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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南印度的朋友告诉我，过去十年，她唯一读过的小说是《微物之神》。《微物之神》于1996年出版，是阿兰达蒂·罗伊写作的唯一一部小说，几乎也是中文读者所知道的全部。
2011年7月，我来到德里，忽然发现阿兰达蒂突然离我很近：她是我朋友的老朋友，几乎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她的读者——不止15年前的《微物之神》，还有今日最重要报纸的专栏时政评论。
此刻，一场被认为从未出现过的绝食反腐运动正调动着印度全国上下的激情。在知识界的剧烈讨论中，阿兰达蒂·罗伊的文章是所有阵营交锋的中心之一——你可以不同意，但你必须知道她说了什么。支持者认为她看清了印度中产阶级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进行政治动员时的虚伪——他们同大企业和大资本家勾结，对底层人民在任何时刻的排挤；反对者则认为她拒绝对新情况做出分析，带着惯常思维否定一场带有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希望。
15年来，这位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得主把小说写作放在了一边，她关心现实政治中的话题，关心印度那几百个大坝给环境和居民带来的威胁，关心毛派武装运动、土地问题，以及私有化等。她放弃虚构而追求纪实，她的纪实与评论（包括最近一次深入毛派运动核心地区的探访）在印度国内所引发的争议，早已远远超过让她震惊世界的小说。
当我站在8月新德里的烈日下，在Jor Bagh地铁站出口等待阿兰达蒂的时候，我想着这个女性，在获奖之后，她割裂捣毁了某一部分获得成功与赞誉的生命，走向另一种公共的人生。当她摇下车窗，我看到她深邃、瘦削、饱满而年轻的脸庞，《微物之神》的气息迎面扑来，我立即想起朋友的忠告：现在，人人都想采访阿兰达蒂。
《微物之神》关于一切
中国财富：2006年，《微物之神》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后，非常受欢迎，我的一些印度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中国读者可以了解书中细节吗？
阿兰达蒂：关于《微物之神》最有趣的是，人们往往自信自己是最理解这本书的……或许是这本书流露出的亲密感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触动，而且是用很个人的方式。
中国财富：触发你用英文写这个故事的灵感是什么？
阿兰达蒂：语言在印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印度的语言和方言多如牛毛。以我的家庭来讲，我母亲来自喀拉拉邦，她讲马拉雅拉姆语；我父亲是孟加拉人（指孟加拉地区，包括今天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母语是孟加拉语；我在泰米尔纳德邦上学，那里讲泰米尔语；我在德里上大学，第一任丈夫来自果阿，讲孔卡尼语；第二任丈夫是旁遮普人……我们唯一共同的语言是英语。
《微物之神》讲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直觉，你知道，这是形成于年轻时候的某些经验。很奇怪的是，《微物之神》之后，我写了那么多非虚构的政论文章，直到今天，我觉得自己仍然处在介于议会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一个不舒服的区域。我还在问关于印度种姓制度和性别政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印度共产党还没有能力发问。这是《微物之神》所涉足的领域。
对我而言，小说还涵盖了更多，它关于一切，植物，甲虫，蜘蛛与河流，爱，希望和狂野的想象，关于试图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这社会所制造的历史，我们曾经借以探路的情感地图。
写这本小说之前，我学建筑，在电影行业工作，确切地说，我曾是一名演员，接着又给剧情片写剧本，设计电影布景。但当时的所有这些工作都不能达到我真实感觉到的那种深度或力量，我还在学习那些技术，学习如何讲故事和如何思考的技巧。电影的工作也并不能真正满足我，我好像在保留自己的真实思想，等待我可以真正表达的一刻。
中国财富：就像自我训练。
阿兰达蒂：就像跑步，在你跑马拉松之前你要先热身。
中国财富：哪一年，你开始演电影？
阿兰达蒂：1981年，在德里。我在喀拉拉长大，后来逃离家庭，一路北上。我进入建筑学院后就不回家了。我自己打工挣钱读完大学。第二部电影更接近我的想法，关于建筑学校的学生。第三部电影是对西方兜售东方的讽刺。但是，你知道，电影工作就是要跟许多人合作……但我想一个人干，做一件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的事。我写《微物之神》，只有我和我的作品。我也不给任何人看。我也不跟任何人说。我就坐下来写。
