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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软实力”的战略地位日益被民族国家所重视。2008年，中国经历的那么多不寻常，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评价和反应，是对“软实力”的极佳诠释。软实力是观念和意志的体现；软实力是民族精神和国民士气的集聚；软实力是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软实力是年轻一代的萌发力；软实力是全球传播能力和信息公开能力。本文在对中国软实力进行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十七大后我国学术界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讨论中的一些主流观点提出了补充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文化；权力；软实力；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 A849.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４７０（２００8）０6－００98－０6
2008年对中国来说必定是难忘的、不平凡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不寻常事件，从年初的大范围雪灾，到“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再到金秋8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2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用生命、热血和真诚向人类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不仅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而且她所集聚的“软实力”也毫不示弱，中国正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和素养融入世界。
回想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布局出发，首次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表明党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重心和战略思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证明我们党对当前国际关系中提升国家“软实力”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一、软实力：观念和意志的权力
“软实力”这个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曾被译为“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柔性国力”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实际上，近现代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权力的这种非物质属性也早就有了认识，并提出了一些经典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论述“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体的观点就属于这个范畴。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将其哲学大厦建造在权力是意志所造的观念基础上，他所说的“权力意志”的根源就是主导性伦理法律体系。福柯（Michel Foucault）非常强调思想和观念的重要性，是观念导致权力这个观点的主要鼓吹者。在信息时代具有探索精神的思考者中，关于权力非物质性的观点更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其中托夫勒夫妇的努力最为突出，他们多次强调指出了权力的非物质性。
软实力思想的提出应合了信息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在武力征服和军事威胁为核心的强权政治逐渐淡出的今天，实力的性质或者权力的源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体制和格局正以信息为导向进行重新组合，全球权力结构和政治过程等诸多方面出现了竞争性合作加强和软征服日益明显的趋势。
软实力虽然没有硬实力那样明显和直接的力量，但它具有持久的渗透力和感化力，是“渗透”在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中的“软资源”；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需要军事和经济上的‘硬实力’，还需要拥有能吸引其他国家自愿追随的‘软实力’”。这种文化和观念上的辐射力、吸引力、导向力和仿效力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一定地位和话语权的“软权力”。约瑟夫•奈一直强调软权力是美国制胜的法宝，它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他认为，“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源泉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则纷纷效仿。”[1]2007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巴黎时也曾说：“我广泛使用‘实力’这个词。比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2]
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很多非物质的要素组成。由于无法计量和测算，因此，这种无形的实力是我们过去片面追求速度和效益时低估和忽视的，更是被大量的“中国制造”所淹没的。然而，通过2008年我们经历的那么多不寻常，我们创造的那么多奇迹，中国向全世界彰显了自己的“软实力”。
（一）软实力是观念和意志的体现
加油中国！加油汶川！“抗击地震，我们众志成城”是这次地震灾害发生后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最多、最感人的场景和话语。“众志成城”凝聚的是国民深层次的理念、意志和观念结构，是多年来我们长期倡导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目标被国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后所产生的集中迸发和自觉行动，它极佳地诠释了软实力的精髓。正是这种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感化了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中国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同时中国也让世界看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失去过热爱生活、关爱生命、追求和谐、崇尚人性的普世价值。地震废墟中矗立起来的“中国人”和“中国形象”让世界震惊和动容。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地震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富有同情心又极具竞争力的中国”；路透社说“国际社会转而对中国表示出同情和善意”；美联社说“地震改变中国世界对彼此的认知”；西班牙《世界报》则高度评价“这是一个摧不垮的民族”。不少外国网友也纷纷留言，“别处还能找到这样的13亿人么?”通过这场灾难，中国人民和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理念和责任不仅让世界折服，而且也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也认真严肃地盘点了自己的“软实力”，并对我们以往不以为然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
（二）软实力是民族精神和国民士气的集聚
