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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候变化业已对当今世界构成全面而持续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型逐渐主导了相关的政策走向与大众想象，而人文学科对此则少有参与。近十余年来，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文化启蒙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麦克·休姆便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作为一位来自科学阵营的著名气候科学家，他不但强烈呼吁人文学科的介入，而且身体力行，为气候变化研究的文化转向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休姆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现象需要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气候研究应该有一个不同于20世纪末几十年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应该从解释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贡献开始，结合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批判性解读，并辅之以基于空间和历史事实的知识观。
[关键词]气候变化;麦克·休姆;文化研究;气候研究
2004年的气候灾难片《后天》曾引发无数观众的追问：温室气体效应真的能把地球再次打入冰河期吗？如此剧烈的气候突变发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其实，科学家们也从未停止过对此类问题的探究，只不过科学所能够给出的答案不见得能给人以安慰，至多只是在已知的灾难场景之外增加更多的“可能”。自1975年“气候变化的先知”华莱士·布勒克尔（Wallace S. Broecker）将“全球变暖”引入科学视野以来，①最让人迷惑的也许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对峙，而是各种“可能性”的迅速繁衍。
1980年代中期，布勒克尔曾绘制出一幅影响世界气候的海洋环流图，他称之为“大洋输送带”（Ocean Conveyor Belt）或“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②這是一条由温度和盐分（水的密度）差异驱动的环流，它从南太平洋流入印度洋，绕过非洲，然后向北穿过大西洋温而浅的环流。当温水向北流动遇到来自北极的冷水时，它会冷却并发生一些蒸发，从而增加了盐的含量。低温和高含盐量使水变得更稠密，这种稠密的水深深地沉入格陵兰西侧的拉布拉多海，以及位于格陵兰东侧的北欧海域，在地表以下几公里处慢慢向南扩散，最终又被拉回到地表，在一个叫做“上升流”的过程中变暖，并再次循环。这个巨大的洋流系统将大西洋低纬度的高温、高盐水向北输送至高纬度寒冷地区，确保了世界海洋的不断混合，调节着全球的热量分配，并形成我们今天所体验的气候。布勒克尔随后又指出，这条大洋传送带是“气候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①有突然开阖的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将导致剧烈的气候变化。
《后天》的灾难叙事显然受到布勒克尔的启发，它沿着气候突变论的科学假设，展开了这样的想象：如果温室气体效应造成的气候变暖导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突然崩溃，世界将会怎样？影片极尽艺术夸张，调动了龙卷风、海啸、地震等各种灾难元素，制造了一幅启示录式的灾难画卷。事实上，与近十数年来排山倒海的气候灾难推论相比，除了强烈的视觉刺激之外，这部影片并无多少惊人之处。对于“气候变化”这个早已涂满末日论釉彩的话题而言，艺术想象力已经不再具有僭越和冒犯的可能。可以说，《后天》的叙事逻辑与修辞想象全部来源于当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情境，它所能提供的也不过是既定语言曲目的视觉效果而已。在围绕“气候变化”而拉开的一个张力场中，晃动着无数奔竞的身影，种种灾难的预告早已不计其数。不过，归根结底，在气候灾变真正来临之前，除了先知和骗子，无人知其究竟。
然而，生于当今世界，我们终究无法回避气候变化。它几乎无处不在，构成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观念氛围，甚至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生活。发达的大众传媒强有力地影响了公众对气候科学以及气候变化日益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含义的理解。②在某种意义上说，气候变化如今“作为一种鼓动性观念，比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显示了更强大的威力”，③它已经成为吸引大量媒体报道的最具政治化色彩的科学问题之一。④有关气候变化的论争早已不再是科学之争，而是演化成了价值观、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⑤美国学者尼斯贝特（Matthew C. Nisbet）曾说，据他的观察，现今有“两个按意识形态划分的美国”：一个是共和党的美国——质疑气候科学的有效性并否认问题的紧迫性，另一个是民主党美国——接受气候科学的主张并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这种政治两极分化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加入了“界定共和党或民主党”的税收和枪支管制等问题的序列。⑥同样的问题在欧洲背景下几乎形成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界线。⑦
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辩论不多，也远未撕裂到西方的那种程度，但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气候变化这个话题的热度。我们也会追随《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和《巴黎协定》的步伐，一次又一次地翘首以盼，又一再地目睹“拯救人类的最后的最佳机会”⑧的丧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累积得越来越多，却很难说是向“真相”更靠近了一步。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境遇。
《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一书的作者麦克·休姆（Mike Hulme）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向导，引领我们走出气候变化的迷思。
一、气候危机中的“文化启蒙”
麦克·休姆是一位杰出的气候科学家，他40余年来一直身处气候变化研究的腹地，曾是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小组（CRU）的成员，并且主持创建了全球著名的学术机构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此外，他还参与撰写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的气候评估报告，对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论争和政策有颇为深入的了解。特殊的职业经历使他对当今气候变化观念的混乱有着更多痛切的感受，并促使他走出“气候变化的密室”，面向公众展开他的“文化启蒙”工作。①
麦克·休姆被认为是一个实现了由科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的罕见例子。在10余年的时间里，他“通过写作和评论影响了一个由学者、思想家、记者和敬业公民组成的全球社群。作为一名作家和多产的散文家，他为气候科学的技术性和抽象性注入了意义，充当了公共向导和知情批评家的角色。在政策方面，休姆勇敢地质疑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和方法”。②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他业已成为“谈论气候变化最具特色和公认度的声音之一”。 2009年是休姆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之年。这年4月，他的《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与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同时问世，该书是休姆第一次完整地向公共世界表达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巧合的是，《气候变化的政治》也是吉登斯初次深度介入这个敏感话题的成果，因此这两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交错和潜在的紧张、对峙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休姆之书的观点：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人们确实是“各执己见”的。就实质性的差异和分歧而言，吉登斯所秉持的立场基本是当今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流立场，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去着实加以解决（控制）的“问题”，他贡献的策略主要指向全球性的紧急动员和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而在休姆看来，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至少在目前的问题视域之内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与此相反，目前最大的困扰在于，“气候变化”的语义不断增生、相互缠结，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混乱的社会文化现象，所以，《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更多关注的是相关“话语”的延异、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吉登斯是带着一种紧迫感介入气候变化研究的。作为一位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情势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的社会学家，他迅速将之纳入自己固有的理论视野，并作出了相应的诊断：
我的断言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即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具有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换言之，我们还没有一种解析详密、能把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变为现实的政治创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而又無法辩解的缺失，本书的写作意在弥补这一缺失。③
《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而设计出来的方案。该书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对工业化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讨论，它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框架内，为政府提供一套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新的政治思维或操作程序。吉登斯认为，尽管气候变化的风险早已迫在眉睫，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决策层面都缺乏必要的准备，或者如他所说，是陷入了“吉登斯悖论”所描述的状态：“尽管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之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因而他警告说，如果“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临时抱佛脚，定然是悔之晚矣”。①因此，他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整合”，把问题推入核心议程。他提出以“国家干预主义”（state interventionism）②的回归为重要前提的10项原则，③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国家，要重新为国家和政府赋权，以便有效地整合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资源，统筹不同政治派别、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各方利益，全力以赴地“解决”气候变化这一顽疾。与此同时，既要在一国之内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管理层面，还要将这些原则“延伸至国家边界以外”，④使之在地缘政治格局中也能得到相应的贯彻。吉登斯认为，尽管处境艰难，“如果处理得当，也能——事实上几乎总是会——产生新的机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我们可以预见并应该尽力推动技术创新的浪潮”。⑤
《气候变化的政治》所提供的是从日常生活到地缘政治的“一揽子”政治解决方案，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风险的情况下基于“适应的政治学”⑥（politics of adaptation）原则而确立的理性对策，因为它充分考虑了目前有关气候变化政策所涉及的（国内和国际）各方处境、立场和利益等因素，所以不能不说它是相当完备的。但是，这套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它所依赖的对于气候变化性质的判断，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政策和意愿。
不幸的是，此书出版的7个月之后，气候门事件（Climategate）爆发，紧接着是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在一阵紧张的政治角力之后黯然落幕。前者使“气候变化”的科学断言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后者则让吉登斯所期许的国际合作化为泡影。
就在吉登斯的新书问世不久，休姆曾写过一篇书评，对吉登斯这位“气候变化的新代言人”的严密设计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语带讥讽地说：“只有新近（带着自信）进入气候变化深水区的人，才有勇气把众所周知的现象重新演绎成‘吉登斯悖论’。”他似乎对吉登斯所提出的其他“新理念”也不以为然，比如，为国家赋权并使之成为“比他20年前宣称的更具侵犯性的角色”，等等。虽然休姆也认同吉登斯的某些立场，比如反对延续《京都议定书》的指导原则，强调单边和双边倡议应该比《京都议定书》的强制性多边主义更受青睐，认为国家政策应该由对近期能效改善的承诺来推动，等等;但在总体上，他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缺乏连贯性和深度”，而且，该书建基其上的某些观点和论断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虽然我们同意“气候变化应该从左与右的语境中解脱出来，那里不存在它的位置”，但需要怀疑任何过早取消政治辩论的可能性。气候变化可能不符合传统的左-右取向，但还有其他世界观和价值观存在争议，需要激烈的公共论争和政治辩论：技术与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对于发展、幸福和福利的不同看法;以及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节制等。事实上，我们需要就我们所向往的未来世界和气候变化迫使我们面对的未来世界展开更激烈、更诚实的辩论，而不是像英国那样，躲在一个指定的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所达成的肤浅共识后面。与其说这是“第三条道路”，不如说它是新的政治论辩的轴心。①
吉登斯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的剖析也许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当气候变化与日益严重的能源稀缺问题纠缠到一起的时候，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甚至某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都有可能蜕变为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角力的资源争斗。他提出的“适应政治学”意在化解这种潜在的争端。但症结在于，他所依赖的某些“共识”，以及基于这些“共识”所展开的实践可能把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在休姆看来，“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难以驾驭的程度——用政治学的比喻来说，即它的‘抗解性’②（wickedness）——超出了最令人敬畏的智者的理解”。③换句话说，任何试图通过某种“单一的、普遍的政策目标”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都终遭失败，这正是休姆《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的立足点。 与吉登斯急切“救场”的姿态不同，休姆将自己置身于当代气候变化的话语丛林，他从多条线路追踪气候变化的问题谱系，层层剥离充斥于当今舆论氛围的认知屏障，裸露出种种被打造成“真理”形式的“气候变化故事”的破绽。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启蒙”的关键就在于拨开笼罩在气候变化观念之上的重重迷雾，并进而揭示出潜藏于流行话语之下的种种“分歧”。据休姆自己说，《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正是诞生于他在遭遇这些话语云雾时的“挫败感”。
《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诞生于我的挫败感，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太多不证自明的假设，例如：“科学已经确定”;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气候政策的唯一框架是多边目标和时间表方法。通过更具戏剧性的语言和视觉表现更积极地传播气候科学，将使每个人都确信这三个“真理”。对这些“真理”的反抗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或者是受到黑暗意识形态的驱使。在一个二元世界里，只有一方是正确的。④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气候研究的科学家，休姆对气候科学，对他曾为之服务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他关键政策领域都了如指掌。或者说，他对有关气候变化的那些所谓“真理”的科学基础及其形成过程，对相关政策的科学依据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因此，他不但没有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反倒是对于媒体把气候变化视为超过其他一切问题的“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把它渲染为迫在眉睫的大灾难而深感不安。他认为，“诸如此类的报道既有损于科学真相的揭示，也忽视了许多其他的思考、感受和认知方式”。⑤由于亲眼目睹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从科学推断向决策过程再向大众传媒的多重转换中所造成的混乱，因而对休姆来说，搞清楚“气候变化”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目前针对这一问题所存在的不同意见，比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远为重要。因此，《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试图“清楚地揭示这些信念的缘起，更坦诚地为气候变化观念重新定位，使之成为一个更具创造性和更少贬义的话题”。①
休姆从“气候史的文化阅读”入手，对气候的“社会意义”作出了细致的辨析。他指出，气候既有其物理的内涵，也有其文化的内涵，前者的客观性无可否认，但人类的气候观念总是与其社会政治实践密切相连，它更多地携带着用以确保特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目的的附加意义。因此，各种有关气候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和地方。附着时代和地方的变化，气候观念也会因之而变。气候有时因物理原因而变化，有时也会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发生变化，②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气候观念都深深卷入各种意识形态的运作，并充当它们的传播载体，比如，种族主义、征服自然、自然荒野等等。③如同“气候”概念一样，“气候变化”也交织着物理和文化两个方面，而从其社会和文化层面来说，一个有待进一步确定的科学推断有可能变成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口实。休姆明确指出，当今的“气候变化”概念是有一定可塑性的，它非常容易被各种意识形态挪用来支持各自的行动规划，④或换句话来说，当今世界流行的气候变化叙事其实是“包含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投射的自然与文化相遇的故事”。⑤他还进一步列举出当下语境中“气候变化”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意义生产方式：
（1）把气候变化作为哲学与科学实践之间、不同认知方式之间的战场。在这里，作为“科学争议”的气候变化对乐于被吸引的媒体和其他社会行动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话语。尽管事关科学，但对气候变化的争辩却常常成为相互对立的未来观和社会权威竞争的深层冲突的代用品。
