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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十七年”经典文学中，杨沫的《青春之歌》是影响最广泛的小说之一。林道静的英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但其在政治话语下，女性形象一直处于“潜抑”之中，英雄形象在突显位置，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本文从多层面进行探讨，为其他红色经典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林道静 英雄 潜抑 政治
进入21世纪，红色经典再次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重视。杜威·佛克马（Douwe·fokkema）就认为，“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1}。红色经典是“十七年”时期特有的现象，旨在强化主流意识观，但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让许多读者难以忘怀，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时期的经典作品。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林道静也走入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成为大家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戴锦华曾认为，《青春之歌》尽管从接受的层面，其女性自传的因素是其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之一，但是从话语层面上，“女性”仍作为一个不可见或遭“潜抑”的身份。本文认为，这个话语层面主要是来自于政治话语层面，“不可见”与“潜抑”主要是林道静英雄形象的建构，女性因素的消失。那么，在政治话语下林道静形象的“潜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复杂的创作动机
作者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作家创作作品的内驱力就是创作动机。关于杨沫写作《青春之歌》的创作动机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政治意识的驱动及相似的生活经历，但我认为杨沫的创作动机具有复杂性，除了以上两个，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中激情的书写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族人民都包含着热情与激情投身于祖国各项事业的建设中，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面对这种形式，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笔转向了群众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杨沫作为代表作家不但自己亲自参加了抗日战争，对新中国饱含很深的热情，而且在《自白——我的日记》{2}中，多次提及想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自己心中的热情的表达也为作品中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对林道静的“潜抑”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主流意识的规训
《青春之歌》的创作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从1942年发表开始，影响了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除此之外，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持有批判态度。这样，在这种主流意识的规训之下，杨沫对林道静的塑造必然采取“潜抑”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主流意识下的写作的合法性。
（三）人生价值的追求
杨沫在写作《青春之歌》时，不仅要经受主流意识的考验，还要面临自己的身体不适的压力，因此，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这又与自己书写心中的热情相矛盾，所以在小说的创作中，表现英雄的坚贞不屈也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与追求。
作家这三个创作动机互相影响，成为林道静“潜抑”的重要原因之一，林道静的女性形象也会不自觉地退隐，而英雄形象在逐渐浮现。
二、多层次的论争
《青春之歌》于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北京日报》从1958年1月1日在“新书连载”栏目内介绍《青春之歌》，1月3日开始连载，据杨沫介绍，当时对小说进行了着重介绍，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许多读者爱不释手，迫不及待。不久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播讲，扩大了小说的受众群体，给小说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随后，第二版出版，印5万册。《青春之歌》的受众面也大，争议也就会随之而来。尤其是1959年的论争。
这次论争是由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郭开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引起的。文章认为，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只在表面上写出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走向了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写出其心灵深处的变化。强调“我们不允许以共产党员做幌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出售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们不能把那种穿着工农衣服，戴着共产党员帽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学习的榜样”{3}。郭开自觉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到小说中，这引起了广泛地争议，何其芳、茅盾、赵鹰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反对郭开的观点，围绕“主观与现实”“政治与审美”等方面，都认为小说展示了一个英雄成长的历程，郭开的观点太过片面。