“软实力”作为一种无形的非物质的力量，对内表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士气，对外表现为对他国的吸引力或感召力。在谈到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时，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还说，“民族性格不能不影响国家实力……俄国人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创造性，英国人的不拘于教条的常识观念，德国人的纪律性和彻底性，都是这些品质中的一部分，它们无论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都要在国家成员可能参与的所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中表现出来。”[3]
中华民族历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豪并闻名于世，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中华美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构成我国软实力的无形资源。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我们彷徨了，我们困惑了，世界置疑了，甚至一些人开始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价值，专挑我们的负面因素来说事。中华民族到了一个必须重新崛起的关键时刻。
“大难兴邦”，在大难中中华文化闪耀出了时代的光辉：这是用孱弱的身躯死死保护婴儿的母爱；是背着80岁老母亲步行9小时逃离灾区的孝道；是以自己的血肉身躯庇护学生的师德；是“让我再进去一次，我还能再救一个！”的敬业精神；是手腕上写着“我欠王老大3000元”遗嘱的信义，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胞深情；是坚韧顽强自救互助的乐观精神；是危难之中彼此关爱守望相助的真情实感。
“承诺重于泰山”，我们正在实现对世界的承诺，从申办奥运、筹备奥运到举办奥运，百年梦想一朝放飞，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士气高度凝聚和提升，中国文化得到了升华和重新认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无论是亲历奥运盛典的近百万海外宾朋，还是数十亿全球观众和网民，看到的是一个欢乐、开放、和谐的现代中国。2008年的8月已经成了火红的“中国月”。中国人用自己的行动，用时代的音符重新诠释着中华文明。
（三）软实力是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
“要挺住”、“要坚强”，“要尽全力”，总书记坚定有力的声音所体现的真情与力量，展示了我们民族抗震救灾的决心与信心；温总理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刻亲赴灾区，察看灾情，看望慰问灾民，指挥抗震救灾，亲自主持召开了16次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会议……体现的是一个坚强、自信、镇定和指挥有力的党和政府，体现的是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在被掩埋的小学废墟旁，温总理用嘶哑、哽咽的话语，向废墟中的孩子喊话；在地震灾区温总理向遇难者遗体三鞠躬…… 总理凝重而急切的神情，坚定而深情的声音，让人感受到的是人性的魅力，让人感受到的是榜样和模范的力量！
领导者的魅力最主要的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更能获得公众的认同，从而使公众甘于接受其领导。二是领导者的魅力有助于实现有效领导。三是，领导者的风采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从“软实力”理论解释，“这些要素一直被过低地估计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现在必须使它和物质的力量同等重要，特别是和军事一样重要，我必须比以前更加强调非物质的因素，特别是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这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所强调的。在这次大难中，总书记和温总理以自己的超凡魅力为中国加了分，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形象。
（四）软实力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萌发力
2008年是中国年轻一代快速成长的一年，是尽情展现自己风姿的一年。
在大地震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大家看到了中国80后、90后甚至是2000后的表现，他们不仅不是“垮掉的一代”，相反，是与祖国一起成长，令人自豪的一代。大难发生后到处都是80后、90后的身影，他们战斗在第一线，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更是抗灾救灾中的平民英雄；更让人欣慰的是，废墟中，孩子们顽强的身姿、镇定的表现、感恩的敬礼、挂着泪花的微笑……令国人骄傲、令全人类动容。
8月的中国，金秋的北京，更是中国年轻人的舞台。作为全球性的盛事，奥运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体育的范围。它本身成了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巨大场域。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这里碰撞、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舞台上，约10万人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和中国的体育健儿将民族精神、“全球意识”和跨文化传播素养完美地融合。从他们身上，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经过灾难洗礼和典礼检验的年轻一代是国家的财富，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更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会因为他们而更加繁荣富强。
（五）软实力是全球传播能力和信息公开能力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全球舆论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有过一段精辟的描述：“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这是信息网络空间的时代本质。鉴于此，奈的软实力理论认为，“软实力”与传统的“谁的军队或经济获胜”的实力政治相比，信息时代的政治“可能最终是关于谁的故事获胜”。在当今时代，打开通往信誉之门的是信息。全球化和通讯革命加强了对信用、合法性和负责等因素的重视程度，因此，“在这个时代，必须要赢得战场上的战斗，也要赢得故事(叙述)上的战斗，领导人要比过去更加关注软实力。”
实际上叙述故事就是对信息公开的一种比拟，对舆论传播的一种写照。这次抗震救灾给国内外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及时。政府观念的转变，信息公开条列的公布和实施，媒体传播方式的创新、对海外媒体和救援团体宽容接纳的态度等等，传递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胸怀和信任姿态，从而使国外媒体从以往的排斥、误读和曲解中国文化的定势中走出。特别是，总理在地震现场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体现了中国对世界人民的那份坦诚和自信。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的契合
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过程中，国内理论界曾从各个角度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表了不少见解和论点，这为国家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借鉴。但综合这些研究和讨论，并将此放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感受的背景下来进行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观点和论述存在某些不贴切之处，对此，本文拟提出几点补充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面对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叙事方式，讨论的基点不能脱离全球背景