中国财富：你开始写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自己的秘密？
阿兰达蒂：他们知道我在写东西，但我没给他们看，直到我写完。那是1996年。《微物之神》花了我从1992年开始的4年时间。
一夜间，从童话公主变成邪恶的叛徒
中国财富：写完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小说家了，你突然有了新的身份。
阿兰达蒂：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发生着许多惊奇，以及很多丑陋。我的书出版的时候，印度右翼正开始上台执政。印度正把自己放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的位置上。我获得布克奖的“成功”被同这一巨大的超级民族主义操作所收编。
中国财富：你变成了这一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阿兰达蒂：是的，民族主义叙事的一部分。我是所有主流国家杂志的封面人物，开始还挺好，但很快我感到极端不适。几个月后，他们进行了核试验。我写了一篇文章谴责这场试验，名为“想象力的终结”。我撰文反对这种丑陋的民族主义，这类叫做“印度教”（Hindu）自豪感的无稽之谈——于是我又在一夜间从童话公主变成邪恶的叛徒。
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如果反对核弹就是反印度和反印度教，那么我退出，我自己成一个移动的共和国，我对那一套东西，一点都不信。他们对我暴跳如雷。这件事成了右翼中产阶级对我动火的发端。之后，我开始写一些关于大坝、自由市场的危险、自然资源的公司化和私有化的问题。我写了9·11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本来人们期望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而被庆祝，而突然之间……
中国财富：就进入了肮脏的现实。
阿兰达蒂：没错。十年后，我写了5本非虚构书籍……
中国财富：你有意识地实践从小说到非虚构的写作？
阿兰达蒂：这要看具体情况。核试验发生时，我感到什么都不说的政治性，和说点什么的政治性是一样的。如果我沉默，我就会令自己陷入某种牢笼——这是作者的噩梦。当然，做一个受欢迎的作家很快乐，但如果你只是想成功和受欢迎，那就更像是政治家而不是作家了，不是吗？
中国财富：你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是一个斗士吗？
阿兰达蒂：并不总是逆潮流，这是精英喜欢的看待方式罢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就是国家的声音。谁背叛他们的利益就是叛徒，就是反国家。他们占据意见，占据金钱，占据电视频道，占据公司，占据一切，因此突然之间他们就开始认为自己是印度了，但他们不是。
我不属于任何正当路线……
中国财富：今天，你的立足点同你年轻时候相比，是否有了变化？你是印度左翼知识分子路线的成员吗？
阿兰达蒂：《微物之神》刚出来的时候，左翼对我很愤怒。因为对共产党的批评——对当地的议会马克思主义路线共产党。
中国财富：的确。
阿兰达蒂：我在小说中批评他们没有能力理解种姓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印度社会独有的，卡尔·马克思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力对此处理。他们只能喊喊类似于“种姓即阶级”之类的口号，但情况不是这样。你看，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都出身上层种姓。因此我总是感到不舒服，因为无论是关于性别或种姓，我不属于任何正当路线……我不能说我属于这个党或那个党。
中国财富：你最新的作品《破碎共和国三书》，似乎进行了一项田野调查，你真实进入了部落和树林，打开自己，暴露在另一种生活和斗争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那里？
阿兰达蒂：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1967年在西孟加拉邦成立，当时叫“解放党”，成员被叫做纳萨尔派分子（Naxalites），因为第一次起义发生的村子叫纳萨尔。今天的印共毛派是多年来诸多党派分分合合的结果，他们在印度中部山区大规模复兴，那里居住的是部落原住民。他们的土地被印度政府签约出售给各种公司和跨国企业，用于采矿和基础设施开发。那里正在战斗。毛派有一个“人民解放游击队”，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这样的地方斗争非常激烈。两年前，印度政府宣布开始绿色搜捕行动（ Operation Green Hunt），清剿毛派分子，并把土地清理干净用作采矿。六百个村庄被清空。成百上千人逃离家园。有些人跑去路边的警察帐篷。几千人躲进丛林。许多人加入了毛派。去年2月，我家门缝下塞进一片纸。这片纸来自毛派，邀请我去树林。
