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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纸质书式微，实体书店受到冲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书店也越发少见了。这些零散的记忆，也许就是旧书店的一曲挽歌了——旧书店，那种浓郁、醇厚的书香氛围，那种诚挚、朴素的人际关系，那种惊艳般的意外之喜……凡此种种，也都将消逝在往昔的岁月中。
旧书能够暖世界，因为旧书的身体内晒进去了太多的阳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像《沙郡年记》里说，你在森林砍伐树木，一斧子下去，树干里释放出来的，就是十年百年的阳光。
哲人巷：在闹市中追寻智者的足迹
○祖伊皮特
走出哲人巷书店，外面已是夜色阑珊，街上的车开始拥堵，喇叭声远远近近，灯光里飘浮的尘土里混合着路边店铺装修的气味。站在路边停的大小车辆的缝隙里，有点茫然不知方向。这时候，身后哲人巷书店的灯光显得很安静，那个神情腼腆的店员一定还坐在桌边读《西方哲学史》。
如果哲人巷真的是条巷子，那就是条古旧朴实的巷子。这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旧书店了。一间大屋，两间侧室，简朴的木漆书架把房间隔成一条条长形空间，果然成巷。有几把古典样式的旧椅子，还有几个小木几，当然还有几个坐着默默看书的人。
在正对店门的陈列架上，堆放着一些难得的书。其中有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台湾出的，八九成新。大屋后半部分比较空旷，是坐着看书的地方，左边角落里的矮架子上堆满了《万象》《读书》和《文史知识》。右边靠墙的是一排橱柜，玻璃门上着锁，柜子里是上档次的旧书，看起来都是很旧的版本，应该可以入收藏者的法眼了，况且都是很好的书。凭记忆列出几本，绥青《为书籍的一生》，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蔼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最里面的侧室空间很小，书架之间的巷子仅能容一人直立。书架上没有标签注明分类，但排列有序的书足以让人一目了然。哲学、文史、版本、出版地，各处有各处的排列标准。在这么几条小巷子里徘徊几趟，你就会知道，一个旧书店成败的首要条件就是选书。世上旧书之数如恒河沙数，能够选出真正牛的旧书才是本事。哲人巷的口号中有一句这么说：追寻智者的足迹。这句话说得太到位了。尘世道路乌烟瘴气，前人足迹无可穷尽，能于闹市之中寻得智者的足迹是阅读之关键，也是学术之路之必须。
这里有许多来自潘家园的旧书。甄选之后的外国小说排成一排，比在潘家园地摊上一本本扒着书脊看舒服多了。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译著，也有一些六七十年代的版本，甚至连中央戏剧学院内参用的莎翁剧本都有。挑了一本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的，封面上还印着“作家参考从书”，出版说明中还带着对七八十年代西方译著的警惕口吻：“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
除了文史哲，最多的应该是艺术书了，其中电影和音乐居多。一个专门的矮书架上是艺术书，讲印象派画家的旧书，说贝聿铭的，还有研究黑泽明的——全都是上个世纪的老书。
而哲人巷书店位于北大清华附近，以“大学书店”自居，即“所谓大学书店者，有大学精神之谓也”。它所处之地是喧嚣之地，临着车辆人流拥挤的大街，头上的过街天桥上吆喝声不断。哲人巷书店的招牌红底白字，还和卖电动车的招牌连成一体，市井气十足，却暗自透露一股“大隐隐于市”的气息。
就如电影中某個处在闹市的隐蔽入口可通往另一时空，哲人巷书店就是一个通往精神时空的入口，当那扇门在身后关上，你就不是那个你了。
小书店的匆忙往事
○介子平
做书店，尚需几分理想在其间，否则将相同面积的卖场出租或转租，效益会更好。与周边商铺相比，书店的设施与装潢似乎总是简陋一些，落伍一些。
我所居住的太原城，1984年前，最大的五一路新华书店也不过360平方米。这家建于1954年的店，楼高三层，底层为营业厅，上为办公区，建成时曾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书店。店内，柜台将读者与营业员分了开，隔山买牛，仅凭书名推测，就请营业员拿取，一本不行，再来一本，第三本时，营业员便烦了。1978年，《数理化自学丛书》开始发行，这里出现了罕见的排队抢购场景，过往交通为之堵塞，渴望高考上榜的青年，简直将买到这套书与能否考上大学联系到了一起。之后，每每各类报刊举办知识竞赛，这家店门前都会聚集起无数的人来，讨论难题，对照答案。其间或有雄辩者滔滔不绝，试题之外，也会论及诸如“潘晓是窄还是宽”之类的社会热点问题，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这里俨然成了城市传播新思潮的据点。之后，图书零售业放开流通渠道政策出台，一些大的书店遂纷涌出现。
走进小书店，书架依墙而置，顶天立地，压弯的隔板几成弧形。小书店多为专业店，依我的爱好，进的多是文史方面的书肆。书架空当处，老板静坐其间，神闲气定，手不释卷，与进门的顾客似点头，又似没有，不热情，也不冷落。其既为老板，又是店员，有读者问及某种书，他会列出若干相同类别的作品，供你选择，三言两语，却能一语中的。买书与购其他什物不同，需长时间摩挲比较，一泡半天一本书不买的顾客不乏其人，老板则视而不见，从无愠色。久而久之，小店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读者圈。落寞午后，百无聊赖，推开小店的门，老板已支撑不住，抱头桌边呼呼大睡了，不忍打搅，悄然退出，合门而去。隔日再来，想要的那本书业已售罄。
