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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发生背景的不同，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改革可分为三种类型：前瞻式改革、修复式改革和重建式改革。从推行的难易程度和改革成本看，前瞻式改革最为理想。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制约，中国古代的前瞻式改革发生的几率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对此，应以前瞻式改革作为继续推进改革的方向选择。
关键词：前瞻式改革；修复式改革；重建式改革；中国改革；方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26—02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改革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以中国为例，华夏文明延续几千年且不断创造出伟大奇迹，其所依赖者，除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外，便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改革创新精神。从传说中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到西周宣王中兴，春秋管仲“查能授官，班禄赐予”，[1]战国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西汉罢黜百家、推恩削藩，隋朝弃九品中正、开科取士，唐代废租庸调制、创两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代革人头税、行摊丁入亩，等等，厚重的中国古代史，实际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
一、改革的类型
按照发生背景的不同，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改革可分为三种类型：前瞻式改革、修复式改革和重建式改革。前瞻式改革是指统治集团中的精英分子依靠敏锐的观察、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早发现了现行制度存在的漏洞，并在其未造成重大破坏之前组织实施的改革。修复式改革是指统治集团在社会制度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破坏作用的形势下进行的改革。重建式改革是指社会制度的弊端充分暴露，以至于发生了王朝、政权更迭，新的统治集团在恢复社会生产、确立新的统治秩序的同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改革是通过对旧制度的调整来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发展进步的。但旧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构成危害。相反，越是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就越有可能为一部分人创造攫取巨大利益的机会。而新制度的合理性恰恰体现在它可以弥补漏洞，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倾斜。因此，每当改革出现的时候，既得利益者必然要站出来反对。
在重建式改革中，由于发生了政权转移，旧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丧失了在新生政权中的话语权。相反，代表改革力量的帝王或新贵，在战争或政治斗争中攫取了足够的权力并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由其领导改革，很容易掌握主动。因此，这类改革的代价虽大、成功率却很高。属于这一类型的夏启改革、商汤改革、周武王改革、秦始皇改革、光武帝改革、晋武帝改革、隋文帝改革、唐太宗改革、明太祖改革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前瞻式改革中，现有制度的缺陷尚未充分暴露出来，表面上还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改革者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让人们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此时，借助制度漏洞而揽权聚利的阶层或集团尚未形成强大的势力，很难与获得合法领导权的改革者进行对等的斗争。因此，这类改革成功的几率也很大。西汉建立之后，高祖尊奉黄老、与民休息，逐渐抚平战乱的疮痍；文帝在位期间，省刑约法、轻徭薄役，使帝国呈现出民富兵强的气象；景帝登极后，对裂地封王制度的种种弊端产生了警觉，开始进行削藩。改革中间虽经历一定的曲折，但因筹措较早，终于压制了反对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汉武帝即位之后，怀开拓进取的宏大志向，不甘于作守成之君，大胆摒弃无为而治的政治模式，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诸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迅速将王朝推向鼎盛；唐朝建立以后，李世民以前代得失为元龟、以当世弊政为恶疾，竭一己之心智、聚群臣之奇思，革故鼎新，终于打造出太平盛世；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期间，没有在“贞观之治”面前止步，而是推动改革继续向新的方向发展，使大唐的国势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处所举之景帝削藩、武帝改革、武后改革皆属前瞻式改革。
在修复式改革中，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已经对旧制度的弊端有了直接的体会，因此在改革必要性问题上并无太多争论。但由于旧制度的惯性影响，人们对于创新会产生一种抵制情绪。同时，旧制度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颇为强大，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对改革方施加压力，迫使改革者彻底放弃新制度或者作出适当的让步。改革承受着双重压力，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加之修复式改革多发生在王朝中后期，不论是帝王还是改革领袖都不具备令各方力量信服的威信，这就注定了斗争之路的漫长与曲折。历史上，典型的修复式改革，如周宣王改革、崇祯改革等皆以失败告终。有些虽然初时取得很大成就，最后却很可能以人亡政息收场，张居正改革便属此列。
从改革成本和社会损耗的角度分析，历朝开国改革，莫不以财帛灰飞、生灵涂炭为前奏；修复式改革是在现有制度弊端充分暴露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它的代价也不容小觑；与二者相较，前瞻式改革是在祸患未发、危机未萌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新旧制度都不会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太大的冲击。
从改革施行的难易程度和成本代价两个维度综合衡量，前瞻式改革无疑是三种改革类型中最为理想的。
二、前瞻式改革的困境
尽管前瞻式改革优势明显，但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中，此一类型的改革却十分少见。究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中央集权制度对决策的影响。制度是否需要改变，主要取决于它对现实的适应程度。前瞻式改革得以发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政府组织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变化，然后对现行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与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所倡导的防微杜渐思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便在中国牢牢扎根。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取决于皇帝一人，而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也只有少数高官显贵。那些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现行制度利弊的走尘之吏、布衣黔首很少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通过合法的渠道反映至朝廷。在上者有权而无识，在下者有识而无权，隐性矛盾不能被及早发现并解决，直至演变为积弊沉疴，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二，法古敬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政治的态度。[2]很早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就有浓郁的师古之风。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更成为历朝历代最为推崇的执政路线。很多人在对当朝制度进行品评的时候，不是看它与现实生活的相容性，而是看它与“先王之法”的契合程度。即便是少数充满革新精神的改革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高举再现先王盛世的旗号，以“倒退”的姿势推动社会前进。另外，通常历朝开国皇帝素质都较高，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而继任者多凭嫡长子身份登极，且又生于安乐，无论先天资质，还是后天功绩，均无法望父祖之项背。历代王朝都极力神化开国皇帝。不论官修史书还是稗官野史当中，定鼎之君降世必有祥瑞相伴，逢凶总有异兆相随。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人们对祖宗的崇拜和迷信。在很多人看来，要想保证国祚长久，就必须恭敬而谨慎地守护着祖宗家法，不敢稍有更易。