中国财富：所以你受到了欢迎。
阿兰达蒂：是的，欢迎，不是“印度恨你”，而是被展开双臂地欢迎，红色的问候。
中国财富：所以当你真的走进时，如你在《与同志共行》那一部分里写的那样，这段经历将你带入了丛林深处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关于浪漫和神话的，而是血雨腥风、暴力横行。事实上关于战争的概念，可能在印度内部都还不愿意承认。
阿兰达蒂：我认为那里发生的的确是一场战争，有20万准军事部队包围在那里——灰狗、眼镜蛇、蝎子——都是各种安全武装的名字，而且这不只是人们开枪爆炸的战争，人民，那些可怜的村民被重重包围。他们不能走出树林，也不能得到药物。所有这一切。他们深陷困境。但除此之外，这是一场有战术、有策略的战争，在任何层次上这都是战争，一场文明的战争、想象的战争。有些人指责我把那里的情况“浪漫化”，而我觉得如果你无法看到其中的浪漫，那才是真正可悲之处，因为那里有浪漫：极度贫困的人们，站在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面前，说“够了”。有趣的是，在树林里面却没有部落社会的浪漫化。毛派在过去对待自己同志中的女性是极端家长制的，现在他们很注重女性身上发生的情况。差不多一半的游击队武装队员是女性。
中国财富：印度女性主义在其中也有所发展？
阿兰达蒂：问题是，印度女性主义运动发生了什么？它被NGO化了。那么多国际资金跑进来资助妇女工作。譬如要是你谈妇女堕胎，性别问题或艾滋病，这些领域里资金充裕，因为它们不会威胁女性经济的结构。因此女性主义运动就主动退缩到这些领域里。但是如果你讨论因为修筑大坝而牵涉到的安置费，政府只发补贴给所有男人，而那些几百年来土地的共同拥有者——妇女，却一分钱都拿不到……而NGO女性主义者对这些话题一点都不碰，这威胁到支撑全球金融的经济。
中国财富：你对民族主义问题一直相当警觉。
阿兰达蒂：这个问题很复杂。在一个国家反抗殖民统治的时候，民族主义不是坏东西，但在它抛开殖民主义之后，民族主义就变得丑陋了，摇起民族大旗就不再关于包容，而是关于排斥。像印度教主义是真正的印度，穆斯林就不是真印度，那些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人就是反国家，这一切就变成内部殖民。一个符号的意义取决于你何种情况下使用。
同样，我认为真实发生着的斗争的浪漫，同被歪曲讲述出的故事的浪漫不同。印度独立斗争的故事被扭曲成配合中产阶级和印度教主义分子口味的版本。我的意思是，所有故事的再讲述都充满了不真实，丧失理解或感受浪漫的能力是信仰所不能及的悲剧。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会计师国家，革命变成了算账和收支平衡表。
人们总能找到斗争的办法
中国财富：关于印度独立的一个最美妙的故事是我们所相信的“非暴力”。
阿兰达蒂：印度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非暴力的神话完全是扯淡。印度教中每个神都很暴力，每个神都有武器，而每段经文都鼓吹不平等，他们创造种姓。他们说这个人是贱民，这个人不可触碰，等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在这些东西面前说“非暴力”。
中国财富：譬如甘地的传统。你觉得这一传统是否曾经奏效？它在今天又处在什么位置？
阿兰达蒂：甘地的某些东西很了不起。他关于消费和持续性的想法相当重要与超前。他的某些想法也很暴力。譬如，每个人都认为甘地挑战了种姓制度，但他没有。他说我们需要尊重所有种姓，但种姓制度是样好东西，人们必须做他的种姓要求他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想打破现状，那么你当然不会暴力，因为每个人都会开心。
真正的问题在于今天。我的意思是，假如当年，英国人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非暴力还能管用么？我不断地问这个问题。
印度中产阶级谈论非暴力，每个人都说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运动——要求政府通过宣称是“人民的”反腐败法案（Jan Lokpal Bill）——是非暴力的。为什么它是非暴力的？因为警察太怕他们了，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同一个国家，在恰蒂斯加尔屠杀人民，在克什米尔屠杀人民，在曼尼普尔屠杀人民，恣意屠杀——这个国家却被中产阶级吓坏了，所以他们必须是“非暴力”的。
如果你是安纳·哈扎尔，中产阶级都簇拥着你，商业电视台都资助你绝食，还挺有帮助；但如果你是别人，某个部落人在他自己的村子绝食，谁管你呢？哪些人无论如何都在绝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他们不能再绝食，因为体重不够。你必须惊人健康并妥善照料好自己才能绝食。