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新出现的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有独特的处理时间、空间、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方法，并且有自己关于未来政治的原则。可以说，新的文明正在创造出新的信息政治、经济和文化，铸造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人群。在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人们正在学会从一种更加普遍的角度看待各种社会和人生现象，并且按照一种比较普遍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是非曲直，同时根据更加丰富的参照系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因此，在讨论中我们必须正视，以往的“假、大、空”正在被“真实、平和、普通”等最本质的价值追求所取代。亲临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总理已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另外，金钱和功利被一些人视为当前价值观滑坡的罪恶之源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转换视角，更多地看到一种不需要动员和口号、不追名逐利的新的社会道德和时代精神正在成长。这是一种更趋于理性和人性，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完美结合的社会现象或时代风尚。一场地震和一届奥运所折射的人性之光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2008年过去的几个月里，全国人民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精神和献身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的和自觉奉献的，这才是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升为“软实力”的精髓。
但正如马克思在至梅林的信中指出的：“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4]这能否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和讨论以某种启示呢？在当前的信息和网络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政府要进行正面的宣传，特别是对多数人的动员会比以往要困难得多，效果也甚微。正是这种转变及其主要含义为我们更好地审视现实生活，更准确地为和谐社会的标准进行定位，以及如何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借鉴和提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因素的挖掘和把握，在我们以往的讨论中涉及甚少。
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和方法上有一个全面的突破。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突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读和构建求全求高求“圣”的束缚，“简简单单”才是真，“朴朴实实”才有力。另外，在方法和路径上，要摆脱轰轰烈烈政治动员的模式，尝试潜移默化的“浸润”；从严肃、空泛的“说教”转变为率真、平和的“感化”；从管理者和专家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对百姓进行指点和教诲转变为领导率先垂范、专家学者言行一致、老百姓互相仿效。成熟的价值体系除了要有真实运作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机构作保障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只有取得新的认同才会使一大批人愿意去身体力行，由此形成的软实力才真正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前对我们来说，2008年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而已，这些事件中所蕴含、折射的精神或文化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有待我们挖掘、吸收和弘扬。
（二）关于提高对外影响力、树立对外亲和力的问题：应该关注国内政治国际化与国际政治国内化的趋势，讨论的视角切忌割裂外交和内政的关系
近年来，结合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成功地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外交的文化内涵正在越来越丰厚。然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同时又反作用于内政。今天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关于提高对外影响力、树立对外亲和力问题的时候，切忌割裂外交和内政的关系。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系统变得日益开放和互动，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平台上，内外交融和互动是即时和全方位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趋于模糊，已没有明显和绝对的内外之分。同时，人们实际上也正在变成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的全球公民。全球化带来的国内政治国际化与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实，直接挑战着政府的执政能力。今天，国家政治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和评价，政府对国内事务的处理能力和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都会及时被世界所了解和评论。如，美国对移民法案的修改，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抨击；非洲某一国家的政府对种族问题的处理不当，会遭到几乎整个世界政治舆论的攻击、甚至造成政府的垮台。
正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 (Bates Gill)在2008年6月由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安全》（China Security）“争论中国未来”专刊上指出的，“未来10年，中国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可能角色进行战略研判，就必须对其在国内的行为方式进行详细考察。”[5]因此，一个对外亲和的政府，一个对外有影响力的政府必定是一个务实、高效的政府、一个对内亲民的政府，一个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应对国内挑战的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我们在讨论关于提高对外影响力、树立对外亲和力的问题时，千万不能忽视这一因素。
（三）关于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重视和改善软实力的培育环境，忌“中华元素”的滥用
