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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良师益友《文化交流》如今走进了它的第30个年头，我为它点赞，为它祝福，为它庆贺。因为它是传播吴越文化的窗口，是万千读者的知音，是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30年来，它让我钟情，让我倾倒，伴我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的书房、我的卧室、我的厅堂随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在我的生活和言谈中总有它提供的信息和话题，因为我是浙江绍兴人，从小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对于家乡的一切是那么眷恋。尤其因为工作的需要使我不得不离乡背井，来到遥远的北国;到新华社工作后，甚至远涉重洋，去到拉丁美洲那些陌生的国土，十余年奔走在异国他乡。故乡的游子能读到来自浙江的《文化交流》，那是多么亲切、多么温馨、多么舒畅。
这份用中英文編排的杂志能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像我这样的游子。他们和我一样，每逢佳节或闲暇会经常想起杭城西子湖的苏堤和白堤、楼外楼的西湖醋鱼;绍兴的大禹陵和兰亭、咸亨酒店的茴香豆和臭豆腐;嘉兴的粽子;还有奉化的水蜜桃和余姚的杨梅……
《文化交流》办得好，因为它有明确的办刊方向：“立足浙江，辐射全国，面向世界”。它以弘扬吴越文化为己任，而吴越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举世仰望。“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项目，《文化交流》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因为浙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而作为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文化、青瓷文化和茶文化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一带一路”传输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
作为《文化交流》的忠实读者，我一直想多为家乡尽点力。一是积极为《文化交流》写稿，从新世纪开始，我持续向家乡的读者介绍拉丁美洲等地，先后发表了有关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以及南极洲的专稿，总数达数十篇之多。二是做义务宣传员，通过现身说法，向亲朋好友推介《文化交流》是一本图文并茂、精美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好刊物;我每月收到的杂志，经常被借阅一空。有的借阅不过瘾，就自己订阅。三是动员他人投稿。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迅的爸爸朱荣根是我的记者同行，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与我同年从南方来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京新华分社社长。他和夫人赵瑞云在我的鼓动下特地为《文化交流》撰写了包括樱花、料理、沐浴、和服和四处漫游等趣味性内容的杂记。我也为新婚燕尔的朱迅和王志撰写了小两口幸福生活的片段;佳木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郑立新由我引荐，在上海结识了杂志社编辑张科先生，也为《文化交流》撰写了不少有关中俄两国文化交往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我为《文化交流》同印尼驻华使馆牵线搭桥建立友好关系的一段佳话。在庆祝亚非万隆会议60周年前夕，我为《文化交流》撰写了一篇题为《在万隆会议摄录周总理的外交风采》的特写，通过对我的同仁、新华社老一辈摄影记者钱嗣杰老人的采访，追述了当年亚非万隆会议的险恶背景和精彩场面。该文刊出后引起了印尼驻华大使易慕龙的注意，他通过《文化交流》编辑部，辗转找到了钱老和我，并盛情邀请我们到使馆做客。易慕龙大使说：“如今，亚非万隆会议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万隆精神依旧推动着亚非国家新型合作关系向前发展。令人震惊的是在会前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数名中国代表团的记者不幸罹难。前不久，我阅读《文化交流》获悉钱嗣杰先生是该事件的幸存者，而且健康长寿，安度晚年。使馆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们两位。”易慕龙大使亲自款待我们，还送了印尼国服和介绍该国风土人情的影集，并热情邀请我们到万隆旅行，以便亲身领略这个万岛之国的变迁。
对于钱老来说这不啻是一次旧地重游。后来，钱老因年迈而未能成行，由我代为完成此次行旅。在使馆文化参赞郁妮女士的全程陪同下，我游历这个美丽的国度，还在万隆旧地凭吊了新华英烈。回想这次经历真是机缘巧合，要不是《文化交流》杂志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哪会引起印尼大使的注意，哪会有此机遇？会见时，易慕龙大使认真地翻阅《文化交流》杂志，我立即拍下了这一镜头。易大使对《文化交流》杂志十分赞赏，评价为“内容精彩，品位高雅，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精品”。大使还说：“封面的仕女图十分漂亮，我很想有机会结识这位画家。”后来他去杭州时，在杂志社的牵线下，果真见到了著名画家潘鸿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良缘。
2012年5月21日，钱塘江畔繁花如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文化旅游资源推介会。其间，易慕龙大使与著名画家潘鸿海相见畅叙。多年来，潘鸿海先生为《文化交流》杂志专供了不少封面画作。易大使对潘鸿海画家所作的封面画情有独钟，非常喜爱，一直想与画家见面。这次易大使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画家潘鸿海向易大使赠送了他最新出版的画册，并向大使介绍自己早期在印尼采风与举办画展的图照。他们在贵宾客厅里倾心交谈。易大使当晚设宴招待潘鸿海画家，并邀请画家一起观看了洋溢着印尼风情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之夜”演出。