其三，封闭环境的影响。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之地位置独特，四周有高原、崇山、沙漠、大海的屏障，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增加了对外交流活动的难度。统治集团很难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对比发现现行制度的不完善性，从而堵塞了前瞻式改革的又一动力之源。
三、历史的启示
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改革。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这一改革是在经过多年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典型的重建式改革。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行的，因此属于修复式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已经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诸多问题。未来的改革将走向何方，这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任务。人们不愿意再重复过去的改革模式，毕竟它们的代价太过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前瞻式改革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当前的中国也具备了进行前瞻式改革的条件：
其一，日益完善的民意传输系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尊重民意、减少决策失误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治家谨慎奉行的圭臬。但是，在没有确立民主制度、缺少必要民意传输渠道的时代，上述构想很难变成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时至今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加之信息化手段普及，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将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适当的信息渠道及时反映出来，使之在未造成重大危害的时候便得到及时的化解。而众多微观的、不会引起社会大震荡的调整积累在一起，就构成了预警式改革。
其二，求新求变的舆论环境。舆论环境中的观点往往是多元的，很难实现完全的一致。因此，判断社会舆论环境是否利于改革的推行，主要是看其中的主流舆论。改革开放以来，品尝到改革成果的中国人早已远离了抱残守缺、泥古不化心态。呼唤改革、将个人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寄托在改革之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征。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前瞻式改革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
其三，开放的国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人们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中。频繁的对外接触，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接触，将有助于我们在交流对比中及时发现自身的缺陷，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
参考文献：
[1]颜昌峣.管子校释（第一版）[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2.
[2][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第九版）[M].林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1.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前瞻式改革；修复式改革；重建式改革；中国改革；方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26—02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改革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以中国为例，华夏文明延续几千年且不断创造出伟大奇迹，其所依赖者，除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外，便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改革创新精神。从传说中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到西周宣王中兴，春秋管仲“查能授官，班禄赐予”，[1]战国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西汉罢黜百家、推恩削藩，隋朝弃九品中正、开科取士，唐代废租庸调制、创两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代革人头税、行摊丁入亩，等等，厚重的中国古代史，实际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
一、改革的类型
按照发生背景的不同，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改革可分为三种类型：前瞻式改革、修复式改革和重建式改革。前瞻式改革是指统治集团中的精英分子依靠敏锐的观察、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早发现了现行制度存在的漏洞，并在其未造成重大破坏之前组织实施的改革。修复式改革是指统治集团在社会制度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破坏作用的形势下进行的改革。重建式改革是指社会制度的弊端充分暴露，以至于发生了王朝、政权更迭，新的统治集团在恢复社会生产、确立新的统治秩序的同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改革是通过对旧制度的调整来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发展进步的。但旧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构成危害。相反，越是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就越有可能为一部分人创造攫取巨大利益的机会。而新制度的合理性恰恰体现在它可以弥补漏洞，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倾斜。因此，每当改革出现的时候，既得利益者必然要站出来反对。
在重建式改革中，由于发生了政权转移，旧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丧失了在新生政权中的话语权。相反，代表改革力量的帝王或新贵，在战争或政治斗争中攫取了足够的权力并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由其领导改革，很容易掌握主动。因此，这类改革的代价虽大、成功率却很高。属于这一类型的夏启改革、商汤改革、周武王改革、秦始皇改革、光武帝改革、晋武帝改革、隋文帝改革、唐太宗改革、明太祖改革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前瞻式改革中，现有制度的缺陷尚未充分暴露出来，表面上还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改革者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让人们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此时，借助制度漏洞而揽权聚利的阶层或集团尚未形成强大的势力，很难与获得合法领导权的改革者进行对等的斗争。因此，这类改革成功的几率也很大。西汉建立之后，高祖尊奉黄老、与民休息，逐渐抚平战乱的疮痍；文帝在位期间，省刑约法、轻徭薄役，使帝国呈现出民富兵强的气象；景帝登极后，对裂地封王制度的种种弊端产生了警觉，开始进行削藩。改革中间虽经历一定的曲折，但因筹措较早，终于压制了反对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汉武帝即位之后，怀开拓进取的宏大志向，不甘于作守成之君，大胆摒弃无为而治的政治模式，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诸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迅速将王朝推向鼎盛；唐朝建立以后，李世民以前代得失为元龟、以当世弊政为恶疾，竭一己之心智、聚群臣之奇思，革故鼎新，终于打造出太平盛世；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期间，没有在“贞观之治”面前止步，而是推动改革继续向新的方向发展，使大唐的国势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处所举之景帝削藩、武帝改革、武后改革皆属前瞻式改革。