（2）把气候变化作为大气商品化，尤其是天然气、二氧化碳商品化的正当理由。
（3）把气候变化作为新的全球网络或重获活力的社会运动的灵感源泉。
（4）把气候变化作为对伦理、国家和全球安全的威胁。⑥
这四种相互竞争的气候变化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代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情境。不管作为物理事实的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或是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它都已经成为一种塑造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力量。当然，休姆承认，目前对于来自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或地表温度的趋势判断并无太大分歧。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仍对我们有关科学性质的观念和知识生产的模式构成极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还存在太多不确定的、有争议的甚至是未知的领域。对它的判定涉及一个有强烈价值争议的领域，这个领域所需的知识将为紧急决策提供支持。这无疑带有很高的风险。休姆的看法是，尽管熟知内情的科学家（也许还有政策制定者）会同意是人类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化这样一个事实，但这里的“气候变化”概念必须被理解为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它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想象的。他因此而将气候变化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指向物理的层面，他称之为“小写的气候变化”，另一个是指向社会文化侧面的“大写的气候变化”。起码就目前而言，前者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形成明确结论的科学问题，而后者则涉及一个极为广阔而又复杂的社会文化幅面。因此，针对气候变化不可能形成“一致赞成的视野”。
休姆接下来通过科学、经济、宗教、心理、媒体、发展和治理这七个“透镜”显示了人们对气候变化意见分歧的原因：
（1）因为科学没有完成我们预期或希望它做的工作。①
（2）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②
（3）因为在对他人、对自然和对神灵的责任方面我们的信仰不同。③
（4）因为我们对风险的评估不同。④
（5）因为我们收到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是相互冲突的，我们对它们的解释也不同。⑤
（6）因为我们对发展的理解不同。⑥
（7）因为我们寻求的治理方式不同。⑦
基于以上分析，休姆的基本判断是：气候变化是一个“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抗解问题”原本是政策学者瑞特（H. W. J. Rittel）和韦伯（M.M. Webber）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一个术语，⑧指的是在性质上独一无二并且没有确定解决方案的问题。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其他问题的症候。它处在一种被“不确定性，自相矛盾、界定不清的需求偏好和价值，对集体行动的手段、后果或累积影响缺乏清晰的理解，以及多方参与者在解决问题上投入的资源数量差异”等诸多因素所限定的情境。因为受影响系统中具有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很难确认“抗解问题”可以被解决。更常见的情况是，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经常暴露或制造了另外一些甚至更复杂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⑨休姆认为，流行框架中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一个“抗解问题”的所有特点。⑩国际社会目前致力于构建的气候变化“全球解决”方案，因为不能将之作為一个“抗解问题”来理解和对待，忽略了其难以化解的特性，因此，这些方案所拥有的要素都既不充分又不恰当。{11}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7年巴厘岛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曾断言：“科学是明确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影响是真实的。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休姆评价说，经过国际社会的努力，经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年的工作，在八国集团和其他国际论坛的会议上，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首要议程，但是却没有人“得到了所寻求的奖品”。①
也许这种特定的气候变化理解框架[将其作为一个等待着巨大解决方案（mega-solution）的巨大问题（mega-problem）]，将我们引向了错误的道路。通过将气候变化视为“所有问题的根源”——“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决定性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挑战/威胁）”——也许也让我们自己失去了控制。我们已经使得气候变化把我们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个别问题——不可持续的能源、地方性贫困、气候危害、粮食安全、结构调整、过度消费、局部毁林、生物多样性丧失——累加起来，并利用气候变化的元叙事将它们编织在一起。
我们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僵局，这个僵局不仅无法解决，而且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再加上脆弱和灾难的说辞——“十年来避免灾难性的转折点”——以及后现代的“对元叙事的冷漠”，也许我们真的在劫难逃了。②
休姆的理解是，沿着现有的政策方向推进，即便能够动员大批技术的与政治的资源去处理和应对诸如平流层臭氧耗竭之类的种种具体问题，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因此，休姆建议我们不妨把目光从当前的方向上移开，“我们不需要问我们能为气候变化做些什么，而需要问气候变化能为我们做些什么”。③休姆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曾借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的话明确表达过自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与其绝望地寻找一个能拯救我们免于生态灾难的伟大想法，不如接受气候变化的邀请，改变我们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使我们更接近多元化世界中相互依存的生活现实——无论我们是否能‘拯救地球’。”④休姆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利用气候变化的概念——气候变化所揭示的生态功能、权力关系、文化论述和物质流动的错综关系——来重新思考在未来几十年如何推进我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和个人计划。”⑤作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资源，气候变化既是一面观察当代问题的放大镜，也是我们进行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可以用它来对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当代工程——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减贫、社区建设、人口管理、社会卫生等——进行更为严厉的审查。我们还可以借助这种放大作用，在心理、伦理和精神层面展开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让我们利用气候变化的放大力量——它对短期选择的长期影响的强调、它的全球性影响、它对新权力中心的揭示、它对物质和文化价值的关注——更密切地关注我们真正想要为人类实现的目标：富足、公正，哪怕仅仅是从生存的角度考虑”。⑥
因为《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基本否定了主流的气候变化观念和政策取向，所以，它出版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响大致是可以预见的。在学术期刊尚未发表书评之前，在亚马逊网站上就已出现了颇为激烈的评论。华盛顿中心区域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巴斯特（Joseph Bast）批评说，作者忽略了自己作为著名科学家的首要职责，“当这位科学家赞同以撒谎来推进他的个人政治议程时，尤其令人感到不安”。更多的批评则指向该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无为”立场，认为它助长了失败主义或“安静主义”的态度。①更严厉的批评者甚至认为，休姆在评估气候变化的风险时，通过使用一系列具有价值导向的论点和立场否认气候变化合法化，这种观点是具有“灾难性的”。②
然而，在气候门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销量激增，书中的观点也受到更为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在哥本哈根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失败之后，该书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所及包括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地球和行星科学以及艺术和人文学科等众多研究领域。随后，该书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选为2009年4本科技“年度图书”之一，并被授予2010年杰拉尔德·L·杨人类生态学图书奖。如今，《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已经在高等教育中被许多专业课程作为核心文本而采用，涉及的学科和知识背景非常广泛：环境人类学、商业研究、文化和政治、发展研究，英语和修辞学、环境工程、环境治理、环境研究、林业和管理、地理、历史、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等等。③
从《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引发的反响以及相关的评论可以发现，它基于对过去三十年来不断变化的气候变化研究格局的深刻解读，准确地揭示了这个研究传统的症结，也为气候变化的讨论和思考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休姆的“文化启蒙”业已初见成效。
二、诊断作为话语或叙事的“气候变化”
休姆之所以要进行“文化启蒙”，是因为“气候变化”话语具有巨大的裹挟力量，它很容易让人们在面对滔天的舆论传播时丧失基本的判断能力。所以，休姆持续不懈地展开了“去蔽”“解魅”的工作，他先后从不同角度对当代种种流行的气候变化叙事（话语）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辩驳。
虽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可望通过反复的调查、实验和验证来调和相互矛盾的事实，但有关气候变化的相互矛盾的故事却未必如此容易调和。不同的叙事通过植根于特定的信仰、价值观、道德承诺、神话和想象而获得其效力，这些信仰、价值观、道德承诺、神话和想象本身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来自不同的看待世界和参与世界的方式。这些故事需要利用不同社會形态中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和社会互动来倾听、讯问、审思和辩论。这些故事所借鉴的价值观应该是明确的，而不是隐藏在科学事实背后。我们应该提防那些要求服从并试图通过诸如宣布“紧急情况”或声称“科学要求”等借口绕过民主审查的总体性叙述。④
在发表于2011年的《把未来还原为气候：气候决定论和还原论的故事》一文中，休姆详细分析了当代气候变化话语的演化过程和机制，并且从气候决定论向气候还原论的历史转换中捕捉到了当代气候变化话语的知识支持和思想根基。①他分析说，在观察气候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人们经常采取两种直觉的立场：一方面，气候影响并塑造了人类的心理、生理和文化属性;另一方面，人类在与气候的长期接触中，既试图克服这些气候影响和限制，又试图超越它们。因此，在试图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其理论化时，很容易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谬见的影响。第一种谬见是“气候决定论”（climate determinism），即把气候提升为影响个人生理、心理以及集体性社会组织行为的万能要素和终极原因。第二种谬见是“气候非决定论”（climate indeterminism），它把气候仅仅视为人类事务的注脚，并完全剥夺其社会解释效力。② 休姆追溯了近百年来“气候”在有关环境、社会和未来的论述中的角色转化过程。他指出，气候决定论在20世纪初的欧洲，特别是美国的思想界曾经一度风行，它为帝国的社会、文化和种族优越性提供了解释，并且得到过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艾伦·森普尔（Ellen Semple）和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等人的支持。气候被视为种族特征、思想活力、道德水准和文明等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类思想也曾对希腊哲学家和欧洲的理性主义者产生过吸引力。不过，因为20世纪中期的意识形态战争重塑了孕育这种思想的政治和道德世界，气候决定论在主流的学术版图中渐趋隐退或边缘化。休姆认为，100年后的今天，在21世纪的气候变化危机中，气候决定论正在以某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休姆将这种新的决定论称为“气候还原论”（climate reductionism），它与当今世界的气候焦虑互为因果，致使气候变化长驱直入地侵入当代公共舆论和政治话语。③
与传统的气候决定论不同，“气候还原论”并非基于直觉的观察，它是一种分析和预测的形式，在这种分析和预测中，气候首先被从自然世界中塑造了人类生活的相互依存的交错关系中提取出来，如此一来，气候的作用就得到了强化，升级为一个主导性的预测变量。比如，在预测人为原因所造成的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时，这种思考和分析方式导致某些科学家、分析家和评论家近乎失控的和极为大胆的主张，比如：
每年，气候变化导致30多万人死亡。
根据2050年中期气候变暖的假设，我们预测15-37%的物种……将会“走向灭绝”。
到本世纪末，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有1.85亿人可能死于可直接归因于气候变化的疾病。
“气候变化的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至少损失全球GDP的5%，长此以往……（将上升到）GDP的20%或者更高。”④
休姆认为，这类耸人听闻的预测风靡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预测性自然科学在人类理解未来时的霸权地位。这霸权体现于气候（以及相关）模型在塑造气候变化话语时的关键作用。由于这种模拟活动隐含或明确地宣称了对未来的认识论权威，气候成为不可知未来的一个“已知”变量，未来的开放性、偶然性和多种可能性因此而被关闭。因为这些通过“模拟”而预测出来的未来气候表现，它们的影响将将广泛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未来生态、经济活动、社会流动性到人类行为、文化进程和地理安全，等等。
根据休姆的回顾性分析，预测性自然科学在有关未来的认识中获得霸权地位，只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的事。最早涉足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领域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和大气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历史学家、里德·布莱森（Reid Bryson）等大气科学家以及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等历史气候学家在这一时段都曾对历史上气候变化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作出过卓有影响的探究，但他们没能够形成具有连贯性的解释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也没有任何预测的基础。从知识发展的角度看，至少在此一时期，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没有学术根据地的知识领域。尽管随着环境运动的崛起，“气候变化与人类事务”开始以新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但因相关的学科知识贫弱，并未形成持续推进的研究方向。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一些研究人员、环境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继聚焦于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问题。尽管如此，从19世纪60—80年代，因缺乏一致的或可以接受的理论和工具，只留下诸多彼此竞争而又矛盾的有关环境-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描述。①
正是在关于社会与气候相互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不确定的背景下，一个由气候建模者和全球变化科学家组成的新知识社群出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见证了第一批基于计算机的通用全球气候系统模拟模型的发展。这些面向气候的新模型最初是数值天气预测模型的扩展，它使得在物理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全球气候实验可以在虚拟现实中进行。这些模型最初是由美国、英国和德国少数研究中心的气象学家和大气科学家构建的，后来海洋学家、大气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也加入这一行列。因为模型已从简单的气候系统（最初是大气）扩展到地球系统的深层耦合组件，通过使用“地球系统的定量模型来识别和模拟全球趋势”，新的科学使命愈趋明确，并且更加自信，目标被确定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对整个地球系统的科学认识”。②
在仅仅20余年的时间里，对气候的成因和性质的科学描述变得越来越复杂。相关的知识社群认为，气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生物地球物理全球系统（biogeophysical global system）运行的结果，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表现可以用数学方程和先进的计算技术来建模并进行“预测”。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认知传统确立，也是与20世纪早期地理学家、气候学家和天气气象学家所使用的更具多样性的气候概念的明显决裂。作为地球系统科学更具系统性的气候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在模拟模型中的表现，形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建模者知识社群的双重基础。这个专家社群对特定现象的事实和因果理解有共同的信念，这些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又指导着社群从其认知中得出政策结论。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計算机建模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科学家群体评估气候预测真实性的核心实践”。然而，正如克拉克·A.米勒（Clark A. Miller）所说，新的认知群体及其新知识的形成，是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以1972年6月诞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为起点，预测性气候知识的科学地位主要是在后斯德哥尔摩时代新的环境地缘政治背景之下得以逐步确立，这一时期对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政治全球化日益增长的政治兴趣，推动了这一新的知识计划。其中，1979年举行的世界气象组织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和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二氧化碳评估委员会的报告，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克拉克·A.米勒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气候科学与全球政治秩序”合作的知识生产（coproduction of knowledge），①其后果是，基于模型的未来气候变化预测在学术与政策论述中被前景化了。模型被视为“辨别气候变化政策选择效果的唯一有效方法”，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重要知识和政策选择似乎都是从这种模型中产生的。因此，在1990年代，关于人为原因造成气候变化的早期论争主要是围绕这些模型的可信度展开，因为争论双方都认识到他们关于未来的知识主张的政治意义。② 很显然，要回答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这一棘手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未来气候的了解，还要求将未来的气候变化转换成为对未来社会影响的描述。例如，1990年IPCC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就分为三卷：一卷涉及气候科学，一卷涉及气候影响，一卷涉及气候政策选择。如果气候建模者能够对未来的气候变化作出可信的预测，那么在制定和评估政策之前，就需要就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出同样可信的解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预测性自然科学家的知识主张，与地理学家和其他环境社会科学家的知识主张之间的不对称最为尖锐地凸显出来。由于社会科学中在气候-社会关系理解方面的贫乏和理论上的不完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化的不对称组合便也被挪移到对于未来的想象。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对未来的认知中，预测性自然科学及其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获得垄断性的地位，而对于未来社会变化的想象，则完全依附于自然科学预测的结论。这一结果使某种形式的气候还原，得以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分析和对未来思考主导性的思维路径。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气候事件的影响都取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当地人口的组织结构、规模、意识形态、技术和社会价值观”，③但當前这一领域的思想努力不适当地把气候视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决定因素，未来社会的一切均由这个决定性的变量推演开来。