据统计，1959年这次大讨论的文章一共有36篇，主要发表在《文艺报》和《中国青年》。其中，从《文艺报》1959年第2期到第7期，举行了六次读者讨论会，谈论内容主要涉及到典型的人物形象分析、作家的创作动机、小说的主题思想等小说的内部问题。
这次论争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在《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期刊杂志，各单位也纷纷组织展开讨论，不同层次的论争展开交锋，具有多层次性。
一是工人的声音。论争是由郭开的文章所引起的，据杨沫回忆，郭开的文章，是一位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几位老工人对小说中描写爱情的细节不满，让郭开将这些意见写成文章，认为这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声音。
二是学生的声音。这次论争中，学生广泛地参与其中。在《文艺报》的六次座谈会中，学生是其主要群体。学生针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形象、现实实际等内容展开讨论。
三是上层的声音。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著名作家也纷纷加入这场论争中，都认为林道静的塑造是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现实与艺术的结合，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及其成长、成熟的历程，这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紧密结合，符合主流意识的要求。
从上面可以看出，工人及学生代表了广大的群众的想法，他们在对小说进行讨论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不自觉地运用主流意识在对小说进行分析，正如詹姆斯在《政治无意识》认为：“批评的过程与其说是对文本的内容的阐释，倒不如说是对内容的显示，是将被各种无意识压制力所扭曲的原初信息和原初经验重新揭示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这种显示所要解释的是内容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扭曲，因而不能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对无意识压制力机制的描述分割开来。”{4}这也是当时论争的一大特点。上层的声音他们在坚持主流意识的同时，又兼顾小说的艺术性；在坚持文学全局发展的同时，又兼顾了自己的特色，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展现了上层精英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认识。 立足“十七年”的特殊时代语境，我们可以看出，这次论争在多层次的交锋下，为各层次都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不仅有读者还有革命的亲历者，不仅讨论了作品对历史的展示是否相符，还探讨了自己对作品、主人公的认识。随后，作者根据读者的建议，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加进农村的革命斗争约三万字，加重了对林道静革命性的刻画。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通过在不同层次的论争，林道静的形象在政治意识与文艺政策的强化中，不管是其革命性还是知识分子的弱点，都逐渐对读者心目中的林道静的“潜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多种媒介的消解
《青春之歌》在受到热烈欢迎之后，进行了多种媒介的改编，除了小说文本之外，还有电影、连环画、宣传画等形式，在不同媒介的作用下，林道静的形象一步步被消解与“潜抑”，成为了大众所熟悉的女英雄形象。
（一）电影中的凯旋式
小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1959年之前，已经出版70万册），随后，成为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之一，于195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据介绍，电影只用了五个多月就拍摄完毕，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还专门去周总理家里一起观看。据杨沫回忆，“电影《青春之歌》于国庆节放映后，它像小说一样引起轰动，各电影院的包场都是日夜连轴转。白天放完一场紧接着下场，晚上也是一场紧接一场”{5}。
电影一共157分钟46秒。与小说相比，林道静更加“潜抑”。一是电影片头是包括林道静在内的三个革命展示，他们高举红旗，凸显了其革命的因素。二是删除了林道静感情的枝枝蔓蔓，着重表现了“卧轨南下示威”和“定县农民割麦斗争”两个情节，这两个情节也重点突出了林道静的思想成长历程；三是电影表现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时，隐藏了两人在小说中的暧昧情愫，突出了卢嘉川对林道静的导师作用；四是电影的结尾也与小说不同。电影中，林道静身穿红色衣服（体现了革命的色彩），佩戴白色围巾，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成为了新时代的英雄。戴锦华认为，“这是英雄的凯旋式，也是英雄的命名式。这是英雄的凸现，也是个体的消融”{6}。
电影是一种更贴近观众的方式，运用其视听语言，对小说进行重新解构，削弱林道静在小说文本中的爱情因素，强化了林道静的英雄形象，展现林道静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与成熟，不仅让林道静的英雄形象更深入人心，也不自觉地宣传了主流价值观。
（二）连环画的突显式
1961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青春之歌》的连环画册。连环画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通俗浅显、生动有趣，易于携带和阅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常会有一些畅销小说改编成连环画，以宣传主流价值观《青春之歌》的改编也是必然。
《青春之歌》连环画共有207幅图画，每幅图画都以人物为主，图画外配有简短、概括性强的文字说明。整本连环画根据同名电影改编而成，但又进行了消解与建构。除了突出电影中重要的叙事情节，如：“卧轨南下请愿”“定县农民割麦风潮”等，特别突出了林道静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她的眼睛可以看出：林道静从一开头的迷茫到遇到余永泽的甜蜜；从当教员讲述“九·一八”的愤慨到受到卢嘉川引导的兴奋……生动地展现在了连环画上，再现了林道静的成长、成熟。连环画的最后一幅画面也与电影有所不同，连环画更突显了林道静的英雄形象，白围巾、英雄式的发型、坚定的眼神……林道静的爱情继续为革命让步，进一步“潜抑”，随时准备着成为英雄。