中国财富：眼前这场运动就没有为人民打开另一条参与政治的渠道么？
阿兰达蒂：这是一场右翼政变。是谁在腐败中赚钱？是大公司。关于这些吗，他们只字不提。大公司经营电力、水、教育、健康、电信、道路，这些以前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腐败，为什么不把NGO、大公司和媒体一并搅和进来？你把他们放在一边，每天都有公司资助的电视频道广播日以继夜地广播你的革命，那些大公司异口同声指责政府如此腐败，鼓吹进一步私有化。
中国财富：这是他们的主张。
阿兰达蒂：20年前，政府自己说我们如此腐败，需要私有化，腐败是制度性问题，我们必须自由化。但我们私有化了，腐败更严重了，然后他们说我们必须进一步私有化。这是什么逻辑？
中国财富：但你的这个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么？
阿兰达蒂：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他们说这是治愈令人绝望的腐败的良药。但是没人仔细看贴在药上的标签。药比病还要危险。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无止尽的复杂化，把我们每个人都搞得很忙。譬如，为什么生活在这里这么有趣？对写作者来说这里很真实。轰轰烈烈的对话和辩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中国财富：永远都不缺少灵感，永远都不缺少动笔的热情。
阿兰达蒂：对。
中国财富：但当你无法团结起人们的时候，如何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如何发出民族主义呼声呢？
阿兰达蒂：你所看到的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大部分是只在城市里才有的，多数是中产阶级。这是印度教右翼试图创造出来的票仓“多数”。这跟法西斯主义有关。但是全国上下人们都在以不同方式斗争，他们对剥夺他们土地、村庄、河流和山林的行为进行斗争。
中国财富：所以在印度这种本地抗争到处都很强烈，游击队到处都是。
阿兰达蒂：到处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人们总能找到斗争的办法。印度已经变成一个警察国家了，除非他转变自己的想象。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
中国财富：你认为这种在想象上的转变会发生么？
阿兰达蒂：我不知道。这个转变不会发生在上层。制造出问题的想象不会解决问题。
2011年7月，我来到德里，忽然发现阿兰达蒂突然离我很近：她是我朋友的老朋友，几乎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她的读者——不止15年前的《微物之神》，还有今日最重要报纸的专栏时政评论。
此刻，一场被认为从未出现过的绝食反腐运动正调动着印度全国上下的激情。在知识界的剧烈讨论中，阿兰达蒂·罗伊的文章是所有阵营交锋的中心之一——你可以不同意，但你必须知道她说了什么。支持者认为她看清了印度中产阶级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进行政治动员时的虚伪——他们同大企业和大资本家勾结，对底层人民在任何时刻的排挤；反对者则认为她拒绝对新情况做出分析，带着惯常思维否定一场带有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希望。
15年来，这位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得主把小说写作放在了一边，她关心现实政治中的话题，关心印度那几百个大坝给环境和居民带来的威胁，关心毛派武装运动、土地问题，以及私有化等。她放弃虚构而追求纪实，她的纪实与评论（包括最近一次深入毛派运动核心地区的探访）在印度国内所引发的争议，早已远远超过让她震惊世界的小说。
当我站在8月新德里的烈日下，在Jor Bagh地铁站出口等待阿兰达蒂的时候，我想着这个女性，在获奖之后，她割裂捣毁了某一部分获得成功与赞誉的生命，走向另一种公共的人生。当她摇下车窗，我看到她深邃、瘦削、饱满而年轻的脸庞，《微物之神》的气息迎面扑来，我立即想起朋友的忠告：现在，人人都想采访阿兰达蒂。
《微物之神》关于一切
中国财富：2006年，《微物之神》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后，非常受欢迎，我的一些印度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中国读者可以了解书中细节吗？
阿兰达蒂：关于《微物之神》最有趣的是，人们往往自信自己是最理解这本书的……或许是这本书流露出的亲密感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触动，而且是用很个人的方式。
中国财富：触发你用英文写这个故事的灵感是什么？