一刊风行30年，文华灼灼，尽得风流。我期望《文化交流》在新征途上有世界眼光，树中国高度，接浙江地气，展精彩画卷，再创煌煌新篇！
30年来，它让我钟情，让我倾倒，伴我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的书房、我的卧室、我的厅堂随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在我的生活和言谈中总有它提供的信息和话题，因为我是浙江绍兴人，从小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对于家乡的一切是那么眷恋。尤其因为工作的需要使我不得不离乡背井，来到遥远的北国;到新华社工作后，甚至远涉重洋，去到拉丁美洲那些陌生的国土，十余年奔走在异国他乡。故乡的游子能读到来自浙江的《文化交流》，那是多么亲切、多么温馨、多么舒畅。
这份用中英文編排的杂志能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像我这样的游子。他们和我一样，每逢佳节或闲暇会经常想起杭城西子湖的苏堤和白堤、楼外楼的西湖醋鱼;绍兴的大禹陵和兰亭、咸亨酒店的茴香豆和臭豆腐;嘉兴的粽子;还有奉化的水蜜桃和余姚的杨梅……
《文化交流》办得好，因为它有明确的办刊方向：“立足浙江，辐射全国，面向世界”。它以弘扬吴越文化为己任，而吴越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举世仰望。“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项目，《文化交流》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因为浙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而作为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文化、青瓷文化和茶文化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一带一路”传输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
作为《文化交流》的忠实读者，我一直想多为家乡尽点力。一是积极为《文化交流》写稿，从新世纪开始，我持续向家乡的读者介绍拉丁美洲等地，先后发表了有关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以及南极洲的专稿，总数达数十篇之多。二是做义务宣传员，通过现身说法，向亲朋好友推介《文化交流》是一本图文并茂、精美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好刊物;我每月收到的杂志，经常被借阅一空。有的借阅不过瘾，就自己订阅。三是动员他人投稿。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迅的爸爸朱荣根是我的记者同行，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与我同年从南方来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京新华分社社长。他和夫人赵瑞云在我的鼓动下特地为《文化交流》撰写了包括樱花、料理、沐浴、和服和四处漫游等趣味性内容的杂记。我也为新婚燕尔的朱迅和王志撰写了小两口幸福生活的片段;佳木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郑立新由我引荐，在上海结识了杂志社编辑张科先生，也为《文化交流》撰写了不少有关中俄两国文化交往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我为《文化交流》同印尼驻华使馆牵线搭桥建立友好关系的一段佳话。在庆祝亚非万隆会议60周年前夕，我为《文化交流》撰写了一篇题为《在万隆会议摄录周总理的外交风采》的特写，通过对我的同仁、新华社老一辈摄影记者钱嗣杰老人的采访，追述了当年亚非万隆会议的险恶背景和精彩场面。该文刊出后引起了印尼驻华大使易慕龙的注意，他通过《文化交流》编辑部，辗转找到了钱老和我，并盛情邀请我们到使馆做客。易慕龙大使说：“如今，亚非万隆会议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万隆精神依旧推动着亚非国家新型合作关系向前发展。令人震惊的是在会前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数名中国代表团的记者不幸罹难。前不久，我阅读《文化交流》获悉钱嗣杰先生是该事件的幸存者，而且健康长寿，安度晚年。使馆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们两位。”易慕龙大使亲自款待我们，还送了印尼国服和介绍该国风土人情的影集，并热情邀请我们到万隆旅行，以便亲身领略这个万岛之国的变迁。
对于钱老来说这不啻是一次旧地重游。后来，钱老因年迈而未能成行，由我代为完成此次行旅。在使馆文化参赞郁妮女士的全程陪同下，我游历这个美丽的国度，还在万隆旧地凭吊了新华英烈。回想这次经历真是机缘巧合，要不是《文化交流》杂志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哪会引起印尼大使的注意，哪会有此机遇？会见时，易慕龙大使认真地翻阅《文化交流》杂志，我立即拍下了这一镜头。易大使对《文化交流》杂志十分赞赏，评价为“内容精彩，品位高雅，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精品”。大使还说：“封面的仕女图十分漂亮，我很想有机会结识这位画家。”后来他去杭州时，在杂志社的牵线下，果真见到了著名画家潘鸿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良缘。
2012年5月21日，钱塘江畔繁花如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文化旅游资源推介会。其间，易慕龙大使与著名画家潘鸿海相见畅叙。多年来，潘鸿海先生为《文化交流》杂志专供了不少封面画作。易大使对潘鸿海画家所作的封面画情有独钟，非常喜爱，一直想与画家见面。这次易大使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画家潘鸿海向易大使赠送了他最新出版的画册，并向大使介绍自己早期在印尼采风与举办画展的图照。他们在贵宾客厅里倾心交谈。易大使当晚设宴招待潘鸿海画家，并邀请画家一起观看了洋溢着印尼风情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之夜”演出。
一刊风行30年，文华灼灼，尽得风流。我期望《文化交流》在新征途上有世界眼光，树中国高度，接浙江地气，展精彩画卷，再创煌煌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