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搅动灵魂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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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神史》出版后,有不少同行好友问我是怎么拿到这部“煌煌巨著”的。我笑答完全出于偶然。其实,就我所知的不少出版佳话中,许多杰作与出版者的相遇都是一次不起眼的巧合。但《神史》真正让我感觉是一部值得且应该出版的小说,则是来自一个下午的感动。
  大约两年前的夏天,五道口,我和学者杨汝清先生讨论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事宜。聊得差不多了,正准备告辞,汝清像突然想起什么事,问我这里能不能出版小说。我當时犹豫,但还是说得看什么小说,也得看作者是谁。汝清告诉我作者是云南人,32岁就去世了,写了一百万字。我一下子觉得这里头有故事。
  汝清见状,很快从书桌上取出两册书,土黄色的封面,32开,上书“神史”二字。我有些诧异,问:“这书不是已经出来了吗?”汝清告诉我,这两册书是作者的家人四处借钱,甚至包括卖房筹款,自行整理书稿并自费出版的,印量极少,大多送给了朋友亲人,且出版合同期限已过。
  我看着手中的书,单从品相来看,确实无法激起阅读的兴趣,再加上两册摞在一起近干页之多,让人多少有些望而却步。但我终究要看看这位英年早逝的作者,究竟用他的生命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回到家,正好下午没有杂事,便拿出《神史》翻看。刚看一段文字,便能感觉到一种熟稔的气息。
  滇北米粮坝县有一荞麦山公社,海拔二千六百至四千一百米间。某年夏天从凹基夫调来一中年教师,名李劢高,四十二岁,妻女俱在县城外农村……东、南、北三面巨壁,中间大沟,泥石流西去。高山荒凉,树木稀少。农作物仅苦荞、燕麦、洋芋。茅屋相连,约数百户。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
  这种稍带文言的隐忍腔调,因为简洁明快,能承载更多信息,适合用来写日记。从这段文字中,我隐约感受到一个信号:作者崇尚现实主义风格,要写的故事也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清,且其中的枝节必然错综复杂。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是写一个抒情且线索单一的故事,作者会选择另外一种更柔软更拖沓的写法。
  老实说,这种文字与我平目的写作倾向有某种契合。因自幼喜文,且爱诵读古文,从念小学写作文那时起,语文老师便在评语中写有“少年老成”之句。但年幼时自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至成年,自然生发出对清峻文风的偏爱。这种古板的阅读习惯甚至影响我平日挑书买书的偏好,甚至小说也不例外。
  就这样,在这个午后,我一个人捧着这本看起来土土的《神史》,带着一种貌似同道人的心态读下来:
  村内黑土路上,睡着衣衫褴褛、满面泪痕、全身鼻涕的孩子。苍蝇扑满他们全身,猪在嚼孩子衣服、鞋子,狗在舔孩子的脸,鸡在旁边逡巡,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眼屎。小孩不时被鸡从梦中啄醒,号啕大哭。每家门前都是粪塘,臭不可闻,猪在塘中打滚,蚊子在上面飞舞。
  这是怎样的文字啊?简明文雅的汉语,却排列出肮脏的生活场景!这种文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裂缝本身就让人感到一种震惊的张力。很显然,这些文字显示出的是一个读书人对乡村毫无掩饰的熟悉和关注,文字背后的一颗拳拳之心已然明了。
  这段文字如此轻易地激活了我的记忆。當我在家乡念书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曾不止一次提及我幼时的懵懂。母亲说,那时家里孩子多,劳力不够,口粮不足,她和父亲一起去工地挣工分,很晚才回家。很多次。等母亲到家时,都见我和二哥相拥睡在家里的猪圈里。母亲每次回忆这个场景时总是笑中带泪,这种来自70年代的记忆,如同生命的印迹。随着时光的流转,这种印迹逐渐在城市的忙碌中尘封。但,《神史》的到来,如同一柄锋利的斧头,将这个下午的我与城市切割开来。如同梦醒时分,从一堆灰尘中了然脱身,还原自我。家乡的土地、植物和鱼,包括三十多年前阳光的颜色,纷至沓来。
  我有些感动了,但當我用了一下午读完《神史》上册时,我才感到内心充满的不仅仅是感动,而且是一种澎湃的力量,一种将自我与乡村连接起来的力量。生于农村,却无视农村;生于中国,却无甚关切。读书人“皮袍下的小”全然被照清!