阿兰达蒂：语言在印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印度的语言和方言多如牛毛。以我的家庭来讲，我母亲来自喀拉拉邦，她讲马拉雅拉姆语；我父亲是孟加拉人（指孟加拉地区，包括今天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母语是孟加拉语；我在泰米尔纳德邦上学，那里讲泰米尔语；我在德里上大学，第一任丈夫来自果阿，讲孔卡尼语；第二任丈夫是旁遮普人……我们唯一共同的语言是英语。
《微物之神》讲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直觉，你知道，这是形成于年轻时候的某些经验。很奇怪的是，《微物之神》之后，我写了那么多非虚构的政论文章，直到今天，我觉得自己仍然处在介于议会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一个不舒服的区域。我还在问关于印度种姓制度和性别政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印度共产党还没有能力发问。这是《微物之神》所涉足的领域。
对我而言，小说还涵盖了更多，它关于一切，植物，甲虫，蜘蛛与河流，爱，希望和狂野的想象，关于试图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这社会所制造的历史，我们曾经借以探路的情感地图。
写这本小说之前，我学建筑，在电影行业工作，确切地说，我曾是一名演员，接着又给剧情片写剧本，设计电影布景。但当时的所有这些工作都不能达到我真实感觉到的那种深度或力量，我还在学习那些技术，学习如何讲故事和如何思考的技巧。电影的工作也并不能真正满足我，我好像在保留自己的真实思想，等待我可以真正表达的一刻。
中国财富：就像自我训练。
阿兰达蒂：就像跑步，在你跑马拉松之前你要先热身。
中国财富：哪一年，你开始演电影？
阿兰达蒂：1981年，在德里。我在喀拉拉长大，后来逃离家庭，一路北上。我进入建筑学院后就不回家了。我自己打工挣钱读完大学。第二部电影更接近我的想法，关于建筑学校的学生。第三部电影是对西方兜售东方的讽刺。但是，你知道，电影工作就是要跟许多人合作……但我想一个人干，做一件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的事。我写《微物之神》，只有我和我的作品。我也不给任何人看。我也不跟任何人说。我就坐下来写。
中国财富：你开始写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自己的秘密？
阿兰达蒂：他们知道我在写东西，但我没给他们看，直到我写完。那是1996年。《微物之神》花了我从1992年开始的4年时间。
一夜间，从童话公主变成邪恶的叛徒
中国财富：写完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小说家了，你突然有了新的身份。
阿兰达蒂：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发生着许多惊奇，以及很多丑陋。我的书出版的时候，印度右翼正开始上台执政。印度正把自己放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的位置上。我获得布克奖的“成功”被同这一巨大的超级民族主义操作所收编。
中国财富：你变成了这一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阿兰达蒂：是的，民族主义叙事的一部分。我是所有主流国家杂志的封面人物，开始还挺好，但很快我感到极端不适。几个月后，他们进行了核试验。我写了一篇文章谴责这场试验，名为“想象力的终结”。我撰文反对这种丑陋的民族主义，这类叫做“印度教”（Hindu）自豪感的无稽之谈——于是我又在一夜间从童话公主变成邪恶的叛徒。
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如果反对核弹就是反印度和反印度教，那么我退出，我自己成一个移动的共和国，我对那一套东西，一点都不信。他们对我暴跳如雷。这件事成了右翼中产阶级对我动火的发端。之后，我开始写一些关于大坝、自由市场的危险、自然资源的公司化和私有化的问题。我写了9·11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本来人们期望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而被庆祝，而突然之间……
中国财富：就进入了肮脏的现实。
阿兰达蒂：没错。十年后，我写了5本非虚构书籍……
中国财富：你有意识地实践从小说到非虚构的写作？
阿兰达蒂：这要看具体情况。核试验发生时，我感到什么都不说的政治性，和说点什么的政治性是一样的。如果我沉默，我就会令自己陷入某种牢笼——这是作者的噩梦。当然，做一个受欢迎的作家很快乐，但如果你只是想成功和受欢迎，那就更像是政治家而不是作家了，不是吗？
中国财富：你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是一个斗士吗？