在探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问题时，当前人们集中关注的是在中华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并到国际舞台上去展示。确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不断化为实践，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提升为国家的“软实力”。如果我们把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研究焦点仅仅着眼于此，就未免太失偏颇。目前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中国文化，说到底还只是一种民俗文化。中华文化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去发掘，中华文化的振兴（创新）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方面和领域要突破。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种培育“软实力”的途径和手段去探究的话，我们的产业目标和发展模式也需要进行战略反思。美国《卡内基中国透视》2007年10月号刊载的《中国的软力量与中美关系》一文认为:“中国的软力量中文化的吸引力还相对较弱。相较于美国的电影、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突出的享誉世界的文化品牌，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印象还很模糊并充满错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软力量还有待于加强。”[6]据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编撰的2007年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内地的电影产量预计将达到300部，仅次于印度、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7]。然而这些影片不仅与奥斯卡奖无缘，而且也不受国人的青睐。《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还指出，高库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国图书出版业库存和销售之比高达98%[8]。这种产业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是否给了我们一种启示或警示？
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说过，“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在没有大家、大作出现的时代，我们只能采取积极的等待，真正的等待具有很高的标准，也只有那种带有巨大希望和严格标准的等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等待。只要我们对这种等待持大爱的态度，那就等于关爱了艺术得以滋生的土壤。”[9]实际上这种等待就是一种软实力的培育环境和培育过程。相比之下，我们对文化产业的希冀和苛求，是否有点太急功近利了呢？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中国传统文化正在面临被扭曲、被糟蹋的危险，对所谓“中国元素”我们必须审慎宣传和运用，警惕“中国元素”的滥用，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还有什么呈现给世界、传承给子孙？
（四）关于构筑国家文化战略问题：必须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去谋划，忌短视和片面
文化软权力的构建和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服从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在讨论文化战略时，必须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根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这个大方向和总目标，针对文化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发展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并进行整体性的谋划应该是国家文化战略构筑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从提升“软实力”角度去构筑国家文化战略，那么我们还需要有一种“霸气”，我们要有影响世界的未来学家和预测家；要有被世界学术界引为经典的大作和引领世界学术思潮的大家；要有叫得响的民族品牌和世人仰慕并追随的消费文化；要有能指点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大师和股评家；要有令世人迷恋和推崇的影视作品和明星；要有更多个姚明、刘翔式的国际级运动员……
当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文化战略还要有全球思维，我们要积极促进不同文明的对话，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营造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开放包容的和谐世界承担我们的责任。最近，世行任命林毅夫为首席经济学家，就是对中国减贫和发展成就的肯定与尊重，表明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减贫事业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也由此赢得了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
另外，我们更不能忽视“软权力”的本质。“软权力”兴起，使国家文化战略更增添了国家安全的因素。针对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信息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前新闻总署署长曾说过“全球电子网络……将对资料流通与文化整合带来实在的问题。通过高速的线路，这些网络将大量资料跨国传递，更有甚者，它们不受传统控制形式的影响，对一国文化的影响将超过任何一个直播卫星系统。”[10]网络和信息安全正在成为新的国家安全要素，这是我们讨论构筑国家文化战略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安全战略的实质在于进攻和防御的有效结合，基于此，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在构建文化战略时，除了要加强网络文化安全，还必须超越风险，通过不断培育信息优势获取话语权，发现、创造并利用各种潜在的机会进行观念影响和征服。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想要利用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优势，它们将必须在信息革命的一系列噪音中建立其具有可信度的声誉。”[11]
注释：
[1]Joseph S. Nye, Jr.,“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 New York Times, Jan. 3, 2000.
[2]刘伯根.出版创新的路径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J].新华文摘,2008，(15):151
[3]汉斯•摩根索.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90.
[4]花建.先进文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A].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国际著名学者争议中国未来：世界将迎接一个怎样的中国[N].社会科学报，2008-8-14.
[6]刘伯根.出版创新的路径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J].新华文摘,2008，15，151
[7][8]http://www.china.com.cn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9]余秋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缺少什么？http://blog.readnovel.com ，2006-07-05
[10]梁俊兰.越境数据流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J].国外社会科学,1997(5).