作为一种理解复杂实体或复杂关系性质的方法，还原论的演绎路径就是将这些复杂对象还原为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或者还原为更简单或更基本的实体或关系。就气候变化研究而言，这意味着将气候从相互影响的诸关联因素中分离出来，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系统行为和反应的主要决定因素。比如，如果作物产量、经济表现或暴力冲突可能与气候变量的某些组合有关，那么，了解这些变量的未来表现将提供一种了解未来作物产量、经济表现或暴力冲突如何展开的方法。气候还原论所提供的这种方法论为有关气候、社会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复杂问题提供了简单的答案。它以最粗糙的形式声称，如果社会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而气候变化是可预测的，那么未来可以通过提高气候作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而为人所知。然而，某些可能比气候更重要或者不太可预测的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却有可能被忽略或边缘化了，休姆称之为“片面”（one-eyed）的未来观。④他还通过气候还原论在经济增长预测和地缘政治分析等领域中的具体案例，说明了这一思维方式的症结之所在：它不仅降低了人的能动性，也限制了人的想象力。
然而，气候还原论对未来的描述却很容易进入公众的认知和讨论，因为它适用于想象未来的许多不同方面：健康、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旅游和娱乐、人类移徙、暴力冲突，等等。在休姆看来，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没有出现类似的认识论范围的情况下，预测性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在人类对未来的认知中仍将处于霸权地位。在气候变化研究中，这种认识论霸权植根于气候或地球系统模型的知识主张。这些主张为基于模型的假定未来气候描述，提供了不成比例的推论能力。因此，在研究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时，采用还原的方法变得很有吸引力。气候还原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气候建模者的知识主张转换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分析师的假定的知识主张。
因此，未来被还原为气候。气候还原论几乎完全剥夺了未来的社会、文化或政治的活力，它使未来不再有愿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此，未来变得过于确定。然而，未来当然远不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域。它恰恰是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必须争夺的最重要的领域。正是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和争夺——以多种不确定的形式——将既决定着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决定着自然气候单方面变化的影响。①
休姆分析说，决定论思维的吸引力在于，它为文化或经济统治提供了一种“自然论”的解释，甚至是辩护，或者说它为未来提供了一种脱离了人类作用的“自然论”的解释。早期的气候决定论盛行于古典希腊、帝国主义欧洲和年轻的美国等处于优势地位并且乐观的帝国文化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的气候还原论滋生于西方文化中的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悲观主义剥夺了信仰、愿景和承诺的未来。这种当代文化情绪为特定形式的环境决定论——气候还原论——的重新出现提供了环境，它把未来交给了不可阻挡的非人类力量，为西方对未来信心的丧失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因此，智力专家——气候建模者——的知识主张便被邀请来填补人类未来想象中的空白。在休姆看来，人类是有创造力、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未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世界可能与今天大不相同，那么，在任何关于未来气候变化的意义的分析中，都应该更大程度上体现这些可能性。未来可能会更好，也有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但它们不会被气候所决定，也理所当然地不能仅仅由气候来决定，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可能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气候变化的后果。
根据休姆的分析，气候还原论的运行机制是“认识论滑动”（epistemological slippage），即在没有适当的理论或分析证明的情况下，预测权威从一个知识领域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气候模型对未来气候的模拟在这里被不适当地提升为对未来社会表现和人类命运的普遍预测。休姆认为，即便还原论在对过去的解释中可以权当一种有限的推理形式，但它在讲述未来时就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更大的缺陷。气候模型及其衍生分析提供的认识论路径至多不过是判断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它们具有有效性和关联性。为了弥补这种认识论上的失误和不足，有必要平衡在未来认知方面的多种视野和认识论途径。
休姆反复强调，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物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两者相互依傍、相互嵌入。研究者必须首先研究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和路径。但到目前为止，对于两者的关联性研究却并不深入，当今气候变化研究的视域几乎完全囿限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休姆注意到，瑞典学者在一项研究中对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中三个工作组的学科来源文献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被引述文献的主要来源是自然科学，以地球科学为主，来自社会科学的内容以经济学为主，人文学科的文献几乎不存在。虽然在第四次评估报告和即将公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学科视野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但对于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分析仍以实证学科为主，解释性的人文学科尚无位置。因此休姆认为，IPCC由此构建出来的气候变化观点，以及因此而在社会上流传并影响了政策制定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这种片面性将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在过去23年的历史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直是气候科学和全球知识界的权威代言人。它如何界定“气候变化”的概念，对于随后的政策和公共辩论的方向、基调和结果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IPCC的评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性质，以及相应的 “解决”的框架。所以，由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自然科学和经济的高度依赖，气候政策讨论中的主要论调也就变成“改进气候预测”和“创造新的经济政策工具”，而不是“学习本土文化的神话”或“重新思考消费的价值”等。① 2008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爵士曾指责人文学科的学者“逃避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并批评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停留在学科的“舒适区”，没有与科学家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接触。但休姆认为，不应该将这种现状仅仅归咎于人文社会科学，未来气候和未来社会研究的不对称只是过去25年来气候影响评估领域更广泛实践的一个表征。在IPCC进程的前12（1988—2000）年，优先考虑的是对未来气候的预测，大量的努力均被用于推进和分发未来气候的衍生模型，却从来没有系统地尝试开发研究未来社会、文化或政治变化的方法。这种情况直至200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排放情景特别报告》（IPCC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的发布，情况才有所改观。但是，著名地理学家罗伯特·凯茨（Robert L. Katz）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所指出的方法论挑战迄今并未得到克服，即在“软”“硬”科学之间，在不同的理论、方法之间，都存在着需要弭平的鸿沟，而在气候影响评估的“关联研究”方面，情况更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学科间的知识壁垒，更因为人们把主要的关注停留在气候本身的动力學方面，而对气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却少有深入探究。
因此，在休姆看来，要应对气候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给相关研究所带来的挑战，预测性自然科学与解释性的人文科学的接触必须相向而行。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作用不仅仅是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公共意义，人文学科不能直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它可以“加深并扩展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探究取向不同，它提供的是基于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看待和应对风险的知识。人文学科可以揭示媒体有关气候科学表述的含义，可以让人领会许多非科学的对于天气的认知和解释路径……即便这一切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也会影响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解释的反应。总之，为了揭示气候变化在不同人类文化中的多重含义，并为政策创新创造新的切入点，解释性的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需要在新的空间与实证科学平等地相遇，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方案也需要重新设计。②具体而言，气象学、海洋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传统气候学科与社会科学和解释性的人文学科之间需要加强互动。后一类学科的观点和贡献在公共宣传和政策辩论中可能比气候科学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休姆甚至认为，气候变化没有纯粹的技术解决方案，而且，实证主义的学科也不适合参与和阐明人类对价值、目的和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探索，至少气候变化的话题必须接受解释性的学科传统的审查，而不应仅仅围绕自然科学的知识主张来展开讨论。①
三、气候变化的文化评估
如何重构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这是麦克·休姆持续追问和探讨的问题。在对《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的接受过程进行回顾性反思时，休姆曾自信地确认，该书为气候变化研究的“文化转向”作出了贡献。
它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气候科学提出的挑战，远不止是对未来气候作出可信的预测，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指导当前的观念和行为。这一思路促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1988年成立。然而当代形态的气候变化观念所做的却事与愿违，其就政治组织的形式、权威知识的性质以及人类最终目的等，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些有关人类信仰、社会实践和公共话语的问题，都需要文化的反思和分析来予以回应。它们不是（气候）科学所能回答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开辟了许多思考这些有关人类和集体生活的更深刻问题的路径。②
纵观休姆10余年来的研究进程，“文化转向”确实不失为对其工作方向的一个准确描述。如今，预测性自然科学的霸权地位以及根植于其知识主张的政策框架，已经赋予“气候变化”概念一种便捷的可塑性，加之缺乏一种有效的文化反省机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路诸侯随意征召的特使，被不加批判地用于支持范围不断扩大的各种意识形态。③有鉴于此，休姆始终坚持从文化和历史的视角探讨气候与气候变化的意义，并一再呼吁社会科学和具有解释效力的人文学科的介入。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现象需要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气候研究应该有一个不同于20世纪末几十年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应该从解释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开始，结合对自然科学的批判性解读，并辅之以基于空间和历史事实的知识观。与此同时，休姆还密切关注流行于当下的各种气候变化叙事，致力于分析其语言与修辞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预测性自然科学所揭示的“气候变化”（即“小写的气候变化”），只有借助文化叙事（即“大写的气候变化”）才能发挥其影响效力。
在社会和政治世界中，叙述比事实更有力……它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并且提供了更强烈的使命感和更大的人类能动性，因此，它有强大的影响力……每一个气候变化故事都承认气候科学，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借用科学事实。然而，只有那些具有影响力和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化神话的动员作用，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些叙事的力量和影响。④
因此，休姆筛选出当今流行的四种主导性气候变化叙事（四个“神话”），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①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塑造和影响了气候变化观念的潜在神话和文化叙事的揭示，进而对其未来影响展开伦理思考。休姆以《圣经》为喻，将这四种叙事分别称为哀挽伊甸园（lamenting Eden）、预示世界末日（presaging Apocalypse）、建造巴别塔（constructing Babel）和欢庆禧年（celebrating Jubilee）。
“哀挽伊甸园神话”把气候看作纯洁而原始的自然的象征。在这个叙事模型中，气候被视为类似“荒野”景观或动物物种一样的存在，它是脆弱的，是需要被保护或“拯救”的对象。“气候变化”意味着最后一块“未被人类触及”的圣地的丧失，这不仅会使人类自身受到贬损，而且也有损于超乎人类的神圣性存在。休姆以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一书为例，说明这一“神话”的精神特征：对失落的哀叹和对恢复的渴望。正如社会学家史蒂夫·耶利（Steve Yearley）所说，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是因为气候已经被当成大自然最后一个未被人类污染的堡垒。休姆分析认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只不过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200多年间，经由浪漫主义、荒野观念和环境运动的持续推动，这一观念逐渐深入西欧和北美现代观念体系。而在传统社会或非西方社会，自然与文化始终被视为相互嵌入的范畴，没有文化的解释就没有自然。气候变化不过是人类漫长旅程中的又一个中间站，而非一个突然降临的大灾难。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神话来看待气候变化，就必须追问：随着气候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在被失去？气候与生物多样性有所不同。随着气候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天气被重新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并以不同的顺序出现。我们没有失去云层，没有失去降雨，也没有失去太阳。我们只是改变了气候，而不是耗尽它。没有所谓的“好”气候或“坏”气候，只有“好”或“坏”的方式来想象和适应气候。② “世界末日神话”也是一个仍然具有强大效力的话语谱系。休姆指出，從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开创性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开始，到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和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特别是最近几年在西欧和北美，关于气候变化的灾难预示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有关这一世界末日神话的语言表达包括“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数十亿人面临毁灭的风险”、“气候灭绝”等等。英国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爵士甚至断言：“气候变化比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更大。”科学家吉姆·洛夫洛克（Jim Lovelock）等人也发出警告说：“我们现在如此虐待地球，地球的气温可能会上升，并回到5500万年前的炎热状态，如果这样，我们大多数人和我们的后代都将死去。”这一神话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际谈判的挫败感的回应，这些谈判显然未能建立有效减缓全球碳排放增长的协议和政策。休姆认为，环境修辞的主要目的一直是改变未来，而不仅仅是预测未来。例如，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曾声称，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描绘了一幅由于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而出现的功能失调和马尔萨斯式的世界情景。事实上，正是他的预测促成了人口增长的放缓，从而避免了他所预见的那种情况。一个类似的规范性目标现在可能被描绘成气候启示录。①
“建造巴别塔神话”基本上是用现代主义的观点看待气候变化的挑战，它假定自信而独立的人类可以在“大洪水”的创伤后重新栖居于大地，为自己建起一座安全的城市，一座直达天堂的塔，人类会因此而一战成名。社会学家约翰·列（John Lie）捕捉到了这种心态：“即使上帝般的控制不可实现——而且，征服自然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科学心态中仍有一种极度乐观的观点，认为自然会越来越被人类的概念发明与技术干预所驯化和控制。”当气候变化的时候，可以动员一国或多国的机构共同行动，并把气候变化管理作为人类治理、控制和管辖的最新项目。在休姆看来，这种对上帝般的地位、称誉与荣耀的渴望体现了人类傲慢的态度。②