连环画属于平面媒介，具有单一画面性，通过林道静眼神变化的特写表现出内容的丰富性，通过这种方式，隐藏在背后的故事内涵呈现出来，林道静由一个懵懂的少女转变为无产阶级战士。
“小人书，大天地”，连环画更广泛的传播效果突显了林道静的英雄形象，作品的政治性、主流意识不自觉地深入到读者心中。
经过不断的媒介的改编，林道静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潜抑”，不仅让自大众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也为群众树立榜样，成为了大家行动上的楷模。
立体→凯旋→突显，从小说、电影再到连环画，对林道静进行了一次次的“潜抑”，成为了大众心目中的女英雄，强化了小说的政治意识。
林道静通过作家创作动机的影响、多层次论争的过滤及不同媒介的消解，一步步完成女性形象的“潜抑”，让其英雄形象更加突显。这一方式，一方面让《青春之歌》的政治教育功能及主流意识起到了宣传作用，强化了革命性；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读者的精神需求，受众感受到林道静就像身边触手可及的英雄，给予了他们可能成为英雄的想象。
{1} [荷兰]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② 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卷6），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第358页。
{3}{5}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4}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约重读》，唐小兵编：《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参考文献：
[1]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2] 杨沫.杨沫文集（第6、7卷）·自白——我的日记（上、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3] 宋剑华.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释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4]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J].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J].中国青年，1959（2）.
[6] 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J].文艺报，1959（4）.
[7]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J].中国青年，1959（4）.
[8]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J].中国青年，1959（5）.
[9] 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论争[J].文艺报，1959（9）.
作 者：杜 娟，硕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助教。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林道静 英雄 潜抑 政治
进入21世纪，红色经典再次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重视。杜威·佛克马（Douwe·fokkema）就认为，“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1}。红色经典是“十七年”时期特有的现象，旨在强化主流意识观，但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让许多读者难以忘怀，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时期的经典作品。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林道静也走入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成为大家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戴锦华曾认为，《青春之歌》尽管从接受的层面，其女性自传的因素是其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之一，但是从话语层面上，“女性”仍作为一个不可见或遭“潜抑”的身份。本文认为，这个话语层面主要是来自于政治话语层面，“不可见”与“潜抑”主要是林道静英雄形象的建构，女性因素的消失。那么，在政治话语下林道静形象的“潜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复杂的创作动机
作者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作家创作作品的内驱力就是创作动机。关于杨沫写作《青春之歌》的创作动机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政治意识的驱动及相似的生活经历，但我认为杨沫的创作动机具有复杂性，除了以上两个，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中激情的书写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族人民都包含着热情与激情投身于祖国各项事业的建设中，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面对这种形式，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笔转向了群众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杨沫作为代表作家不但自己亲自参加了抗日战争，对新中国饱含很深的热情，而且在《自白——我的日记》{2}中，多次提及想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自己心中的热情的表达也为作品中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对林道静的“潜抑”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主流意识的规训