并州路11号出版大院对面的那家小店，招牌即“文史书店”，卖书人是一对操河南口音的父女。现在我书架上仍能找到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米勒·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及席慕容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等书，都是从这家店买到的。购买这些书，多出于盲从，那时的年轻人见面，闲扯几句后，总能拐到读书上，扯到哪家店进了什么新书。尽读奇书，多交益友，因常在同一家店照面，许多陌生的熟人间难免聊聊读书的心得，热烈处，生性好静的老板也会插上几句。柳巷北口的“尔雅书店”，就位于那两棵唐槐之下，老板靳小文是我的熟人，科班出身，爱书，人厚道，所以不几年即能脱颖而出，书店成为当地的名店大店。台湾出版人钟芳玲谈书店经营时说：“经营书店只是他的生活态度，他们只是对经营书店这个事情感兴趣，对于金钱、世俗的成功标准，他们是不在意的。”靳老板大约就是这样的人。 类似的小店不计其数。后来，旧城改造步伐加快，这些小店东搬西挪，最终不知所踪。再后来，一些所谓的万米书城、购书中心、图书大厦、图书市场等巨量书店相继落成，独立书店的生存压力陡增，消失殆尽。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今这些实体大店在网络购书、网上阅读的冲击下，也哀则哀矣，难以为继，或缩减面积，或另谋他业。美国波士顿广场哈佛书店里悬挂有一幅标语：“在这里找到，就在这里买，请让我们生存下去。”读来凄凄然。
小书店开张快，关门亦急，匆忙之间，竟也染上了一层薄暮般的沧桑。每每翻阅这些尚不能算老的旧书，睹物所思，不免联想起购得这些书的小店，想起一段过去时光的低回故事。
旧书店“抢书”
○钟叔河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清朝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1948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平装、精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1948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为我的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暗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一角，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上世纪50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地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
1957年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最值得一说的是买下“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饶述一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时为1961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一面迅速走向柜台问店员道：“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我早就从张贴在店堂里的告白上看到了，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你也应该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我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
（摘自金城出版社《中國旧书店》一书）
旧书能够暖世界，因为旧书的身体内晒进去了太多的阳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像《沙郡年记》里说，你在森林砍伐树木，一斧子下去，树干里释放出来的，就是十年百年的阳光。
哲人巷：在闹市中追寻智者的足迹
○祖伊皮特
走出哲人巷书店，外面已是夜色阑珊，街上的车开始拥堵，喇叭声远远近近，灯光里飘浮的尘土里混合着路边店铺装修的气味。站在路边停的大小车辆的缝隙里，有点茫然不知方向。这时候，身后哲人巷书店的灯光显得很安静，那个神情腼腆的店员一定还坐在桌边读《西方哲学史》。
如果哲人巷真的是条巷子，那就是条古旧朴实的巷子。这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旧书店了。一间大屋，两间侧室，简朴的木漆书架把房间隔成一条条长形空间，果然成巷。有几把古典样式的旧椅子，还有几个小木几，当然还有几个坐着默默看书的人。
在正对店门的陈列架上，堆放着一些难得的书。其中有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台湾出的，八九成新。大屋后半部分比较空旷，是坐着看书的地方，左边角落里的矮架子上堆满了《万象》《读书》和《文史知识》。右边靠墙的是一排橱柜，玻璃门上着锁，柜子里是上档次的旧书，看起来都是很旧的版本，应该可以入收藏者的法眼了，况且都是很好的书。凭记忆列出几本，绥青《为书籍的一生》，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蔼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最里面的侧室空间很小，书架之间的巷子仅能容一人直立。书架上没有标签注明分类，但排列有序的书足以让人一目了然。哲学、文史、版本、出版地，各处有各处的排列标准。在这么几条小巷子里徘徊几趟，你就会知道，一个旧书店成败的首要条件就是选书。世上旧书之数如恒河沙数，能够选出真正牛的旧书才是本事。哲人巷的口号中有一句这么说：追寻智者的足迹。这句话说得太到位了。尘世道路乌烟瘴气，前人足迹无可穷尽，能于闹市之中寻得智者的足迹是阅读之关键，也是学术之路之必须。
这里有许多来自潘家园的旧书。甄选之后的外国小说排成一排，比在潘家园地摊上一本本扒着书脊看舒服多了。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译著，也有一些六七十年代的版本，甚至连中央戏剧学院内参用的莎翁剧本都有。挑了一本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的，封面上还印着“作家参考从书”，出版说明中还带着对七八十年代西方译著的警惕口吻：“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
除了文史哲，最多的应该是艺术书了，其中电影和音乐居多。一个专门的矮书架上是艺术书，讲印象派画家的旧书，说贝聿铭的，还有研究黑泽明的——全都是上个世纪的老书。