第四个神话立场——“欢庆禧年”——与我们用道德和伦理的语言思考和谈论气候变化的方式有关。休姆分析说，诊断气候变化的责任并提出应对措施时，采取道德立场是不可避免的，有关气候变化及其责任的流行话语所使用的语言每每与罪恶、忏悔和赎罪的神学语言相呼应。这使得气候变化作为社会正义的神话地位具有天然的动员力量，或者说，气候变化为在世界上实现公正和平等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它很容易与其他长期存在的全球正义问题联系在一起，不管全球变暖的科学判断是否坚实可靠。人类追求正义的本能催生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第四个强有力的神话。这种追求正义的本能，以及对于气候变化需要与这种本能结合的认知，不仅仅存在于激进的社会运动之中，在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辩论和国际谈判中，正义和公平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始终。气候正义似乎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它本身却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围绕着这个概念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则更值得怀疑。尽管如此，通过将气候变化纳入“禧年欢庆”的叙事——至少作为一个在社会和环境正义运动背后创造新潜力的机会——为消除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恐惧提供了抚慰和希望。③
以上四种潜在的意识形态或神话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了当代关于气候变化的叙述。应该意识到的是，它们谈论的不是“小写的气候变化”，而是作为哀叹、恐惧、傲慢和正义的“大写的气候变化”，这是一种被科学净化并被剥夺了文化色调和意义的气候变化。这四个神话并不具有排他性，事实上，人们很可能会发现四个神话线索的相互纠缠，它们盘结在我们许多人对于气候变化的信念之中，并影响着我们对决策和行动的判断。休姆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即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分析气候变化现象。科学虽然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无论是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的报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评论，还是发表在《自然》（Nature）或《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但它们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解读“气候变化”四个神话的脚本。“只有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揭示出驱使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各种神话信仰、价值观和伦理承诺——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气候变化政治的真正的利害关系。”④
休姆接着追问道：我们关注气候变化的真正焦点果真在于人类所发明的“自然”范畴的缩小吗？人类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真的已经给人类的再生能力和资源消耗带来了一个新的、没有回旋余地的绝对的地球极限了吗？气候变化要求扩大和加强全球治理——或者说是地球系统治理，它真的为新千年提供新机制了吗？它为新社会、新经济和环境控制带来新方法了吗？抑或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在于它要求我们关注世界上长期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伊甸园神话的话，气候变化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损失，是我们想象力的丧失，而不是物质性和实质性的损失。倘若如此，这肯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此不同和有争议;气候的富有想象力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中有着广泛的含义和解释;如果我们相信末日神话，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就真的可能标志着我们所知文明的终结。如此一来，则科学通过“末日”年表的出示，已经取代了宗教和占星术的先知。如果我们相信巴别塔神话，气候变化将让我们创造新的全球治理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把世界气候重新稳定在某个新的安全水平之上，这是一个近乎狂妄的目标;如果我们相信“欢庆禧年神话”，那么气候变化将不会通过放弃现代化来“解决”，也不会通过推广清洁绿色技术或利用热反射镜来拓殖空间等手段去加以“解决”。相反，气候变化是我们必须将全球财富的再分配和修复生态空间的不平等占用所造成的环境与社会损害放在首要位置的最直接原因。①
在休姆看来，我们事实上正在利用气候变化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令人不安的反常现象，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迷恋以牺牲人类健康和社会正义为代价的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我们已经被未来气候功能失调的前景所蒙蔽，而忽视了我们当前面临的真正危机。因此可以说，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而是一个非常“适时的真相”，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理焦点，让我们了解过去的失误，了解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对控制与征服的渴望，以及我们对正义的本能。我们正在利用气候变化作为满足我们更深层的心理需求。气候变化并不需要我们就某种“失常”的物理现象提供一个简陋的“解决”方案。相反，我们需要审视自身对气候变化概念的利用，借助气候变化所揭示的权力关系、社会话语与象征意义的不对称矩阵，来重新思考如何在未来几十年里推进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项目。我们应该把气候变化的概念作为放大镜，对每一个项目进行比以往更严格、更切实的审查，无论这些项目是人类发展项目、自由贸易项目、减贫项目、社区建设项目、人口管理项目，还是社会健康项目。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即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分析气候变化现象。科学虽然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但它们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解读“气候变化”四个神话的脚本。“只有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揭示出驱使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各种神话信仰、价值观和伦理承诺——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气候变化政治真正的利害关系”。③ 从历史的角度看，气候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动态的。自然氣候在人类的生物和社会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形成生物地球物理系统，为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商品和服务。同样地，人类也把自己强加于气候之上，这既体现于对气候的想象、研究，以及在思维和语言中对气候的表达方式，也在人类行为对于气候的物理运作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中显现出来。在史前史和整个历史过程中，气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创造力和恐惧得到典型的体现，气候为社会提供了生产资源，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它还塑造了个人和集体的身份，激发了艺术家和说书人的灵感。但是，气候也给社会带来了风险和危机，引发了对生存的恐惧和对未来的预兆性焦虑。气候与社会的这种深度关联如今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一个新兴的、在全球规范围内展开行动的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全球范围的气候系统的物理特性。未来的天气不会像过去的天气;未来的气候也不会像过去的气候。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这种可能性，而当今气候科学的知识主张给了我们关注未来的新理由和表达这种担忧的新语言。在气候的物理过程发生改变的同时，“气候变化”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正在以新的方式改变着社会。
休姆指出，人类生存始终植根于气候系统的运作之中，然而，我们对自己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新角色的含义只有初步的理解，而且只有有限的手段可以用来行使有目的的代理权。气候变化的物理表现与文化表现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作用，我们无法从历史类比中获知更多的信息。通过历史性的温室气体排放效应，过去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制约着未来;而在另一方面，通过科学预测以及对未来气候的艺术性描绘，未来正在对现在进行新的入侵。“气候变化”概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渗透的结果，是文化变革的一个强大而新颖的动力。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对人类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人与机构提出非同寻常的挑战。在20世纪中叶，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气候变化还是一个相当深奥的问题，但现在却吸引了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天性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如今已越来越多地暴露于公共世界，并与政治家、企业家、名人、活动家、工程师、牧师和公民产生极为广泛的互动。在这一语境下，气候变化似乎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一种物理性的变化，要么被追踪到形成天气的行星系统，要么被归因于世界范围的生物地球物理环境，科学话语因而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社会和人们对未来的看法。
然而，正如约翰·斯特曼（John D.Sterman）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没有单纯的技术解决方案……要让公共政策建立在来之不易的气候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动态的社会与政治变化方面。”①从客观反面来看，“科学”本身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在有关气候变化最新评估中所建立的经济假设的有效性、气候建模不同表征和传达方式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形式的地球工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等方面，目前都存在着并不一致的立场和不同程度的论争，这些争论凸显了传统的气象学、海洋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气候学科与社会科学和解释性的人文学科之间加强互动的必要性。休姆认为，尽管气候与社会的相互渗透毫无疑问会给参与研究的这些学科带来挑战，但对于正在进行的公众和政策辩论来说，这种许可互动，尤其是社会科学和解释性的人文学科的参与将具有重大意义。他希望现在能够借助这种互动来实现气候认知上的转折，进而能把对气候变化的探究指向自然与文化的深层纠葛。
2015年，休姆编纂了一套六卷本、近两千页的大型资料汇编《气候与文化》，②分别以“气候与文化理论”（第一卷）、“气候的成因”（第二卷）、“阅读过去的气候与文化”（第三卷）、“阅读未来的气候与文化”（第四卷）、“地方气候文化”（第五卷）、“气候的文化再现”（第六卷）为主题，辑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刊发的90篇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研究中的重要论文。在为该资料集撰写的长篇导言中，休姆对近几十年来文化面向的气候变化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检讨，之后，他又在这一基础上撰写了题为“气候及其变化的文化评估”的长篇论文，对自然科学框架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霸权地位发起全面挑战。该文明确提出两个核心论点：其一，需要从文化上进一步加深对气候的理解。气候是人类用来稳定天气与不同人类群体的模式化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观念。在世界各地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气候观念使人类能够通过不断扩大和变化的文化资源、习俗、人工制品和仪式来适应天气。其二，对气候的这种文化理解将改变当代气候变化观念的构思方式。该文认为，气候变化主要不是一个必须阻止的物理过程，而是气候观念文化演变的最新阶段。①
“气候”概念有物质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基础，它不能被从两者相互交织的关系中剥离出来而单独加以理解。然而，目前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两个科学定义却都是以特定方式把气候的物理特性从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分离出来的：
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官方措辞是这样开始的：气候是“……对数月到数千年或数百万年的时间段内的相关气象数据的平均值和可变性的统计学描述”。（通常依靠的是30年的天气数据。）
IPCC则提供了另一个更具科学指导意义的气候定义，它把气候理解为对物理行星系统的状态和动力学的描述，该系统包括：“……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大气圈、水圈、冰圈、岩石圈和生物圈，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候系统随时间而演化，或因其自身内部动力的影响，或因火山爆发、太阳运动和人为因素等外部强力所致。”②
休姆指出，由于IPCC的气候评估报告在科学、学术、政治和公共辩论中处于的主导地位，它太容易推动这样一种观点，即：气候应被理解为一个物理上相互联系的过程的行星系统，可以在数学模型中忠实地表示出来。在这个科学框架中，气候及人类和非人类驱动因素的变化，将通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解释和预测。因此，使用晦涩难懂的统计数据和复杂的气候模型集合来解释取证检测和归因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和公共地位的核心。“这样的定义并不能公正地解释天气和地方文化之间发生的深层物质和象征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气候概念的核心。上述定义太容易在物理世界（通过科学探究来理解）和想象世界（通过有意义的叙述或实践来理解）之间保持错误的分离。”③ 但是关于气候变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要讲，这个故事是从气候概念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开始的。气候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物理系统，也不是一个气象测量的统计制品，而是一个在文化中形成的概念，因此可以被文化所改变。气候有其与物理历史相交织的文化历史。这部历史构成今天关于气候变化的当代信仰、主张和争议的基础。它将气候变化的当代现象和话语置于丰富的文化理解与意义矩阵之中。④
“气候出之于想象并被付之于行动，它必须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①气候与文化的关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在着装规范，预测模式，对过去极端气候的社会记忆、情绪态度、适应性技术、想象性虚构等方面，无不反映出两者交互作用的痕迹。因此，与自然科学的分离主义取径相反，休姆推荐的是一条现象学的路线：把气候“还原”为人类与瞬息万变的大气环境的相遇、相处，“还原”为人在文化意义上与天气现象的互动。从这个角度上看，无论是庆祝仪式、物质技术、集体记忆、社会实践，还是其他种种反应，正是对天气的感官体验决定了人类对所居住的大气环境的文化反应。我们设计衣服以抵御寒冷，建造房屋以抵御风雨;我们庆祝樱花的开放和季风的到来;我们指定天气预言家来预测天气。这些文化制品、情感模式和实践形态，都受到不同的天气经验——无害的或可怖的——的启发，它们赋予人类生活以形式和意义，这也就是伊莱扎·德·维特（Eliza de vet）所说的“天气之道”（weather-ways）：在人类从文化上适应天气的重复性实践中所产生的生活多样性。②
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气候是一个古老而又富于变化的概念，它在驱动人类文化创造和组织社会生活方面始终具有巨大的威力和效应。事实上，它在当今气候变化话语中也仍然在获得新的权力。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就已经存在不间断的天气过程，但“气候”这一概念却只能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或者借用现象学家朱利安·克内布希（Julien Knebusch）的话来说，“气候是人类与天气之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③也就是说，气候概念介于人类对短暂天气的体验和这种体验所激发的文化生活方式之间，它将一种稳定或正常的感觉引入天气经验，没有它的存在，不可控制、不可预知的天气将会令人不得安宁。据现有线索可以确认，希腊人最早使用“klima”一词来描述这种关系，尽管他们未必就是最早试图理解大气现象的人。
诚然，人类群体所遭遇的天气常常并不符合他們的预期，但这种预期的存在却是人类正常化生活的基础，它给人类带来了某种安全感。很显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气候观念具有重要的心理和文化功能。它使人类得以“把天气放到适当的位置”，并在人类对不断变化的大气的体验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与对稳定而有规律的生活需求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它驯服并解释了天气现象令人不安的任意性，为人类生活创造了“必要的秩序”。④
然而，无论是大气状况还是人类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大气现象而言，各地方的天气始终都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气的“主要可变性”（primary changeability）。除此之外，还有系统性的多尺度的物理扰动也会改变极度活跃的气象动态，其中有一些来自人类的文化活动，但并非全部。这些对气候系统的扰动的后果传统上被描述为气候的变化（climatic change），不妨称之为天气的“次生可变性”（secondary changeability）。与此同时，由于新的物理事件、新兴技术、原创性思想和新的人类处境的出现总会激起新的反应，人类文化因此也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所以，即便是天气在“次生易变性”方面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气候仍然会因为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即便文化是静态的（这也是永远不可能的），气候也仍然会因为物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变化”是气候的常态。如果说气候观念确实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秩序，那也只是因为它能够不断地适应气候与文化构成要素的变化。相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技术和文化运动之间的结盟会比自然气候的变化更快，新的思想、意识形态一旦出现，就会形成新的气候话语，这决定了气候天然地具有文化可塑性。由于现实中天气和文化都在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气候变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和地理结构。“气候从一开始就是历史性的气候”。①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稳定的气候状况，更不用说是稳定的全球性气候。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气候”发生单一性变化的观念必须受到质疑。