阿兰达蒂：并不总是逆潮流，这是精英喜欢的看待方式罢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就是国家的声音。谁背叛他们的利益就是叛徒，就是反国家。他们占据意见，占据金钱，占据电视频道，占据公司，占据一切，因此突然之间他们就开始认为自己是印度了，但他们不是。
我不属于任何正当路线……
中国财富：今天，你的立足点同你年轻时候相比，是否有了变化？你是印度左翼知识分子路线的成员吗？
阿兰达蒂：《微物之神》刚出来的时候，左翼对我很愤怒。因为对共产党的批评——对当地的议会马克思主义路线共产党。
中国财富：的确。
阿兰达蒂：我在小说中批评他们没有能力理解种姓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印度社会独有的，卡尔·马克思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力对此处理。他们只能喊喊类似于“种姓即阶级”之类的口号，但情况不是这样。你看，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都出身上层种姓。因此我总是感到不舒服，因为无论是关于性别或种姓，我不属于任何正当路线……我不能说我属于这个党或那个党。
中国财富：你最新的作品《破碎共和国三书》，似乎进行了一项田野调查，你真实进入了部落和树林，打开自己，暴露在另一种生活和斗争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那里？
阿兰达蒂：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1967年在西孟加拉邦成立，当时叫“解放党”，成员被叫做纳萨尔派分子（Naxalites），因为第一次起义发生的村子叫纳萨尔。今天的印共毛派是多年来诸多党派分分合合的结果，他们在印度中部山区大规模复兴，那里居住的是部落原住民。他们的土地被印度政府签约出售给各种公司和跨国企业，用于采矿和基础设施开发。那里正在战斗。毛派有一个“人民解放游击队”，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这样的地方斗争非常激烈。两年前，印度政府宣布开始绿色搜捕行动（ Operation Green Hunt），清剿毛派分子，并把土地清理干净用作采矿。六百个村庄被清空。成百上千人逃离家园。有些人跑去路边的警察帐篷。几千人躲进丛林。许多人加入了毛派。去年2月，我家门缝下塞进一片纸。这片纸来自毛派，邀请我去树林。
中国财富：所以你受到了欢迎。
阿兰达蒂：是的，欢迎，不是“印度恨你”，而是被展开双臂地欢迎，红色的问候。
中国财富：所以当你真的走进时，如你在《与同志共行》那一部分里写的那样，这段经历将你带入了丛林深处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关于浪漫和神话的，而是血雨腥风、暴力横行。事实上关于战争的概念，可能在印度内部都还不愿意承认。
阿兰达蒂：我认为那里发生的的确是一场战争，有20万准军事部队包围在那里——灰狗、眼镜蛇、蝎子——都是各种安全武装的名字，而且这不只是人们开枪爆炸的战争，人民，那些可怜的村民被重重包围。他们不能走出树林，也不能得到药物。所有这一切。他们深陷困境。但除此之外，这是一场有战术、有策略的战争，在任何层次上这都是战争，一场文明的战争、想象的战争。有些人指责我把那里的情况“浪漫化”，而我觉得如果你无法看到其中的浪漫，那才是真正可悲之处，因为那里有浪漫：极度贫困的人们，站在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面前，说“够了”。有趣的是，在树林里面却没有部落社会的浪漫化。毛派在过去对待自己同志中的女性是极端家长制的，现在他们很注重女性身上发生的情况。差不多一半的游击队武装队员是女性。
中国财富：印度女性主义在其中也有所发展？
阿兰达蒂：问题是，印度女性主义运动发生了什么？它被NGO化了。那么多国际资金跑进来资助妇女工作。譬如要是你谈妇女堕胎，性别问题或艾滋病，这些领域里资金充裕，因为它们不会威胁女性经济的结构。因此女性主义运动就主动退缩到这些领域里。但是如果你讨论因为修筑大坝而牵涉到的安置费，政府只发补贴给所有男人，而那些几百年来土地的共同拥有者——妇女，却一分钱都拿不到……而NGO女性主义者对这些话题一点都不碰，这威胁到支撑全球金融的经济。
中国财富：你对民族主义问题一直相当警觉。
阿兰达蒂：这个问题很复杂。在一个国家反抗殖民统治的时候，民族主义不是坏东西，但在它抛开殖民主义之后，民族主义就变得丑陋了，摇起民族大旗就不再关于包容，而是关于排斥。像印度教主义是真正的印度，穆斯林就不是真印度，那些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人就是反国家，这一切就变成内部殖民。一个符号的意义取决于你何种情况下使用。
同样，我认为真实发生着的斗争的浪漫，同被歪曲讲述出的故事的浪漫不同。印度独立斗争的故事被扭曲成配合中产阶级和印度教主义分子口味的版本。我的意思是，所有故事的再讲述都充满了不真实，丧失理解或感受浪漫的能力是信仰所不能及的悲剧。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会计师国家，革命变成了算账和收支平衡表。