[11]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8, p. 94.
作者简介：
蔡文之,女,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艳萍
[关键词] 文化；权力；软实力；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 A849.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４７０（２００8）０6－００98－０6
2008年对中国来说必定是难忘的、不平凡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不寻常事件，从年初的大范围雪灾，到“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再到金秋8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2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用生命、热血和真诚向人类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不仅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而且她所集聚的“软实力”也毫不示弱，中国正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和素养融入世界。
回想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布局出发，首次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表明党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重心和战略思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证明我们党对当前国际关系中提升国家“软实力”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一、软实力：观念和意志的权力
“软实力”这个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曾被译为“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柔性国力”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实际上，近现代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权力的这种非物质属性也早就有了认识，并提出了一些经典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论述“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体的观点就属于这个范畴。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将其哲学大厦建造在权力是意志所造的观念基础上，他所说的“权力意志”的根源就是主导性伦理法律体系。福柯（Michel Foucault）非常强调思想和观念的重要性，是观念导致权力这个观点的主要鼓吹者。在信息时代具有探索精神的思考者中，关于权力非物质性的观点更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其中托夫勒夫妇的努力最为突出，他们多次强调指出了权力的非物质性。
软实力思想的提出应合了信息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在武力征服和军事威胁为核心的强权政治逐渐淡出的今天，实力的性质或者权力的源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体制和格局正以信息为导向进行重新组合，全球权力结构和政治过程等诸多方面出现了竞争性合作加强和软征服日益明显的趋势。
软实力虽然没有硬实力那样明显和直接的力量，但它具有持久的渗透力和感化力，是“渗透”在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中的“软资源”；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需要军事和经济上的‘硬实力’，还需要拥有能吸引其他国家自愿追随的‘软实力’”。这种文化和观念上的辐射力、吸引力、导向力和仿效力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一定地位和话语权的“软权力”。约瑟夫•奈一直强调软权力是美国制胜的法宝，它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他认为，“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源泉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则纷纷效仿。”[1]2007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巴黎时也曾说：“我广泛使用‘实力’这个词。比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2]
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很多非物质的要素组成。由于无法计量和测算，因此，这种无形的实力是我们过去片面追求速度和效益时低估和忽视的，更是被大量的“中国制造”所淹没的。然而，通过2008年我们经历的那么多不寻常，我们创造的那么多奇迹，中国向全世界彰显了自己的“软实力”。
（一）软实力是观念和意志的体现
加油中国！加油汶川！“抗击地震，我们众志成城”是这次地震灾害发生后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最多、最感人的场景和话语。“众志成城”凝聚的是国民深层次的理念、意志和观念结构，是多年来我们长期倡导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目标被国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后所产生的集中迸发和自觉行动，它极佳地诠释了软实力的精髓。正是这种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感化了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中国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同时中国也让世界看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失去过热爱生活、关爱生命、追求和谐、崇尚人性的普世价值。地震废墟中矗立起来的“中国人”和“中国形象”让世界震惊和动容。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地震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富有同情心又极具竞争力的中国”；路透社说“国际社会转而对中国表示出同情和善意”；美联社说“地震改变中国世界对彼此的认知”；西班牙《世界报》则高度评价“这是一个摧不垮的民族”。不少外国网友也纷纷留言，“别处还能找到这样的13亿人么?”通过这场灾难，中国人民和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理念和责任不仅让世界折服，而且也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也认真严肃地盘点了自己的“软实力”，并对我们以往不以为然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
（二）软实力是民族精神和国民士气的集聚
“软实力”作为一种无形的非物质的力量，对内表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士气，对外表现为对他国的吸引力或感召力。在谈到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时，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还说，“民族性格不能不影响国家实力……俄国人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创造性，英国人的不拘于教条的常识观念，德国人的纪律性和彻底性，都是这些品质中的一部分，它们无论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都要在国家成员可能参与的所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中表现出来。”[3]