这种对变化的理解暗示了一个悖论：尽管气候是一种寻求稳定人类和天气之间文化关系并为其带来秩序的观念，但这种稳定最终只是一种幻想。无论是从物理角度（天气现象的衍化），还是从想象角度（文化的构建）来观察，气候永远不会稳定。或者换一种说法：气候观念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稳定充其量是一种渴望中的稳定，气候只是一个在两个不断变化着的实存状态的持续协商中趋向有序的概念。“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气候可能是一个‘神话’，因为……不存在气候稳定性这种东西”。②从文化角度来说也是如此。随着人类文化和文明进程的改变，天气现象可能发生次生性的变化，对气候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休姆因此指出，尽管气候观念以稳定性为其主要特征，但气候-文化二元体却始终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中。气候与文化是一个不可分离的二元体，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是理解气候或文化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从两个范畴的密切关联中去加以理解，就将失于把握两者的一些重要内核。在当今气候变化的语境下，气候观念将被要求在新环境下作新的工作，以满足人类对秩序、安全和意义的持久需求。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没有对观念和文化的深度调整和改变，任何“对气候所采取的行动”都不可能奏效。③
气候长期以来具有双重含义：作为一个地方天气长期状况的描述性指标（如“该地区的气候炎热潮湿”），但同时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因素，在世界上带来了物质成果（如“热带气候抑制了创新和经济活力”）。在后一种意义上，气候被赋予塑造政治和社会世界，以及物理和生态世界的力量。如果我们把气候理解为一种介于天气和文化之间的观念，就可以认识到其间更为复杂的作用模式。天气现象确实对人类及其社会实践有物质性的影响，这一影响不容低估。然而，人类也通过对天气的文化反应来调节和改善这些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尽管人类除了适应气候别无选择，就像他们只能适应文化一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与文化都可以被视为是命运，但人类也有可能创新决定性地改变他们的气候和文化环境。因此，气候与文化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映射关系，气候不可能单方面决定任何特定的人类结果。 在气候与文化的二元关系中，“对称”至关重要。这种对称性是人类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它既体现了人类从文化上理解和把握自己所遭遇的复杂气象环境的能力，也标志着在变化的环境中气候观念结构性调整的有效性。气候或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偶然的、紧急的，因此也总是政治性的。气候观念的演化历史表明，当大气现象出现巨大波动时，人类只有在文化上有效地理解并涵化其所面对的环境变化，才能够重获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气候观念只能有待于形成，而不能有赖于预测。通过结构性的调节或新的观念因素的培养，新的气候观念，或者说新的二元关系使因果变化得以从天气流向文化，又从文化流向天气。经由文化滋养的气候语言使我们得以顺畅表达这种双向作用。
根据休姆的考察，西方气候观念的演化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它们处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每一阶段的气候-文化二元关系均表现出与其时代的气象和文化环境相对应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气候观念。在这一观念中，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以稳定和静态的形式存在。它把大气气象与人类生活的文化条件之间的关系想象为一种趋于固定的关系，只有微小的天气变化是可能的，如通过排干沼泽或清理森林等。这一时期对气候的解释主要考虑的是它们是否适应于不同形式的人类生活，例如，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炎热和寒冷的地区一定是不适合居住的，因为他明白极端的高温和寒冷阻止了生物和文化生活的繁荣。亚里士多德的五个气候带，以及此后在公元前1世纪波西多纽斯的七个气候带概念，也均与对不同纬度地区的温度有明显影响的太阳辐射强度有关。从中世纪延续到现代世界的早期，这种静态的气候概念一直存在于西方思想中。
大约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西方进入气候认知的第二个阶段。气候观念的这一变化发生的时刻，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是人类工业活动的规模最初开始在物理大气过程中留下印记，尽管当时仍是“不可见”的。其间，两个自然地理事件对气候观念的变化起到了助推作用：1783年冰岛的拉基火山爆发和1816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都干扰了欧洲气候的稳定性，后者的影响尤为严重。火山爆发形成的颗粒物云团弥漫全球，它所产生的天气“次生性变化”，在欧洲引发了新的文化想象。与此同时，地质学中“深层时间”的发现，以及对过去大冰河期的认识使现代西方人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对从希腊人那里继承来的气候观念进行思考。在气候与文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气候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更具活力的概念。可以说，在整个现代时期，气候与文化的二元关系一直处在变化与调整之中。“在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最后30年的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社会考虑的是它们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在气候方面它们对自然和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应负的责任”。①
20世纪末，气候观念进入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人类的能动性以一种额外的、新奇的方式进入二元关系。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通过文化想象与自然原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天气变化（“二次易变性”）。它如今还会因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其物质产品和发散物，与自然过程相互作用而变化。它们进一步干扰了大气的工作（可称之为“放大的二次可变性”）。这也就是说，在传统意义上的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中增加了新的维度，人类正在以新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方式同时参与对气候的想象层面与物理层面的重塑。在这一背景下，试图利用科学的还原论工具，将人为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明显的物理现象而加以孤立，无疑将暴露出多重问题。
休姆认为，识别西方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对气候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观念变化的某些新特征的理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天气的“二次可变性”曾被称为“气候的变化”（climatic change），它偏重的是变化的指数化描述;到了八九十年代，“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逐漸替代了前者，成为一种更流行的表述。这意味着变化的动因成为新的聚焦点，毫无疑问，这一变化是由近数十年来科学成就带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早期通过人类想象力实现的气候观念的变化一样，也是一种文化成就。但是，由于科学实践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假设和权力动态”，因此，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气候的文化想象的运行路线。①
容置疑的是，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是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工作的认可。随着文化的改变，新的气候观念也终将形成。然而，在对气候的“第三阶段”的理解中，随着天气现象的“放大的二次可变性”逐渐在科学话语中被指认和放大，气候-文化二元关系的调整进入一种更为复杂和混乱的状态，人类的文化想象在“科学”的裹胁之下似乎丧失了它对未来的筹划能力。正如人类学家彼得·鲁迪亚克-古尔德（Peter Rudiak-Gould）所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不可见”的，而唯一声称能让这种“不可见”的现象变得“可见”的文化实践就是科学，这就赋予这种文化知识太多的权威。②
在“第三阶段”的理解中，气候变化概念已经替代传统的气候观念行使其在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中的职能，这表明对变化动因的科学探察在其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不容忽略的是，文化对于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意义、对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风险的识别、应对的决策乃至实施的手段都是由文化来调节的。人们仍旧会通过文化的透镜来看待气候变化（“感知”），根据自己的心理模式和社会位置来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知识”），根据共同的意义为自己所知的东西赋予价值（“评估”），并且基于这些意义和价值单独地和集体地作出反应（“回应”）。所以，研究气候变化仍然需要以文化理解为基础，从已知的过去，经由已被改变了的现在，才能转向不确定的未来。③
休姆指出，人类既生活在气候中，也生活在文化中。我们不应该认为物理气候的变化可以通过人类的努力和创造性来阻止，我们应该把气候变化视为古代气候概念的最新框架。人类将在这个新框架之下就不断变化的天气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谈判。然而，谈判的目的不在于产生一个稳定的物理气候，而是要重理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状况。 事实上，作为“气候变化”的新气候观念也正是通过文化和天气的交织而得以维持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者将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科学论述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文化意义与表达方式也随之激增。与30年前相比，西方文化中的气候（也即现今的气候变化）观念激发了更广泛的情感、审美和精神表达。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今都与气候变化发生了关联：性别、暴力、文学、安全、建筑、想象、足球、旅游、精神、伦理等等。与此同时，摄影、卡通、诗歌、音乐、文学、戏剧、舞蹈、宗教实践、教育课程等也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出气候变化的光影。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文化事实”。情况还远不止于此，气候变化如今更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新媒介，所有人类的行为和争端似乎都可以、甚至都必须通过气候变化的语言来表达。气候变化几乎影响了包括政治和文化在内的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④
然而，基于对当下科学霸权与文化燥热的洞察，休姆坚持认为，对于“气候及其变化”概念的文化和历史理解仍需持续深化，这是我们理解当今气候变化意义的基石。来自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神学、历史学、生态批评和哲学等领域的见解，对于如何使气候-文化二元体进一步适应天气和文化的变化，并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和表现气候变化仍然至关重要。气候变化不应被理解为与过去的决定性决裂，也不应被理解为现代性的独特结果，而应被视为气候概念文化演变的最新阶段，这一概念使人类能够通过不断扩大和变化的文化资源、习俗、人工制品和仪式来适应天气。气候变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比喻，通过这种比喻，气候概念的物质、心理和文化作用在当今世界得以体现。①
《风侵雨蚀》一书可以被视为休姆文化取向的气候变化研究的一次系统性的小结，它通过对气候、或与气候相关的十二个面向展示，构建了从社会或文化角度观照气候或气候变化的一个多维模型。虽然他所展开的每一个话题都没有得到深度的处理，但却提示了一种结构性的关联。因此，也不妨把它当作一个有关气候或气候变化的社会文化研究的简明手册。
该书的构思颇为巧妙，它以“wethered”作为核心喻象，并围绕这个喻象搭建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知识空间。“wethered”可以呼唤出众多人类与气候互动的场景，却又难于在汉语中直接译出。它可以是自然對人类的馈赠，如风薰雨润，风播雨莳……它可以是考验，如风吹日炙，风刀雪剑……它可以指向过程，如栉风沐雨，餐风饮露……也可以指向结果，如历尽风霜，潜移默化……它暗示了气候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相激相浃、相摩相荡而又相安相处的复杂关系。人类要在瞬息万变的大气环境下过上有序的生活，就必须把自然的戒律深深地刻写在自己的文化心智之上，气候观念便是人类立足于大地的一个重要法宝。
麦克·休姆在为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的《气候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limate）所写的书评中曾说，“如果我们对气候和气候变化的看法确实受到了文化上的影响，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巴西、中国、印度和肯尼亚等国获得有关气候和文化的世界历史的资料。”②就此而言，《风侵雨蚀》显然没有达到要求，其最明显之处是作者对非西方文献的掌握和利用的局限。全书引述或分析的有关东方气候观念的资料极为有限，其中，日本现代哲学家和辻哲郎的那部饱受称引和借重的《风土论》其实笼罩着西方现象学的光晕。笔者曾设想，如果作者对中国的“月令”写作传统，对《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各种史籍和古农书等文献所载的气候思想有所了解的话，这本书会写得更加沉实饱满，更具“文化”韵味。当然，或许对于作者而言，是为不虞之憾、求全之毁？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气候变化;麦克·休姆;文化研究;气候研究
2004年的气候灾难片《后天》曾引发无数观众的追问：温室气体效应真的能把地球再次打入冰河期吗？如此剧烈的气候突变发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其实，科学家们也从未停止过对此类问题的探究，只不过科学所能够给出的答案不见得能给人以安慰，至多只是在已知的灾难场景之外增加更多的“可能”。自1975年“气候变化的先知”华莱士·布勒克尔（Wallace S. Broecker）将“全球变暖”引入科学视野以来，①最让人迷惑的也许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对峙，而是各种“可能性”的迅速繁衍。
1980年代中期，布勒克尔曾绘制出一幅影响世界气候的海洋环流图，他称之为“大洋输送带”（Ocean Conveyor Belt）或“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②這是一条由温度和盐分（水的密度）差异驱动的环流，它从南太平洋流入印度洋，绕过非洲，然后向北穿过大西洋温而浅的环流。当温水向北流动遇到来自北极的冷水时，它会冷却并发生一些蒸发，从而增加了盐的含量。低温和高含盐量使水变得更稠密，这种稠密的水深深地沉入格陵兰西侧的拉布拉多海，以及位于格陵兰东侧的北欧海域，在地表以下几公里处慢慢向南扩散，最终又被拉回到地表，在一个叫做“上升流”的过程中变暖，并再次循环。这个巨大的洋流系统将大西洋低纬度的高温、高盐水向北输送至高纬度寒冷地区，确保了世界海洋的不断混合，调节着全球的热量分配，并形成我们今天所体验的气候。布勒克尔随后又指出，这条大洋传送带是“气候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①有突然开阖的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将导致剧烈的气候变化。
《后天》的灾难叙事显然受到布勒克尔的启发，它沿着气候突变论的科学假设，展开了这样的想象：如果温室气体效应造成的气候变暖导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突然崩溃，世界将会怎样？影片极尽艺术夸张，调动了龙卷风、海啸、地震等各种灾难元素，制造了一幅启示录式的灾难画卷。事实上，与近十数年来排山倒海的气候灾难推论相比，除了强烈的视觉刺激之外，这部影片并无多少惊人之处。对于“气候变化”这个早已涂满末日论釉彩的话题而言，艺术想象力已经不再具有僭越和冒犯的可能。可以说，《后天》的叙事逻辑与修辞想象全部来源于当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情境，它所能提供的也不过是既定语言曲目的视觉效果而已。在围绕“气候变化”而拉开的一个张力场中，晃动着无数奔竞的身影，种种灾难的预告早已不计其数。不过，归根结底，在气候灾变真正来临之前，除了先知和骗子，无人知其究竟。
然而，生于当今世界，我们终究无法回避气候变化。它几乎无处不在，构成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观念氛围，甚至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生活。发达的大众传媒强有力地影响了公众对气候科学以及气候变化日益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含义的理解。②在某种意义上说，气候变化如今“作为一种鼓动性观念，比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显示了更强大的威力”，③它已经成为吸引大量媒体报道的最具政治化色彩的科学问题之一。④有关气候变化的论争早已不再是科学之争，而是演化成了价值观、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⑤美国学者尼斯贝特（Matthew C. Nisbet）曾说，据他的观察，现今有“两个按意识形态划分的美国”：一个是共和党的美国——质疑气候科学的有效性并否认问题的紧迫性，另一个是民主党美国——接受气候科学的主张并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这种政治两极分化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加入了“界定共和党或民主党”的税收和枪支管制等问题的序列。⑥同样的问题在欧洲背景下几乎形成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界线。⑦
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辩论不多，也远未撕裂到西方的那种程度，但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气候变化这个话题的热度。我们也会追随《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和《巴黎协定》的步伐，一次又一次地翘首以盼，又一再地目睹“拯救人类的最后的最佳机会”⑧的丧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累积得越来越多，却很难说是向“真相”更靠近了一步。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境遇。
《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一书的作者麦克·休姆（Mike Hulme）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向导，引领我们走出气候变化的迷思。
一、气候危机中的“文化启蒙”
麦克·休姆是一位杰出的气候科学家，他40余年来一直身处气候变化研究的腹地，曾是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小组（CRU）的成员，并且主持创建了全球著名的学术机构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此外，他还参与撰写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的气候评估报告，对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论争和政策有颇为深入的了解。特殊的职业经历使他对当今气候变化观念的混乱有着更多痛切的感受，并促使他走出“气候变化的密室”，面向公众展开他的“文化启蒙”工作。①
麦克·休姆被认为是一个实现了由科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的罕见例子。在10余年的时间里，他“通过写作和评论影响了一个由学者、思想家、记者和敬业公民组成的全球社群。作为一名作家和多产的散文家，他为气候科学的技术性和抽象性注入了意义，充当了公共向导和知情批评家的角色。在政策方面，休姆勇敢地质疑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和方法”。②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他业已成为“谈论气候变化最具特色和公认度的声音之一”。 2009年是休姆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之年。这年4月，他的《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与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同时问世，该书是休姆第一次完整地向公共世界表达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巧合的是，《气候变化的政治》也是吉登斯初次深度介入这个敏感话题的成果，因此这两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交错和潜在的紧张、对峙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休姆之书的观点：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人们确实是“各执己见”的。就实质性的差异和分歧而言，吉登斯所秉持的立场基本是当今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流立场，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去着实加以解决（控制）的“问题”，他贡献的策略主要指向全球性的紧急动员和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而在休姆看来，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至少在目前的问题视域之内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与此相反，目前最大的困扰在于，“气候变化”的语义不断增生、相互缠结，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混乱的社会文化现象，所以，《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更多关注的是相关“话语”的延异、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吉登斯是带着一种紧迫感介入气候变化研究的。作为一位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情势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的社会学家，他迅速将之纳入自己固有的理论视野，并作出了相应的诊断：