在修复式改革中，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已经对旧制度的弊端有了直接的体会，因此在改革必要性问题上并无太多争论。但由于旧制度的惯性影响，人们对于创新会产生一种抵制情绪。同时，旧制度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颇为强大，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对改革方施加压力，迫使改革者彻底放弃新制度或者作出适当的让步。改革承受着双重压力，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加之修复式改革多发生在王朝中后期，不论是帝王还是改革领袖都不具备令各方力量信服的威信，这就注定了斗争之路的漫长与曲折。历史上，典型的修复式改革，如周宣王改革、崇祯改革等皆以失败告终。有些虽然初时取得很大成就，最后却很可能以人亡政息收场，张居正改革便属此列。
从改革成本和社会损耗的角度分析，历朝开国改革，莫不以财帛灰飞、生灵涂炭为前奏；修复式改革是在现有制度弊端充分暴露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它的代价也不容小觑；与二者相较，前瞻式改革是在祸患未发、危机未萌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新旧制度都不会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太大的冲击。
从改革施行的难易程度和成本代价两个维度综合衡量，前瞻式改革无疑是三种改革类型中最为理想的。
二、前瞻式改革的困境
尽管前瞻式改革优势明显，但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中，此一类型的改革却十分少见。究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中央集权制度对决策的影响。制度是否需要改变，主要取决于它对现实的适应程度。前瞻式改革得以发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政府组织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变化，然后对现行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与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所倡导的防微杜渐思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便在中国牢牢扎根。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取决于皇帝一人，而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也只有少数高官显贵。那些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现行制度利弊的走尘之吏、布衣黔首很少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通过合法的渠道反映至朝廷。在上者有权而无识，在下者有识而无权，隐性矛盾不能被及早发现并解决，直至演变为积弊沉疴，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二，法古敬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政治的态度。[2]很早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就有浓郁的师古之风。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更成为历朝历代最为推崇的执政路线。很多人在对当朝制度进行品评的时候，不是看它与现实生活的相容性，而是看它与“先王之法”的契合程度。即便是少数充满革新精神的改革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高举再现先王盛世的旗号，以“倒退”的姿势推动社会前进。另外，通常历朝开国皇帝素质都较高，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而继任者多凭嫡长子身份登极，且又生于安乐，无论先天资质，还是后天功绩，均无法望父祖之项背。历代王朝都极力神化开国皇帝。不论官修史书还是稗官野史当中，定鼎之君降世必有祥瑞相伴，逢凶总有异兆相随。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人们对祖宗的崇拜和迷信。在很多人看来，要想保证国祚长久，就必须恭敬而谨慎地守护着祖宗家法，不敢稍有更易。
其三，封闭环境的影响。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之地位置独特，四周有高原、崇山、沙漠、大海的屏障，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增加了对外交流活动的难度。统治集团很难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对比发现现行制度的不完善性，从而堵塞了前瞻式改革的又一动力之源。
三、历史的启示
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改革。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这一改革是在经过多年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典型的重建式改革。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行的，因此属于修复式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已经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诸多问题。未来的改革将走向何方，这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任务。人们不愿意再重复过去的改革模式，毕竟它们的代价太过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前瞻式改革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当前的中国也具备了进行前瞻式改革的条件：
其一，日益完善的民意传输系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尊重民意、减少决策失误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治家谨慎奉行的圭臬。但是，在没有确立民主制度、缺少必要民意传输渠道的时代，上述构想很难变成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时至今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加之信息化手段普及，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将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适当的信息渠道及时反映出来，使之在未造成重大危害的时候便得到及时的化解。而众多微观的、不会引起社会大震荡的调整积累在一起，就构成了预警式改革。
其二，求新求变的舆论环境。舆论环境中的观点往往是多元的，很难实现完全的一致。因此，判断社会舆论环境是否利于改革的推行，主要是看其中的主流舆论。改革开放以来，品尝到改革成果的中国人早已远离了抱残守缺、泥古不化心态。呼唤改革、将个人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寄托在改革之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征。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前瞻式改革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
其三，开放的国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人们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中。频繁的对外接触，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接触，将有助于我们在交流对比中及时发现自身的缺陷，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
参考文献：
[1]颜昌峣.管子校释（第一版）[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2.
[2][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第九版）[M].林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1.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