中华民族历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豪并闻名于世，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中华美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构成我国软实力的无形资源。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我们彷徨了，我们困惑了，世界置疑了，甚至一些人开始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价值，专挑我们的负面因素来说事。中华民族到了一个必须重新崛起的关键时刻。
“大难兴邦”，在大难中中华文化闪耀出了时代的光辉：这是用孱弱的身躯死死保护婴儿的母爱；是背着80岁老母亲步行9小时逃离灾区的孝道；是以自己的血肉身躯庇护学生的师德；是“让我再进去一次，我还能再救一个！”的敬业精神；是手腕上写着“我欠王老大3000元”遗嘱的信义，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胞深情；是坚韧顽强自救互助的乐观精神；是危难之中彼此关爱守望相助的真情实感。
“承诺重于泰山”，我们正在实现对世界的承诺，从申办奥运、筹备奥运到举办奥运，百年梦想一朝放飞，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士气高度凝聚和提升，中国文化得到了升华和重新认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无论是亲历奥运盛典的近百万海外宾朋，还是数十亿全球观众和网民，看到的是一个欢乐、开放、和谐的现代中国。2008年的8月已经成了火红的“中国月”。中国人用自己的行动，用时代的音符重新诠释着中华文明。
（三）软实力是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
“要挺住”、“要坚强”，“要尽全力”，总书记坚定有力的声音所体现的真情与力量，展示了我们民族抗震救灾的决心与信心；温总理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刻亲赴灾区，察看灾情，看望慰问灾民，指挥抗震救灾，亲自主持召开了16次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会议……体现的是一个坚强、自信、镇定和指挥有力的党和政府，体现的是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在被掩埋的小学废墟旁，温总理用嘶哑、哽咽的话语，向废墟中的孩子喊话；在地震灾区温总理向遇难者遗体三鞠躬…… 总理凝重而急切的神情，坚定而深情的声音，让人感受到的是人性的魅力，让人感受到的是榜样和模范的力量！
领导者的魅力最主要的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更能获得公众的认同，从而使公众甘于接受其领导。二是领导者的魅力有助于实现有效领导。三是，领导者的风采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从“软实力”理论解释，“这些要素一直被过低地估计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现在必须使它和物质的力量同等重要，特别是和军事一样重要，我必须比以前更加强调非物质的因素，特别是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这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所强调的。在这次大难中，总书记和温总理以自己的超凡魅力为中国加了分，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形象。
（四）软实力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萌发力
2008年是中国年轻一代快速成长的一年，是尽情展现自己风姿的一年。
在大地震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大家看到了中国80后、90后甚至是2000后的表现，他们不仅不是“垮掉的一代”，相反，是与祖国一起成长，令人自豪的一代。大难发生后到处都是80后、90后的身影，他们战斗在第一线，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更是抗灾救灾中的平民英雄；更让人欣慰的是，废墟中，孩子们顽强的身姿、镇定的表现、感恩的敬礼、挂着泪花的微笑……令国人骄傲、令全人类动容。
8月的中国，金秋的北京，更是中国年轻人的舞台。作为全球性的盛事，奥运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体育的范围。它本身成了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巨大场域。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这里碰撞、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舞台上，约10万人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和中国的体育健儿将民族精神、“全球意识”和跨文化传播素养完美地融合。从他们身上，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经过灾难洗礼和典礼检验的年轻一代是国家的财富，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更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会因为他们而更加繁荣富强。
（五）软实力是全球传播能力和信息公开能力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全球舆论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有过一段精辟的描述：“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这是信息网络空间的时代本质。鉴于此，奈的软实力理论认为，“软实力”与传统的“谁的军队或经济获胜”的实力政治相比，信息时代的政治“可能最终是关于谁的故事获胜”。在当今时代，打开通往信誉之门的是信息。全球化和通讯革命加强了对信用、合法性和负责等因素的重视程度，因此，“在这个时代，必须要赢得战场上的战斗，也要赢得故事(叙述)上的战斗，领导人要比过去更加关注软实力。”
实际上叙述故事就是对信息公开的一种比拟，对舆论传播的一种写照。这次抗震救灾给国内外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及时。政府观念的转变，信息公开条列的公布和实施，媒体传播方式的创新、对海外媒体和救援团体宽容接纳的态度等等，传递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胸怀和信任姿态，从而使国外媒体从以往的排斥、误读和曲解中国文化的定势中走出。特别是，总理在地震现场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体现了中国对世界人民的那份坦诚和自信。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的契合
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过程中，国内理论界曾从各个角度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表了不少见解和论点，这为国家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借鉴。但综合这些研究和讨论，并将此放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感受的背景下来进行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观点和论述存在某些不贴切之处，对此，本文拟提出几点补充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面对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叙事方式，讨论的基点不能脱离全球背景