我的断言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即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具有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换言之，我们还没有一种解析详密、能把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变为现实的政治创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而又無法辩解的缺失，本书的写作意在弥补这一缺失。③
《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而设计出来的方案。该书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对工业化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讨论，它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框架内，为政府提供一套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新的政治思维或操作程序。吉登斯认为，尽管气候变化的风险早已迫在眉睫，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决策层面都缺乏必要的准备，或者如他所说，是陷入了“吉登斯悖论”所描述的状态：“尽管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之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因而他警告说，如果“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临时抱佛脚，定然是悔之晚矣”。①因此，他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整合”，把问题推入核心议程。他提出以“国家干预主义”（state interventionism）②的回归为重要前提的10项原则，③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国家，要重新为国家和政府赋权，以便有效地整合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资源，统筹不同政治派别、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各方利益，全力以赴地“解决”气候变化这一顽疾。与此同时，既要在一国之内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管理层面，还要将这些原则“延伸至国家边界以外”，④使之在地缘政治格局中也能得到相应的贯彻。吉登斯认为，尽管处境艰难，“如果处理得当，也能——事实上几乎总是会——产生新的机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我们可以预见并应该尽力推动技术创新的浪潮”。⑤
《气候变化的政治》所提供的是从日常生活到地缘政治的“一揽子”政治解决方案，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风险的情况下基于“适应的政治学”⑥（politics of adaptation）原则而确立的理性对策，因为它充分考虑了目前有关气候变化政策所涉及的（国内和国际）各方处境、立场和利益等因素，所以不能不说它是相当完备的。但是，这套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它所依赖的对于气候变化性质的判断，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政策和意愿。
不幸的是，此书出版的7个月之后，气候门事件（Climategate）爆发，紧接着是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在一阵紧张的政治角力之后黯然落幕。前者使“气候变化”的科学断言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后者则让吉登斯所期许的国际合作化为泡影。
就在吉登斯的新书问世不久，休姆曾写过一篇书评，对吉登斯这位“气候变化的新代言人”的严密设计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语带讥讽地说：“只有新近（带着自信）进入气候变化深水区的人，才有勇气把众所周知的现象重新演绎成‘吉登斯悖论’。”他似乎对吉登斯所提出的其他“新理念”也不以为然，比如，为国家赋权并使之成为“比他20年前宣称的更具侵犯性的角色”，等等。虽然休姆也认同吉登斯的某些立场，比如反对延续《京都议定书》的指导原则，强调单边和双边倡议应该比《京都议定书》的强制性多边主义更受青睐，认为国家政策应该由对近期能效改善的承诺来推动，等等;但在总体上，他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缺乏连贯性和深度”，而且，该书建基其上的某些观点和论断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虽然我们同意“气候变化应该从左与右的语境中解脱出来，那里不存在它的位置”，但需要怀疑任何过早取消政治辩论的可能性。气候变化可能不符合传统的左-右取向，但还有其他世界观和价值观存在争议，需要激烈的公共论争和政治辩论：技术与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对于发展、幸福和福利的不同看法;以及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节制等。事实上，我们需要就我们所向往的未来世界和气候变化迫使我们面对的未来世界展开更激烈、更诚实的辩论，而不是像英国那样，躲在一个指定的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所达成的肤浅共识后面。与其说这是“第三条道路”，不如说它是新的政治论辩的轴心。①
吉登斯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的剖析也许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当气候变化与日益严重的能源稀缺问题纠缠到一起的时候，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甚至某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都有可能蜕变为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角力的资源争斗。他提出的“适应政治学”意在化解这种潜在的争端。但症结在于，他所依赖的某些“共识”，以及基于这些“共识”所展开的实践可能把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在休姆看来，“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难以驾驭的程度——用政治学的比喻来说，即它的‘抗解性’②（wickedness）——超出了最令人敬畏的智者的理解”。③换句话说，任何试图通过某种“单一的、普遍的政策目标”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都终遭失败，这正是休姆《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的立足点。 与吉登斯急切“救场”的姿态不同，休姆将自己置身于当代气候变化的话语丛林，他从多条线路追踪气候变化的问题谱系，层层剥离充斥于当今舆论氛围的认知屏障，裸露出种种被打造成“真理”形式的“气候变化故事”的破绽。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启蒙”的关键就在于拨开笼罩在气候变化观念之上的重重迷雾，并进而揭示出潜藏于流行话语之下的种种“分歧”。据休姆自己说，《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正是诞生于他在遭遇这些话语云雾时的“挫败感”。
《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诞生于我的挫败感，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太多不证自明的假设，例如：“科学已经确定”;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气候政策的唯一框架是多边目标和时间表方法。通过更具戏剧性的语言和视觉表现更积极地传播气候科学，将使每个人都确信这三个“真理”。对这些“真理”的反抗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或者是受到黑暗意识形态的驱使。在一个二元世界里，只有一方是正确的。④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气候研究的科学家，休姆对气候科学，对他曾为之服务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他关键政策领域都了如指掌。或者说，他对有关气候变化的那些所谓“真理”的科学基础及其形成过程，对相关政策的科学依据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因此，他不但没有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反倒是对于媒体把气候变化视为超过其他一切问题的“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把它渲染为迫在眉睫的大灾难而深感不安。他认为，“诸如此类的报道既有损于科学真相的揭示，也忽视了许多其他的思考、感受和认知方式”。⑤由于亲眼目睹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从科学推断向决策过程再向大众传媒的多重转换中所造成的混乱，因而对休姆来说，搞清楚“气候变化”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目前针对这一问题所存在的不同意见，比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远为重要。因此，《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试图“清楚地揭示这些信念的缘起，更坦诚地为气候变化观念重新定位，使之成为一个更具创造性和更少贬义的话题”。①
休姆从“气候史的文化阅读”入手，对气候的“社会意义”作出了细致的辨析。他指出，气候既有其物理的内涵，也有其文化的内涵，前者的客观性无可否认，但人类的气候观念总是与其社会政治实践密切相连，它更多地携带着用以确保特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目的的附加意义。因此，各种有关气候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和地方。附着时代和地方的变化，气候观念也会因之而变。气候有时因物理原因而变化，有时也会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发生变化，②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气候观念都深深卷入各种意识形态的运作，并充当它们的传播载体，比如，种族主义、征服自然、自然荒野等等。③如同“气候”概念一样，“气候变化”也交织着物理和文化两个方面，而从其社会和文化层面来说，一个有待进一步确定的科学推断有可能变成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口实。休姆明确指出，当今的“气候变化”概念是有一定可塑性的，它非常容易被各种意识形态挪用来支持各自的行动规划，④或换句话来说，当今世界流行的气候变化叙事其实是“包含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投射的自然与文化相遇的故事”。⑤他还进一步列举出当下语境中“气候变化”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意义生产方式：
（1）把气候变化作为哲学与科学实践之间、不同认知方式之间的战场。在这里，作为“科学争议”的气候变化对乐于被吸引的媒体和其他社会行动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话语。尽管事关科学，但对气候变化的争辩却常常成为相互对立的未来观和社会权威竞争的深层冲突的代用品。
（2）把气候变化作为大气商品化，尤其是天然气、二氧化碳商品化的正当理由。
（3）把气候变化作为新的全球网络或重获活力的社会运动的灵感源泉。
（4）把气候变化作为对伦理、国家和全球安全的威胁。⑥
这四种相互竞争的气候变化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代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情境。不管作为物理事实的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或是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它都已经成为一种塑造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力量。当然，休姆承认，目前对于来自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或地表温度的趋势判断并无太大分歧。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仍对我们有关科学性质的观念和知识生产的模式构成极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还存在太多不确定的、有争议的甚至是未知的领域。对它的判定涉及一个有强烈价值争议的领域，这个领域所需的知识将为紧急决策提供支持。这无疑带有很高的风险。休姆的看法是，尽管熟知内情的科学家（也许还有政策制定者）会同意是人类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化这样一个事实，但这里的“气候变化”概念必须被理解为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它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想象的。他因此而将气候变化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指向物理的层面，他称之为“小写的气候变化”，另一个是指向社会文化侧面的“大写的气候变化”。起码就目前而言，前者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形成明确结论的科学问题，而后者则涉及一个极为广阔而又复杂的社会文化幅面。因此，针对气候变化不可能形成“一致赞成的视野”。
休姆接下来通过科学、经济、宗教、心理、媒体、发展和治理这七个“透镜”显示了人们对气候变化意见分歧的原因：
（1）因为科学没有完成我们预期或希望它做的工作。①
（2）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②
（3）因为在对他人、对自然和对神灵的责任方面我们的信仰不同。③
（4）因为我们对风险的评估不同。④
（5）因为我们收到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是相互冲突的，我们对它们的解释也不同。⑤
（6）因为我们对发展的理解不同。⑥
（7）因为我们寻求的治理方式不同。⑦
基于以上分析，休姆的基本判断是：气候变化是一个“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抗解问题”原本是政策学者瑞特（H. W. J. Rittel）和韦伯（M.M. Webber）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一个术语，⑧指的是在性质上独一无二并且没有确定解决方案的问题。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其他问题的症候。它处在一种被“不确定性，自相矛盾、界定不清的需求偏好和价值，对集体行动的手段、后果或累积影响缺乏清晰的理解，以及多方参与者在解决问题上投入的资源数量差异”等诸多因素所限定的情境。因为受影响系统中具有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很难确认“抗解问题”可以被解决。更常见的情况是，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经常暴露或制造了另外一些甚至更复杂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⑨休姆认为，流行框架中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一个“抗解问题”的所有特点。⑩国际社会目前致力于构建的气候变化“全球解决”方案，因为不能将之作為一个“抗解问题”来理解和对待，忽略了其难以化解的特性，因此，这些方案所拥有的要素都既不充分又不恰当。{11}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7年巴厘岛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曾断言：“科学是明确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影响是真实的。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休姆评价说，经过国际社会的努力，经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年的工作，在八国集团和其他国际论坛的会议上，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首要议程，但是却没有人“得到了所寻求的奖品”。①
也许这种特定的气候变化理解框架[将其作为一个等待着巨大解决方案（mega-solution）的巨大问题（mega-problem）]，将我们引向了错误的道路。通过将气候变化视为“所有问题的根源”——“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决定性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挑战/威胁）”——也许也让我们自己失去了控制。我们已经使得气候变化把我们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个别问题——不可持续的能源、地方性贫困、气候危害、粮食安全、结构调整、过度消费、局部毁林、生物多样性丧失——累加起来，并利用气候变化的元叙事将它们编织在一起。
我们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僵局，这个僵局不仅无法解决，而且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再加上脆弱和灾难的说辞——“十年来避免灾难性的转折点”——以及后现代的“对元叙事的冷漠”，也许我们真的在劫难逃了。②
休姆的理解是，沿着现有的政策方向推进，即便能够动员大批技术的与政治的资源去处理和应对诸如平流层臭氧耗竭之类的种种具体问题，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因此，休姆建议我们不妨把目光从当前的方向上移开，“我们不需要问我们能为气候变化做些什么，而需要问气候变化能为我们做些什么”。③休姆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曾借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的话明确表达过自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与其绝望地寻找一个能拯救我们免于生态灾难的伟大想法，不如接受气候变化的邀请，改变我们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使我们更接近多元化世界中相互依存的生活现实——无论我们是否能‘拯救地球’。”④休姆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利用气候变化的概念——气候变化所揭示的生态功能、权力关系、文化论述和物质流动的错综关系——来重新思考在未来几十年如何推进我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和个人计划。”⑤作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资源，气候变化既是一面观察当代问题的放大镜，也是我们进行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可以用它来对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当代工程——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减贫、社区建设、人口管理、社会卫生等——进行更为严厉的审查。我们还可以借助这种放大作用，在心理、伦理和精神层面展开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让我们利用气候变化的放大力量——它对短期选择的长期影响的强调、它的全球性影响、它对新权力中心的揭示、它对物质和文化价值的关注——更密切地关注我们真正想要为人类实现的目标：富足、公正，哪怕仅仅是从生存的角度考虑”。⑥
因为《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基本否定了主流的气候变化观念和政策取向，所以，它出版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响大致是可以预见的。在学术期刊尚未发表书评之前，在亚马逊网站上就已出现了颇为激烈的评论。华盛顿中心区域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巴斯特（Joseph Bast）批评说，作者忽略了自己作为著名科学家的首要职责，“当这位科学家赞同以撒谎来推进他的个人政治议程时，尤其令人感到不安”。更多的批评则指向该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无为”立场，认为它助长了失败主义或“安静主义”的态度。①更严厉的批评者甚至认为，休姆在评估气候变化的风险时，通过使用一系列具有价值导向的论点和立场否认气候变化合法化，这种观点是具有“灾难性的”。②