  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凳子上、床沿上,饥渴地看着这些文字。阳光透过院子里的香椿树叶照进来,由明而暗,由白而黄,记录着我内心的变幻。
  作为审读多遍《神史》书稿的责编,我一直试图描述出对这部书的定位,但每次都会感到难言的阻碍。最终,在和同事的商榷中,同意用“一部中国的百年孤独,三卷沉睡十年的沥血之作,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为宣传语句。但还是觉得这些句子有些宏大,有些隔膜,似乎缺少点什么。特别是缺少点对文本内容的直接概括,让人通过一句话就能明白这部长篇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几次三番,终于发现这是个很难做到的工作,毕竟将一百万字浓缩成一句话,不是轻易能办到的事情。
  然而,坊间的一个说法,却似乎轻松点出了这本书的归类。在网上,有不少读者将《神史》称为“超越了《平凡的世界》的奇书”。《平凡的世界》算是中国當代文学名著了,读过的人不在少数,把《神史》跟它一类比,自然就让人知道这本书的大概内容和基本写作风格了。实际上,我相信,每位读过《神史》的读者,都可能会不自觉地想起《平凡的世界》。
  这两本书,实在有太多的类似之处可以言说。同是中国乡村题材,同是长篇小说,同是一百万字左右,更为吊诡之处,两位作家都是英年早逝,只不过路遥去世时43岁,比孙世祥多活了11年。至于小说本身,同样包含了一个乡村青年与命运相抗争的主体结构,只不过一个叫孙少平,一个叫孙天主。
  这种前后两辈作家在写作上的契合,让人感叹文学史运行的奇妙逻辑。但,究竟如何评判这两本书的高下呢?是否如一部分读者说的,《神史》就超越了《平凡的世界》,或者如某些媒体人所评价的,“它比《平凡的世界》更为厚重和繁复”(包倬)?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于对这两本书的文本解读上,而且应是将作家还原到时代的解读,或可谓“知人论世”。
  《平凡的世界》完稿于1988年,它的语言和风格,现在的读者一看便知是典型的80年代文风:真诚、质朴而富于文学气息。小说中所描写的种种爱情,恐怕在當代很难找到踪影。书中主人公直抒胸臆的感慨,无不充满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这些风格应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应该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叙述和刻画的是人生,是中国农村充满变革的十年生活世界。
  而《神史》则着重呈现中国乡村中的人性,它所要力图展示的是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农村历史世界。也许因为作者未等作品问世便去世,来不及修改,未能完全实现其历史描写的雄心,但洋洋百万字所展现的社会学文本样态已然具备。
  从《神史》作者孙世祥的遗文《自述》中,我们知道他不到30岁便将《二十四史》读了两遍,已经读过云南省一百多个县的县志,且自己认为擅长的是战略研究。而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创作笔记中谈道,为了激励自己的写作,特别将十几部文学名著放在书桌旁。从这些,我们完全可以窥探出这两位作家在个人志趣上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影响了两人的写作风格。
  这两本书的不同风格决定了它们生长在不同的层面上。《平凡的世界》富于情节,《神史》胜在描写;《平凡的世界》传达出奋斗的生活热情,《神史》则刻画出刚烈的生存意志。《神史》几乎没有风花雪月,所展示的尽是乡村的残酷,乃至故事的结尾,都不像《平凡的世界》给人以美好的想象,而是以群体的死亡作为乡村凋零的象征。
  由于不同的写作使命和层面,即使我们再作一个完整文本的比较研究,都没法判断这两本书的高下,所有的结论只是一孔之见或断章取义。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神史》在文学史上对于《平凡的世界》的承继意义,《平凡的世界》的故事背景大抵在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而《神史》则刚好延续了前者未能完成的年代,直接跨入我们的生活语境。如果非要在这标准丧失的年代比较两书,我只能说,《平凡的世界》可比为一杯80年代的温情咖啡,《神史》则是一杯苦不堪言的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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