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新出现的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有独特的处理时间、空间、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方法，并且有自己关于未来政治的原则。可以说，新的文明正在创造出新的信息政治、经济和文化，铸造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人群。在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人们正在学会从一种更加普遍的角度看待各种社会和人生现象，并且按照一种比较普遍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是非曲直，同时根据更加丰富的参照系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因此，在讨论中我们必须正视，以往的“假、大、空”正在被“真实、平和、普通”等最本质的价值追求所取代。亲临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总理已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另外，金钱和功利被一些人视为当前价值观滑坡的罪恶之源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转换视角，更多地看到一种不需要动员和口号、不追名逐利的新的社会道德和时代精神正在成长。这是一种更趋于理性和人性，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完美结合的社会现象或时代风尚。一场地震和一届奥运所折射的人性之光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2008年过去的几个月里，全国人民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精神和献身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的和自觉奉献的，这才是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升为“软实力”的精髓。
但正如马克思在至梅林的信中指出的：“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4]这能否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和讨论以某种启示呢？在当前的信息和网络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政府要进行正面的宣传，特别是对多数人的动员会比以往要困难得多，效果也甚微。正是这种转变及其主要含义为我们更好地审视现实生活，更准确地为和谐社会的标准进行定位，以及如何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借鉴和提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因素的挖掘和把握，在我们以往的讨论中涉及甚少。
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和方法上有一个全面的突破。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突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读和构建求全求高求“圣”的束缚，“简简单单”才是真，“朴朴实实”才有力。另外，在方法和路径上，要摆脱轰轰烈烈政治动员的模式，尝试潜移默化的“浸润”；从严肃、空泛的“说教”转变为率真、平和的“感化”；从管理者和专家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对百姓进行指点和教诲转变为领导率先垂范、专家学者言行一致、老百姓互相仿效。成熟的价值体系除了要有真实运作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机构作保障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只有取得新的认同才会使一大批人愿意去身体力行，由此形成的软实力才真正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前对我们来说，2008年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而已，这些事件中所蕴含、折射的精神或文化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有待我们挖掘、吸收和弘扬。
（二）关于提高对外影响力、树立对外亲和力的问题：应该关注国内政治国际化与国际政治国内化的趋势，讨论的视角切忌割裂外交和内政的关系
近年来，结合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成功地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外交的文化内涵正在越来越丰厚。然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同时又反作用于内政。今天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关于提高对外影响力、树立对外亲和力问题的时候，切忌割裂外交和内政的关系。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系统变得日益开放和互动，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平台上，内外交融和互动是即时和全方位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趋于模糊，已没有明显和绝对的内外之分。同时，人们实际上也正在变成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的全球公民。全球化带来的国内政治国际化与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实，直接挑战着政府的执政能力。今天，国家政治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和评价，政府对国内事务的处理能力和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都会及时被世界所了解和评论。如，美国对移民法案的修改，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抨击；非洲某一国家的政府对种族问题的处理不当，会遭到几乎整个世界政治舆论的攻击、甚至造成政府的垮台。
正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 (Bates Gill)在2008年6月由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安全》（China Security）“争论中国未来”专刊上指出的，“未来10年，中国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可能角色进行战略研判，就必须对其在国内的行为方式进行详细考察。”[5]因此，一个对外亲和的政府，一个对外有影响力的政府必定是一个务实、高效的政府、一个对内亲民的政府，一个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应对国内挑战的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我们在讨论关于提高对外影响力、树立对外亲和力的问题时，千万不能忽视这一因素。
（三）关于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重视和改善软实力的培育环境，忌“中华元素”的滥用