然而，在气候门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销量激增，书中的观点也受到更为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在哥本哈根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失败之后，该书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所及包括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地球和行星科学以及艺术和人文学科等众多研究领域。随后，该书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选为2009年4本科技“年度图书”之一，并被授予2010年杰拉尔德·L·杨人类生态学图书奖。如今，《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已经在高等教育中被许多专业课程作为核心文本而采用，涉及的学科和知识背景非常广泛：环境人类学、商业研究、文化和政治、发展研究，英语和修辞学、环境工程、环境治理、环境研究、林业和管理、地理、历史、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等等。③
从《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引发的反响以及相关的评论可以发现，它基于对过去三十年来不断变化的气候变化研究格局的深刻解读，准确地揭示了这个研究传统的症结，也为气候变化的讨论和思考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休姆的“文化启蒙”业已初见成效。
二、诊断作为话语或叙事的“气候变化”
休姆之所以要进行“文化启蒙”，是因为“气候变化”话语具有巨大的裹挟力量，它很容易让人们在面对滔天的舆论传播时丧失基本的判断能力。所以，休姆持续不懈地展开了“去蔽”“解魅”的工作，他先后从不同角度对当代种种流行的气候变化叙事（话语）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辩驳。
虽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可望通过反复的调查、实验和验证来调和相互矛盾的事实，但有关气候变化的相互矛盾的故事却未必如此容易调和。不同的叙事通过植根于特定的信仰、价值观、道德承诺、神话和想象而获得其效力，这些信仰、价值观、道德承诺、神话和想象本身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来自不同的看待世界和参与世界的方式。这些故事需要利用不同社會形态中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和社会互动来倾听、讯问、审思和辩论。这些故事所借鉴的价值观应该是明确的，而不是隐藏在科学事实背后。我们应该提防那些要求服从并试图通过诸如宣布“紧急情况”或声称“科学要求”等借口绕过民主审查的总体性叙述。④
在发表于2011年的《把未来还原为气候：气候决定论和还原论的故事》一文中，休姆详细分析了当代气候变化话语的演化过程和机制，并且从气候决定论向气候还原论的历史转换中捕捉到了当代气候变化话语的知识支持和思想根基。①他分析说，在观察气候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人们经常采取两种直觉的立场：一方面，气候影响并塑造了人类的心理、生理和文化属性;另一方面，人类在与气候的长期接触中，既试图克服这些气候影响和限制，又试图超越它们。因此，在试图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其理论化时，很容易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谬见的影响。第一种谬见是“气候决定论”（climate determinism），即把气候提升为影响个人生理、心理以及集体性社会组织行为的万能要素和终极原因。第二种谬见是“气候非决定论”（climate indeterminism），它把气候仅仅视为人类事务的注脚，并完全剥夺其社会解释效力。② 休姆追溯了近百年来“气候”在有关环境、社会和未来的论述中的角色转化过程。他指出，气候决定论在20世纪初的欧洲，特别是美国的思想界曾经一度风行，它为帝国的社会、文化和种族优越性提供了解释，并且得到过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艾伦·森普尔（Ellen Semple）和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等人的支持。气候被视为种族特征、思想活力、道德水准和文明等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类思想也曾对希腊哲学家和欧洲的理性主义者产生过吸引力。不过，因为20世纪中期的意识形态战争重塑了孕育这种思想的政治和道德世界，气候决定论在主流的学术版图中渐趋隐退或边缘化。休姆认为，100年后的今天，在21世纪的气候变化危机中，气候决定论正在以某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休姆将这种新的决定论称为“气候还原论”（climate reductionism），它与当今世界的气候焦虑互为因果，致使气候变化长驱直入地侵入当代公共舆论和政治话语。③
与传统的气候决定论不同，“气候还原论”并非基于直觉的观察，它是一种分析和预测的形式，在这种分析和预测中，气候首先被从自然世界中塑造了人类生活的相互依存的交错关系中提取出来，如此一来，气候的作用就得到了强化，升级为一个主导性的预测变量。比如，在预测人为原因所造成的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时，这种思考和分析方式导致某些科学家、分析家和评论家近乎失控的和极为大胆的主张，比如：
每年，气候变化导致30多万人死亡。
根据2050年中期气候变暖的假设，我们预测15-37%的物种……将会“走向灭绝”。
到本世纪末，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有1.85亿人可能死于可直接归因于气候变化的疾病。
“气候变化的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至少损失全球GDP的5%，长此以往……（将上升到）GDP的20%或者更高。”④
休姆认为，这类耸人听闻的预测风靡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预测性自然科学在人类理解未来时的霸权地位。这霸权体现于气候（以及相关）模型在塑造气候变化话语时的关键作用。由于这种模拟活动隐含或明确地宣称了对未来的认识论权威，气候成为不可知未来的一个“已知”变量，未来的开放性、偶然性和多种可能性因此而被关闭。因为这些通过“模拟”而预测出来的未来气候表现，它们的影响将将广泛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未来生态、经济活动、社会流动性到人类行为、文化进程和地理安全，等等。
根据休姆的回顾性分析，预测性自然科学在有关未来的认识中获得霸权地位，只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的事。最早涉足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领域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和大气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历史学家、里德·布莱森（Reid Bryson）等大气科学家以及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等历史气候学家在这一时段都曾对历史上气候变化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作出过卓有影响的探究，但他们没能够形成具有连贯性的解释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也没有任何预测的基础。从知识发展的角度看，至少在此一时期，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没有学术根据地的知识领域。尽管随着环境运动的崛起，“气候变化与人类事务”开始以新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但因相关的学科知识贫弱，并未形成持续推进的研究方向。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一些研究人员、环境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继聚焦于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问题。尽管如此，从19世纪60—80年代，因缺乏一致的或可以接受的理论和工具，只留下诸多彼此竞争而又矛盾的有关环境-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描述。①
正是在关于社会与气候相互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不确定的背景下，一个由气候建模者和全球变化科学家组成的新知识社群出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见证了第一批基于计算机的通用全球气候系统模拟模型的发展。这些面向气候的新模型最初是数值天气预测模型的扩展，它使得在物理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全球气候实验可以在虚拟现实中进行。这些模型最初是由美国、英国和德国少数研究中心的气象学家和大气科学家构建的，后来海洋学家、大气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也加入这一行列。因为模型已从简单的气候系统（最初是大气）扩展到地球系统的深层耦合组件，通过使用“地球系统的定量模型来识别和模拟全球趋势”，新的科学使命愈趋明确，并且更加自信，目标被确定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对整个地球系统的科学认识”。②
在仅仅20余年的时间里，对气候的成因和性质的科学描述变得越来越复杂。相关的知识社群认为，气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生物地球物理全球系统（biogeophysical global system）运行的结果，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表现可以用数学方程和先进的计算技术来建模并进行“预测”。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认知传统确立，也是与20世纪早期地理学家、气候学家和天气气象学家所使用的更具多样性的气候概念的明显决裂。作为地球系统科学更具系统性的气候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在模拟模型中的表现，形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建模者知识社群的双重基础。这个专家社群对特定现象的事实和因果理解有共同的信念，这些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又指导着社群从其认知中得出政策结论。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計算机建模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科学家群体评估气候预测真实性的核心实践”。然而，正如克拉克·A.米勒（Clark A. Miller）所说，新的认知群体及其新知识的形成，是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以1972年6月诞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为起点，预测性气候知识的科学地位主要是在后斯德哥尔摩时代新的环境地缘政治背景之下得以逐步确立，这一时期对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政治全球化日益增长的政治兴趣，推动了这一新的知识计划。其中，1979年举行的世界气象组织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和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二氧化碳评估委员会的报告，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克拉克·A.米勒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气候科学与全球政治秩序”合作的知识生产（coproduction of knowledge），①其后果是，基于模型的未来气候变化预测在学术与政策论述中被前景化了。模型被视为“辨别气候变化政策选择效果的唯一有效方法”，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重要知识和政策选择似乎都是从这种模型中产生的。因此，在1990年代，关于人为原因造成气候变化的早期论争主要是围绕这些模型的可信度展开，因为争论双方都认识到他们关于未来的知识主张的政治意义。② 很显然，要回答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这一棘手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未来气候的了解，还要求将未来的气候变化转换成为对未来社会影响的描述。例如，1990年IPCC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就分为三卷：一卷涉及气候科学，一卷涉及气候影响，一卷涉及气候政策选择。如果气候建模者能够对未来的气候变化作出可信的预测，那么在制定和评估政策之前，就需要就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出同样可信的解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预测性自然科学家的知识主张，与地理学家和其他环境社会科学家的知识主张之间的不对称最为尖锐地凸显出来。由于社会科学中在气候-社会关系理解方面的贫乏和理论上的不完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化的不对称组合便也被挪移到对于未来的想象。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对未来的认知中，预测性自然科学及其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获得垄断性的地位，而对于未来社会变化的想象，则完全依附于自然科学预测的结论。这一结果使某种形式的气候还原，得以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分析和对未来思考主导性的思维路径。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气候事件的影响都取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当地人口的组织结构、规模、意识形态、技术和社会价值观”，③但當前这一领域的思想努力不适当地把气候视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决定因素，未来社会的一切均由这个决定性的变量推演开来。
作为一种理解复杂实体或复杂关系性质的方法，还原论的演绎路径就是将这些复杂对象还原为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或者还原为更简单或更基本的实体或关系。就气候变化研究而言，这意味着将气候从相互影响的诸关联因素中分离出来，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系统行为和反应的主要决定因素。比如，如果作物产量、经济表现或暴力冲突可能与气候变量的某些组合有关，那么，了解这些变量的未来表现将提供一种了解未来作物产量、经济表现或暴力冲突如何展开的方法。气候还原论所提供的这种方法论为有关气候、社会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复杂问题提供了简单的答案。它以最粗糙的形式声称，如果社会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而气候变化是可预测的，那么未来可以通过提高气候作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而为人所知。然而，某些可能比气候更重要或者不太可预测的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却有可能被忽略或边缘化了，休姆称之为“片面”（one-eyed）的未来观。④他还通过气候还原论在经济增长预测和地缘政治分析等领域中的具体案例，说明了这一思维方式的症结之所在：它不仅降低了人的能动性，也限制了人的想象力。
然而，气候还原论对未来的描述却很容易进入公众的认知和讨论，因为它适用于想象未来的许多不同方面：健康、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旅游和娱乐、人类移徙、暴力冲突，等等。在休姆看来，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没有出现类似的认识论范围的情况下，预测性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在人类对未来的认知中仍将处于霸权地位。在气候变化研究中，这种认识论霸权植根于气候或地球系统模型的知识主张。这些主张为基于模型的假定未来气候描述，提供了不成比例的推论能力。因此，在研究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时，采用还原的方法变得很有吸引力。气候还原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气候建模者的知识主张转换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分析师的假定的知识主张。
因此，未来被还原为气候。气候还原论几乎完全剥夺了未来的社会、文化或政治的活力，它使未来不再有愿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此，未来变得过于确定。然而，未来当然远不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域。它恰恰是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必须争夺的最重要的领域。正是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和争夺——以多种不确定的形式——将既决定着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决定着自然气候单方面变化的影响。①
休姆分析说，决定论思维的吸引力在于，它为文化或经济统治提供了一种“自然论”的解释，甚至是辩护，或者说它为未来提供了一种脱离了人类作用的“自然论”的解释。早期的气候决定论盛行于古典希腊、帝国主义欧洲和年轻的美国等处于优势地位并且乐观的帝国文化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的气候还原论滋生于西方文化中的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悲观主义剥夺了信仰、愿景和承诺的未来。这种当代文化情绪为特定形式的环境决定论——气候还原论——的重新出现提供了环境，它把未来交给了不可阻挡的非人类力量，为西方对未来信心的丧失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因此，智力专家——气候建模者——的知识主张便被邀请来填补人类未来想象中的空白。在休姆看来，人类是有创造力、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未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世界可能与今天大不相同，那么，在任何关于未来气候变化的意义的分析中，都应该更大程度上体现这些可能性。未来可能会更好，也有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但它们不会被气候所决定，也理所当然地不能仅仅由气候来决定，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可能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气候变化的后果。
根据休姆的分析，气候还原论的运行机制是“认识论滑动”（epistemological slippage），即在没有适当的理论或分析证明的情况下，预测权威从一个知识领域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气候模型对未来气候的模拟在这里被不适当地提升为对未来社会表现和人类命运的普遍预测。休姆认为，即便还原论在对过去的解释中可以权当一种有限的推理形式，但它在讲述未来时就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更大的缺陷。气候模型及其衍生分析提供的认识论路径至多不过是判断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它们具有有效性和关联性。为了弥补这种认识论上的失误和不足，有必要平衡在未来认知方面的多种视野和认识论途径。