而哲人巷书店位于北大清华附近，以“大学书店”自居，即“所谓大学书店者，有大学精神之谓也”。它所处之地是喧嚣之地，临着车辆人流拥挤的大街，头上的过街天桥上吆喝声不断。哲人巷书店的招牌红底白字，还和卖电动车的招牌连成一体，市井气十足，却暗自透露一股“大隐隐于市”的气息。
就如电影中某個处在闹市的隐蔽入口可通往另一时空，哲人巷书店就是一个通往精神时空的入口，当那扇门在身后关上，你就不是那个你了。
小书店的匆忙往事
○介子平
做书店，尚需几分理想在其间，否则将相同面积的卖场出租或转租，效益会更好。与周边商铺相比，书店的设施与装潢似乎总是简陋一些，落伍一些。
我所居住的太原城，1984年前，最大的五一路新华书店也不过360平方米。这家建于1954年的店，楼高三层，底层为营业厅，上为办公区，建成时曾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书店。店内，柜台将读者与营业员分了开，隔山买牛，仅凭书名推测，就请营业员拿取，一本不行，再来一本，第三本时，营业员便烦了。1978年，《数理化自学丛书》开始发行，这里出现了罕见的排队抢购场景，过往交通为之堵塞，渴望高考上榜的青年，简直将买到这套书与能否考上大学联系到了一起。之后，每每各类报刊举办知识竞赛，这家店门前都会聚集起无数的人来，讨论难题，对照答案。其间或有雄辩者滔滔不绝，试题之外，也会论及诸如“潘晓是窄还是宽”之类的社会热点问题，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这里俨然成了城市传播新思潮的据点。之后，图书零售业放开流通渠道政策出台，一些大的书店遂纷涌出现。
走进小书店，书架依墙而置，顶天立地，压弯的隔板几成弧形。小书店多为专业店，依我的爱好，进的多是文史方面的书肆。书架空当处，老板静坐其间，神闲气定，手不释卷，与进门的顾客似点头，又似没有，不热情，也不冷落。其既为老板，又是店员，有读者问及某种书，他会列出若干相同类别的作品，供你选择，三言两语，却能一语中的。买书与购其他什物不同，需长时间摩挲比较，一泡半天一本书不买的顾客不乏其人，老板则视而不见，从无愠色。久而久之，小店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读者圈。落寞午后，百无聊赖，推开小店的门，老板已支撑不住，抱头桌边呼呼大睡了，不忍打搅，悄然退出，合门而去。隔日再来，想要的那本书业已售罄。
并州路11号出版大院对面的那家小店，招牌即“文史书店”，卖书人是一对操河南口音的父女。现在我书架上仍能找到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米勒·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及席慕容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等书，都是从这家店买到的。购买这些书，多出于盲从，那时的年轻人见面，闲扯几句后，总能拐到读书上，扯到哪家店进了什么新书。尽读奇书，多交益友，因常在同一家店照面，许多陌生的熟人间难免聊聊读书的心得，热烈处，生性好静的老板也会插上几句。柳巷北口的“尔雅书店”，就位于那两棵唐槐之下，老板靳小文是我的熟人，科班出身，爱书，人厚道，所以不几年即能脱颖而出，书店成为当地的名店大店。台湾出版人钟芳玲谈书店经营时说：“经营书店只是他的生活态度，他们只是对经营书店这个事情感兴趣，对于金钱、世俗的成功标准，他们是不在意的。”靳老板大约就是这样的人。 类似的小店不计其数。后来，旧城改造步伐加快，这些小店东搬西挪，最终不知所踪。再后来，一些所谓的万米书城、购书中心、图书大厦、图书市场等巨量书店相继落成，独立书店的生存压力陡增，消失殆尽。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今这些实体大店在网络购书、网上阅读的冲击下，也哀则哀矣，难以为继，或缩减面积，或另谋他业。美国波士顿广场哈佛书店里悬挂有一幅标语：“在这里找到，就在这里买，请让我们生存下去。”读来凄凄然。
小书店开张快，关门亦急，匆忙之间，竟也染上了一层薄暮般的沧桑。每每翻阅这些尚不能算老的旧书，睹物所思，不免联想起购得这些书的小店，想起一段过去时光的低回故事。
旧书店“抢书”
○钟叔河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清朝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1948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平装、精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1948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为我的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暗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一角，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上世纪50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地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
1957年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最值得一说的是买下“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饶述一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时为1961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一面迅速走向柜台问店员道：“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我早就从张贴在店堂里的告白上看到了，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你也应该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我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
（摘自金城出版社《中國旧书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