠抓创作。
　　抓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对创作经常发生或正或负的影响。我们常常在各种变化中权衡利弊，寻找可行的途径。上个世纪中叶，在“双百”方针发表前，我们发扬延安经验，强调继承民族民间传统、深入生活，创作上提倡革命的内容和民族民间风格，目的是把自己的脚跟站稳，把基础打牢，把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艺术的旗帜树立起来。这个目的我们达到了。那时的批判《武训传》《红楼梦》资产阶级思想和“胡风事件”，没有波及音乐舞蹈和戏曲、戏剧，我们走的路倒是幸运地离开了那些是非，和党中央的要求是合拍的，也是中央所肯定的。
　　“双百”方针发表后，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抓紧机会召开了“全国音乐周”，把黎锦晖也请上了主席台，对他在儿童歌舞创作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百花齐放”的局面开始形成。音乐舞蹈、歌剧舞剧从改编加工转向创作，形式风格也多样化了。舞剧《红色娘子军》《小刀会》，歌剧《阿依古丽》《洪湖赤卫队》《红珊瑚》等大批新作品的出现，说明音乐舞蹈、歌剧舞剧走向多样化和日益繁荣，不管外面风吹雨打，音乐舞蹈艺术都找到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周总理为我们召开了首都音乐舞蹈“三化”座谈会，提倡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更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日后，在60年代，在周总理的具体关怀下，周巍峙领导创作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到了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具体关怀下，又领导创作了第二部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这都是以周巍峙为领导核心主持开展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家音乐文化这个庞大的交响乐团中，周巍峙同志是一名卓越的指挥家。
　　 上面从文艺的发展方针、文艺事业建设和创作三个方面，只是非常粗浅地描画了周巍峙在文化部建树中的有关音乐舞蹈工作方面的轮廓，远没有接触到戏曲、话剧、曲艺、美术等部门，这许多方面的建树、值得记述的大事还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不少，再多用一倍的篇幅也是说不完的。
　　日月流逝，今天转眼又是换了人间，我们又面临着不少值得作战略思考的问题，似乎顾不上怀念过去了。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思过去，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藉此欣逢巍峙同志90华诞之际，谈一点感受，主要是想表达祝贺之情，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思考今天。
　　
　　叶林 文化部原艺术司音乐舞蹈处处长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