人们总能找到斗争的办法
中国财富：关于印度独立的一个最美妙的故事是我们所相信的“非暴力”。
阿兰达蒂：印度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非暴力的神话完全是扯淡。印度教中每个神都很暴力，每个神都有武器，而每段经文都鼓吹不平等，他们创造种姓。他们说这个人是贱民，这个人不可触碰，等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在这些东西面前说“非暴力”。
中国财富：譬如甘地的传统。你觉得这一传统是否曾经奏效？它在今天又处在什么位置？
阿兰达蒂：甘地的某些东西很了不起。他关于消费和持续性的想法相当重要与超前。他的某些想法也很暴力。譬如，每个人都认为甘地挑战了种姓制度，但他没有。他说我们需要尊重所有种姓，但种姓制度是样好东西，人们必须做他的种姓要求他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想打破现状，那么你当然不会暴力，因为每个人都会开心。
真正的问题在于今天。我的意思是，假如当年，英国人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非暴力还能管用么？我不断地问这个问题。
印度中产阶级谈论非暴力，每个人都说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运动——要求政府通过宣称是“人民的”反腐败法案（Jan Lokpal Bill）——是非暴力的。为什么它是非暴力的？因为警察太怕他们了，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同一个国家，在恰蒂斯加尔屠杀人民，在克什米尔屠杀人民，在曼尼普尔屠杀人民，恣意屠杀——这个国家却被中产阶级吓坏了，所以他们必须是“非暴力”的。
如果你是安纳·哈扎尔，中产阶级都簇拥着你，商业电视台都资助你绝食，还挺有帮助；但如果你是别人，某个部落人在他自己的村子绝食，谁管你呢？哪些人无论如何都在绝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他们不能再绝食，因为体重不够。你必须惊人健康并妥善照料好自己才能绝食。
中国财富：眼前这场运动就没有为人民打开另一条参与政治的渠道么？
阿兰达蒂：这是一场右翼政变。是谁在腐败中赚钱？是大公司。关于这些吗，他们只字不提。大公司经营电力、水、教育、健康、电信、道路，这些以前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腐败，为什么不把NGO、大公司和媒体一并搅和进来？你把他们放在一边，每天都有公司资助的电视频道广播日以继夜地广播你的革命，那些大公司异口同声指责政府如此腐败，鼓吹进一步私有化。
中国财富：这是他们的主张。
阿兰达蒂：20年前，政府自己说我们如此腐败，需要私有化，腐败是制度性问题，我们必须自由化。但我们私有化了，腐败更严重了，然后他们说我们必须进一步私有化。这是什么逻辑？
中国财富：但你的这个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么？
阿兰达蒂：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他们说这是治愈令人绝望的腐败的良药。但是没人仔细看贴在药上的标签。药比病还要危险。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无止尽的复杂化，把我们每个人都搞得很忙。譬如，为什么生活在这里这么有趣？对写作者来说这里很真实。轰轰烈烈的对话和辩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中国财富：永远都不缺少灵感，永远都不缺少动笔的热情。
阿兰达蒂：对。
中国财富：但当你无法团结起人们的时候，如何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如何发出民族主义呼声呢？
阿兰达蒂：你所看到的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大部分是只在城市里才有的，多数是中产阶级。这是印度教右翼试图创造出来的票仓“多数”。这跟法西斯主义有关。但是全国上下人们都在以不同方式斗争，他们对剥夺他们土地、村庄、河流和山林的行为进行斗争。
中国财富：所以在印度这种本地抗争到处都很强烈，游击队到处都是。
阿兰达蒂：到处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人们总能找到斗争的办法。印度已经变成一个警察国家了，除非他转变自己的想象。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
中国财富：你认为这种在想象上的转变会发生么？
阿兰达蒂：我不知道。这个转变不会发生在上层。制造出问题的想象不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