《青春之歌》的创作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从1942年发表开始，影响了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除此之外，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持有批判态度。这样，在这种主流意识的规训之下，杨沫对林道静的塑造必然采取“潜抑”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主流意识下的写作的合法性。
（三）人生价值的追求
杨沫在写作《青春之歌》时，不仅要经受主流意识的考验，还要面临自己的身体不适的压力，因此，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这又与自己书写心中的热情相矛盾，所以在小说的创作中，表现英雄的坚贞不屈也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与追求。
作家这三个创作动机互相影响，成为林道静“潜抑”的重要原因之一，林道静的女性形象也会不自觉地退隐，而英雄形象在逐渐浮现。
二、多层次的论争
《青春之歌》于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北京日报》从1958年1月1日在“新书连载”栏目内介绍《青春之歌》，1月3日开始连载，据杨沫介绍，当时对小说进行了着重介绍，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许多读者爱不释手，迫不及待。不久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播讲，扩大了小说的受众群体，给小说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随后，第二版出版，印5万册。《青春之歌》的受众面也大，争议也就会随之而来。尤其是1959年的论争。
这次论争是由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郭开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引起的。文章认为，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只在表面上写出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走向了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写出其心灵深处的变化。强调“我们不允许以共产党员做幌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出售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们不能把那种穿着工农衣服，戴着共产党员帽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学习的榜样”{3}。郭开自觉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到小说中，这引起了广泛地争议，何其芳、茅盾、赵鹰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反对郭开的观点，围绕“主观与现实”“政治与审美”等方面，都认为小说展示了一个英雄成长的历程，郭开的观点太过片面。
据统计，1959年这次大讨论的文章一共有36篇，主要发表在《文艺报》和《中国青年》。其中，从《文艺报》1959年第2期到第7期，举行了六次读者讨论会，谈论内容主要涉及到典型的人物形象分析、作家的创作动机、小说的主题思想等小说的内部问题。
这次论争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在《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期刊杂志，各单位也纷纷组织展开讨论，不同层次的论争展开交锋，具有多层次性。
一是工人的声音。论争是由郭开的文章所引起的，据杨沫回忆，郭开的文章，是一位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几位老工人对小说中描写爱情的细节不满，让郭开将这些意见写成文章，认为这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声音。
二是学生的声音。这次论争中，学生广泛地参与其中。在《文艺报》的六次座谈会中，学生是其主要群体。学生针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形象、现实实际等内容展开讨论。
三是上层的声音。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著名作家也纷纷加入这场论争中，都认为林道静的塑造是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现实与艺术的结合，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及其成长、成熟的历程，这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紧密结合，符合主流意识的要求。
从上面可以看出，工人及学生代表了广大的群众的想法，他们在对小说进行讨论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不自觉地运用主流意识在对小说进行分析，正如詹姆斯在《政治无意识》认为：“批评的过程与其说是对文本的内容的阐释，倒不如说是对内容的显示，是将被各种无意识压制力所扭曲的原初信息和原初经验重新揭示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这种显示所要解释的是内容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扭曲，因而不能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对无意识压制力机制的描述分割开来。”{4}这也是当时论争的一大特点。上层的声音他们在坚持主流意识的同时，又兼顾小说的艺术性；在坚持文学全局发展的同时，又兼顾了自己的特色，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展现了上层精英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认识。 立足“十七年”的特殊时代语境，我们可以看出，这次论争在多层次的交锋下，为各层次都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不仅有读者还有革命的亲历者，不仅讨论了作品对历史的展示是否相符，还探讨了自己对作品、主人公的认识。随后，作者根据读者的建议，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加进农村的革命斗争约三万字，加重了对林道静革命性的刻画。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通过在不同层次的论争，林道静的形象在政治意识与文艺政策的强化中，不管是其革命性还是知识分子的弱点，都逐渐对读者心目中的林道静的“潜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多种媒介的消解