在探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问题时，当前人们集中关注的是在中华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并到国际舞台上去展示。确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不断化为实践，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提升为国家的“软实力”。如果我们把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研究焦点仅仅着眼于此，就未免太失偏颇。目前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中国文化，说到底还只是一种民俗文化。中华文化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去发掘，中华文化的振兴（创新）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方面和领域要突破。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种培育“软实力”的途径和手段去探究的话，我们的产业目标和发展模式也需要进行战略反思。美国《卡内基中国透视》2007年10月号刊载的《中国的软力量与中美关系》一文认为:“中国的软力量中文化的吸引力还相对较弱。相较于美国的电影、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突出的享誉世界的文化品牌，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印象还很模糊并充满错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软力量还有待于加强。”[6]据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编撰的2007年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内地的电影产量预计将达到300部，仅次于印度、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7]。然而这些影片不仅与奥斯卡奖无缘，而且也不受国人的青睐。《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还指出，高库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国图书出版业库存和销售之比高达98%[8]。这种产业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是否给了我们一种启示或警示？
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说过，“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在没有大家、大作出现的时代，我们只能采取积极的等待，真正的等待具有很高的标准，也只有那种带有巨大希望和严格标准的等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等待。只要我们对这种等待持大爱的态度，那就等于关爱了艺术得以滋生的土壤。”[9]实际上这种等待就是一种软实力的培育环境和培育过程。相比之下，我们对文化产业的希冀和苛求，是否有点太急功近利了呢？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中国传统文化正在面临被扭曲、被糟蹋的危险，对所谓“中国元素”我们必须审慎宣传和运用，警惕“中国元素”的滥用，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还有什么呈现给世界、传承给子孙？
（四）关于构筑国家文化战略问题：必须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去谋划，忌短视和片面
文化软权力的构建和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服从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在讨论文化战略时，必须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根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这个大方向和总目标，针对文化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发展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并进行整体性的谋划应该是国家文化战略构筑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从提升“软实力”角度去构筑国家文化战略，那么我们还需要有一种“霸气”，我们要有影响世界的未来学家和预测家；要有被世界学术界引为经典的大作和引领世界学术思潮的大家；要有叫得响的民族品牌和世人仰慕并追随的消费文化；要有能指点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大师和股评家；要有令世人迷恋和推崇的影视作品和明星；要有更多个姚明、刘翔式的国际级运动员……
当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文化战略还要有全球思维，我们要积极促进不同文明的对话，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营造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开放包容的和谐世界承担我们的责任。最近，世行任命林毅夫为首席经济学家，就是对中国减贫和发展成就的肯定与尊重，表明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减贫事业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也由此赢得了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
另外，我们更不能忽视“软权力”的本质。“软权力”兴起，使国家文化战略更增添了国家安全的因素。针对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信息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前新闻总署署长曾说过“全球电子网络……将对资料流通与文化整合带来实在的问题。通过高速的线路，这些网络将大量资料跨国传递，更有甚者，它们不受传统控制形式的影响，对一国文化的影响将超过任何一个直播卫星系统。”[10]网络和信息安全正在成为新的国家安全要素，这是我们讨论构筑国家文化战略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安全战略的实质在于进攻和防御的有效结合，基于此，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在构建文化战略时，除了要加强网络文化安全，还必须超越风险，通过不断培育信息优势获取话语权，发现、创造并利用各种潜在的机会进行观念影响和征服。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想要利用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优势，它们将必须在信息革命的一系列噪音中建立其具有可信度的声誉。”[11]
注释：
[1]Joseph S. Nye, Jr.,“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 New York Times, Jan. 3, 2000.
[2]刘伯根.出版创新的路径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J].新华文摘,2008，(15):151
[3]汉斯•摩根索.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90.
[4]花建.先进文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A].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国际著名学者争议中国未来：世界将迎接一个怎样的中国[N].社会科学报，2008-8-14.
[6]刘伯根.出版创新的路径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J].新华文摘,2008，15，151
[7][8]http://www.china.com.cn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9]余秋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缺少什么？http://blog.readnovel.com ，2006-07-05
[10]梁俊兰.越境数据流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J].国外社会科学,1997(5).
[11]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8, p. 94.
作者简介：
蔡文之,女,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