《青春之歌》在受到热烈欢迎之后，进行了多种媒介的改编，除了小说文本之外，还有电影、连环画、宣传画等形式，在不同媒介的作用下，林道静的形象一步步被消解与“潜抑”，成为了大众所熟悉的女英雄形象。
（一）电影中的凯旋式
小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1959年之前，已经出版70万册），随后，成为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之一，于195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据介绍，电影只用了五个多月就拍摄完毕，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还专门去周总理家里一起观看。据杨沫回忆，“电影《青春之歌》于国庆节放映后，它像小说一样引起轰动，各电影院的包场都是日夜连轴转。白天放完一场紧接着下场，晚上也是一场紧接一场”{5}。
电影一共157分钟46秒。与小说相比，林道静更加“潜抑”。一是电影片头是包括林道静在内的三个革命展示，他们高举红旗，凸显了其革命的因素。二是删除了林道静感情的枝枝蔓蔓，着重表现了“卧轨南下示威”和“定县农民割麦斗争”两个情节，这两个情节也重点突出了林道静的思想成长历程；三是电影表现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时，隐藏了两人在小说中的暧昧情愫，突出了卢嘉川对林道静的导师作用；四是电影的结尾也与小说不同。电影中，林道静身穿红色衣服（体现了革命的色彩），佩戴白色围巾，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成为了新时代的英雄。戴锦华认为，“这是英雄的凯旋式，也是英雄的命名式。这是英雄的凸现，也是个体的消融”{6}。
电影是一种更贴近观众的方式，运用其视听语言，对小说进行重新解构，削弱林道静在小说文本中的爱情因素，强化了林道静的英雄形象，展现林道静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与成熟，不仅让林道静的英雄形象更深入人心，也不自觉地宣传了主流价值观。
（二）连环画的突显式
1961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青春之歌》的连环画册。连环画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通俗浅显、生动有趣，易于携带和阅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常会有一些畅销小说改编成连环画，以宣传主流价值观《青春之歌》的改编也是必然。
《青春之歌》连环画共有207幅图画，每幅图画都以人物为主，图画外配有简短、概括性强的文字说明。整本连环画根据同名电影改编而成，但又进行了消解与建构。除了突出电影中重要的叙事情节，如：“卧轨南下请愿”“定县农民割麦风潮”等，特别突出了林道静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她的眼睛可以看出：林道静从一开头的迷茫到遇到余永泽的甜蜜；从当教员讲述“九·一八”的愤慨到受到卢嘉川引导的兴奋……生动地展现在了连环画上，再现了林道静的成长、成熟。连环画的最后一幅画面也与电影有所不同，连环画更突显了林道静的英雄形象，白围巾、英雄式的发型、坚定的眼神……林道静的爱情继续为革命让步，进一步“潜抑”，随时准备着成为英雄。
连环画属于平面媒介，具有单一画面性，通过林道静眼神变化的特写表现出内容的丰富性，通过这种方式，隐藏在背后的故事内涵呈现出来，林道静由一个懵懂的少女转变为无产阶级战士。
“小人书，大天地”，连环画更广泛的传播效果突显了林道静的英雄形象，作品的政治性、主流意识不自觉地深入到读者心中。
经过不断的媒介的改编，林道静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潜抑”，不仅让自大众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也为群众树立榜样，成为了大家行动上的楷模。
立体→凯旋→突显，从小说、电影再到连环画，对林道静进行了一次次的“潜抑”，成为了大众心目中的女英雄，强化了小说的政治意识。
林道静通过作家创作动机的影响、多层次论争的过滤及不同媒介的消解，一步步完成女性形象的“潜抑”，让其英雄形象更加突显。这一方式，一方面让《青春之歌》的政治教育功能及主流意识起到了宣传作用，强化了革命性；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读者的精神需求，受众感受到林道静就像身边触手可及的英雄，给予了他们可能成为英雄的想象。
{1} [荷兰]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② 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卷6），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第358页。
{3}{5}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4}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约重读》，唐小兵编：《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参考文献：
[1]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2] 杨沫.杨沫文集（第6、7卷）·自白——我的日记（上、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3] 宋剑华.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释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4]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J].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J].中国青年，1959（2）.
[6] 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J].文艺报，1959（4）.
[7]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J].中国青年，1959（4）.
[8]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J].中国青年，1959（5）.
[9] 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论争[J].文艺报，1959（9）.
作 者：杜 娟，硕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助教。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