休姆反复强调，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物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两者相互依傍、相互嵌入。研究者必须首先研究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和路径。但到目前为止，对于两者的关联性研究却并不深入，当今气候变化研究的视域几乎完全囿限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休姆注意到，瑞典学者在一项研究中对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中三个工作组的学科来源文献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被引述文献的主要来源是自然科学，以地球科学为主，来自社会科学的内容以经济学为主，人文学科的文献几乎不存在。虽然在第四次评估报告和即将公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学科视野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但对于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分析仍以实证学科为主，解释性的人文学科尚无位置。因此休姆认为，IPCC由此构建出来的气候变化观点，以及因此而在社会上流传并影响了政策制定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这种片面性将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在过去23年的历史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直是气候科学和全球知识界的权威代言人。它如何界定“气候变化”的概念，对于随后的政策和公共辩论的方向、基调和结果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IPCC的评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性质，以及相应的 “解决”的框架。所以，由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自然科学和经济的高度依赖，气候政策讨论中的主要论调也就变成“改进气候预测”和“创造新的经济政策工具”，而不是“学习本土文化的神话”或“重新思考消费的价值”等。① 2008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爵士曾指责人文学科的学者“逃避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并批评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停留在学科的“舒适区”，没有与科学家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接触。但休姆认为，不应该将这种现状仅仅归咎于人文社会科学，未来气候和未来社会研究的不对称只是过去25年来气候影响评估领域更广泛实践的一个表征。在IPCC进程的前12（1988—2000）年，优先考虑的是对未来气候的预测，大量的努力均被用于推进和分发未来气候的衍生模型，却从来没有系统地尝试开发研究未来社会、文化或政治变化的方法。这种情况直至200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排放情景特别报告》（IPCC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的发布，情况才有所改观。但是，著名地理学家罗伯特·凯茨（Robert L. Katz）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所指出的方法论挑战迄今并未得到克服，即在“软”“硬”科学之间，在不同的理论、方法之间，都存在着需要弭平的鸿沟，而在气候影响评估的“关联研究”方面，情况更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学科间的知识壁垒，更因为人们把主要的关注停留在气候本身的动力學方面，而对气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却少有深入探究。
因此，在休姆看来，要应对气候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给相关研究所带来的挑战，预测性自然科学与解释性的人文科学的接触必须相向而行。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作用不仅仅是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公共意义，人文学科不能直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它可以“加深并扩展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探究取向不同，它提供的是基于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看待和应对风险的知识。人文学科可以揭示媒体有关气候科学表述的含义，可以让人领会许多非科学的对于天气的认知和解释路径……即便这一切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也会影响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解释的反应。总之，为了揭示气候变化在不同人类文化中的多重含义，并为政策创新创造新的切入点，解释性的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需要在新的空间与实证科学平等地相遇，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方案也需要重新设计。②具体而言，气象学、海洋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传统气候学科与社会科学和解释性的人文学科之间需要加强互动。后一类学科的观点和贡献在公共宣传和政策辩论中可能比气候科学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休姆甚至认为，气候变化没有纯粹的技术解决方案，而且，实证主义的学科也不适合参与和阐明人类对价值、目的和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探索，至少气候变化的话题必须接受解释性的学科传统的审查，而不应仅仅围绕自然科学的知识主张来展开讨论。①
三、气候变化的文化评估
如何重构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这是麦克·休姆持续追问和探讨的问题。在对《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的接受过程进行回顾性反思时，休姆曾自信地确认，该书为气候变化研究的“文化转向”作出了贡献。
它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气候科学提出的挑战，远不止是对未来气候作出可信的预测，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指导当前的观念和行为。这一思路促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1988年成立。然而当代形态的气候变化观念所做的却事与愿违，其就政治组织的形式、权威知识的性质以及人类最终目的等，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些有关人类信仰、社会实践和公共话语的问题，都需要文化的反思和分析来予以回应。它们不是（气候）科学所能回答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各执己见》一书开辟了许多思考这些有关人类和集体生活的更深刻问题的路径。②
纵观休姆10余年来的研究进程，“文化转向”确实不失为对其工作方向的一个准确描述。如今，预测性自然科学的霸权地位以及根植于其知识主张的政策框架，已经赋予“气候变化”概念一种便捷的可塑性，加之缺乏一种有效的文化反省机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路诸侯随意征召的特使，被不加批判地用于支持范围不断扩大的各种意识形态。③有鉴于此，休姆始终坚持从文化和历史的视角探讨气候与气候变化的意义，并一再呼吁社会科学和具有解释效力的人文学科的介入。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现象需要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气候研究应该有一个不同于20世纪末几十年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应该从解释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开始，结合对自然科学的批判性解读，并辅之以基于空间和历史事实的知识观。与此同时，休姆还密切关注流行于当下的各种气候变化叙事，致力于分析其语言与修辞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预测性自然科学所揭示的“气候变化”（即“小写的气候变化”），只有借助文化叙事（即“大写的气候变化”）才能发挥其影响效力。
在社会和政治世界中，叙述比事实更有力……它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并且提供了更强烈的使命感和更大的人类能动性，因此，它有强大的影响力……每一个气候变化故事都承认气候科学，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借用科学事实。然而，只有那些具有影响力和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化神话的动员作用，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些叙事的力量和影响。④
因此，休姆筛选出当今流行的四种主导性气候变化叙事（四个“神话”），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①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塑造和影响了气候变化观念的潜在神话和文化叙事的揭示，进而对其未来影响展开伦理思考。休姆以《圣经》为喻，将这四种叙事分别称为哀挽伊甸园（lamenting Eden）、预示世界末日（presaging Apocalypse）、建造巴别塔（constructing Babel）和欢庆禧年（celebrating Jubilee）。
“哀挽伊甸园神话”把气候看作纯洁而原始的自然的象征。在这个叙事模型中，气候被视为类似“荒野”景观或动物物种一样的存在，它是脆弱的，是需要被保护或“拯救”的对象。“气候变化”意味着最后一块“未被人类触及”的圣地的丧失，这不仅会使人类自身受到贬损，而且也有损于超乎人类的神圣性存在。休姆以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一书为例，说明这一“神话”的精神特征：对失落的哀叹和对恢复的渴望。正如社会学家史蒂夫·耶利（Steve Yearley）所说，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是因为气候已经被当成大自然最后一个未被人类污染的堡垒。休姆分析认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只不过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200多年间，经由浪漫主义、荒野观念和环境运动的持续推动，这一观念逐渐深入西欧和北美现代观念体系。而在传统社会或非西方社会，自然与文化始终被视为相互嵌入的范畴，没有文化的解释就没有自然。气候变化不过是人类漫长旅程中的又一个中间站，而非一个突然降临的大灾难。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神话来看待气候变化，就必须追问：随着气候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在被失去？气候与生物多样性有所不同。随着气候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天气被重新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并以不同的顺序出现。我们没有失去云层，没有失去降雨，也没有失去太阳。我们只是改变了气候，而不是耗尽它。没有所谓的“好”气候或“坏”气候，只有“好”或“坏”的方式来想象和适应气候。② “世界末日神话”也是一个仍然具有强大效力的话语谱系。休姆指出，從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开创性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开始，到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和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特别是最近几年在西欧和北美，关于气候变化的灾难预示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有关这一世界末日神话的语言表达包括“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数十亿人面临毁灭的风险”、“气候灭绝”等等。英国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爵士甚至断言：“气候变化比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更大。”科学家吉姆·洛夫洛克（Jim Lovelock）等人也发出警告说：“我们现在如此虐待地球，地球的气温可能会上升，并回到5500万年前的炎热状态，如果这样，我们大多数人和我们的后代都将死去。”这一神话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际谈判的挫败感的回应，这些谈判显然未能建立有效减缓全球碳排放增长的协议和政策。休姆认为，环境修辞的主要目的一直是改变未来，而不仅仅是预测未来。例如，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曾声称，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描绘了一幅由于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而出现的功能失调和马尔萨斯式的世界情景。事实上，正是他的预测促成了人口增长的放缓，从而避免了他所预见的那种情况。一个类似的规范性目标现在可能被描绘成气候启示录。①
“建造巴别塔神话”基本上是用现代主义的观点看待气候变化的挑战，它假定自信而独立的人类可以在“大洪水”的创伤后重新栖居于大地，为自己建起一座安全的城市，一座直达天堂的塔，人类会因此而一战成名。社会学家约翰·列（John Lie）捕捉到了这种心态：“即使上帝般的控制不可实现——而且，征服自然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科学心态中仍有一种极度乐观的观点，认为自然会越来越被人类的概念发明与技术干预所驯化和控制。”当气候变化的时候，可以动员一国或多国的机构共同行动，并把气候变化管理作为人类治理、控制和管辖的最新项目。在休姆看来，这种对上帝般的地位、称誉与荣耀的渴望体现了人类傲慢的态度。②
第四个神话立场——“欢庆禧年”——与我们用道德和伦理的语言思考和谈论气候变化的方式有关。休姆分析说，诊断气候变化的责任并提出应对措施时，采取道德立场是不可避免的，有关气候变化及其责任的流行话语所使用的语言每每与罪恶、忏悔和赎罪的神学语言相呼应。这使得气候变化作为社会正义的神话地位具有天然的动员力量，或者说，气候变化为在世界上实现公正和平等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它很容易与其他长期存在的全球正义问题联系在一起，不管全球变暖的科学判断是否坚实可靠。人类追求正义的本能催生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第四个强有力的神话。这种追求正义的本能，以及对于气候变化需要与这种本能结合的认知，不仅仅存在于激进的社会运动之中，在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辩论和国际谈判中，正义和公平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始终。气候正义似乎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它本身却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围绕着这个概念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则更值得怀疑。尽管如此，通过将气候变化纳入“禧年欢庆”的叙事——至少作为一个在社会和环境正义运动背后创造新潜力的机会——为消除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恐惧提供了抚慰和希望。③
以上四种潜在的意识形态或神话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了当代关于气候变化的叙述。应该意识到的是，它们谈论的不是“小写的气候变化”，而是作为哀叹、恐惧、傲慢和正义的“大写的气候变化”，这是一种被科学净化并被剥夺了文化色调和意义的气候变化。这四个神话并不具有排他性，事实上，人们很可能会发现四个神话线索的相互纠缠，它们盘结在我们许多人对于气候变化的信念之中，并影响着我们对决策和行动的判断。休姆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即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分析气候变化现象。科学虽然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无论是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的报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评论，还是发表在《自然》（Nature）或《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但它们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解读“气候变化”四个神话的脚本。“只有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揭示出驱使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各种神话信仰、价值观和伦理承诺——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气候变化政治的真正的利害关系。”④
休姆接着追问道：我们关注气候变化的真正焦点果真在于人类所发明的“自然”范畴的缩小吗？人类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真的已经给人类的再生能力和资源消耗带来了一个新的、没有回旋余地的绝对的地球极限了吗？气候变化要求扩大和加强全球治理——或者说是地球系统治理，它真的为新千年提供新机制了吗？它为新社会、新经济和环境控制带来新方法了吗？抑或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在于它要求我们关注世界上长期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伊甸园神话的话，气候变化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损失，是我们想象力的丧失，而不是物质性和实质性的损失。倘若如此，这肯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此不同和有争议;气候的富有想象力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中有着广泛的含义和解释;如果我们相信末日神话，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就真的可能标志着我们所知文明的终结。如此一来，则科学通过“末日”年表的出示，已经取代了宗教和占星术的先知。如果我们相信巴别塔神话，气候变化将让我们创造新的全球治理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把世界气候重新稳定在某个新的安全水平之上，这是一个近乎狂妄的目标;如果我们相信“欢庆禧年神话”，那么气候变化将不会通过放弃现代化来“解决”，也不会通过推广清洁绿色技术或利用热反射镜来拓殖空间等手段去加以“解决”。相反，气候变化是我们必须将全球财富的再分配和修复生态空间的不平等占用所造成的环境与社会损害放在首要位置的最直接原因。①
在休姆看来，我们事实上正在利用气候变化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令人不安的反常现象，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迷恋以牺牲人类健康和社会正义为代价的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我们已经被未来气候功能失调的前景所蒙蔽，而忽视了我们当前面临的真正危机。因此可以说，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而是一个非常“适时的真相”，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理焦点，让我们了解过去的失误，了解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对控制与征服的渴望，以及我们对正义的本能。我们正在利用气候变化作为满足我们更深层的心理需求。气候变化并不需要我们就某种“失常”的物理现象提供一个简陋的“解决”方案。相反，我们需要审视自身对气候变化概念的利用，借助气候变化所揭示的权力关系、社会话语与象征意义的不对称矩阵，来重新思考如何在未来几十年里推进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项目。我们应该把气候变化的概念作为放大镜，对每一个项目进行比以往更严格、更切实的审查，无论这些项目是人类发展项目、自由贸易项目、减贫项目、社区建设项目、人口管理项目，还是社会健康项目。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即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分析气候变化现象。科学虽然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但它们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解读“气候变化”四个神话的脚本。“只有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揭示出驱使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各种神话信仰、价值观和伦理承诺——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气候变化政治真正的利害关系”。③ 从历史的角度看，气候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动态的。自然氣候在人类的生物和社会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形成生物地球物理系统，为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商品和服务。同样地，人类也把自己强加于气候之上，这既体现于对气候的想象、研究，以及在思维和语言中对气候的表达方式，也在人类行为对于气候的物理运作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中显现出来。在史前史和整个历史过程中，气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创造力和恐惧得到典型的体现，气候为社会提供了生产资源，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它还塑造了个人和集体的身份，激发了艺术家和说书人的灵感。但是，气候也给社会带来了风险和危机，引发了对生存的恐惧和对未来的预兆性焦虑。气候与社会的这种深度关联如今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一个新兴的、在全球规范围内展开行动的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全球范围的气候系统的物理特性。未来的天气不会像过去的天气;未来的气候也不会像过去的气候。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这种可能性，而当今气候科学的知识主张给了我们关注未来的新理由和表达这种担忧的新语言。在气候的物理过程发生改变的同时，“气候变化”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正在以新的方式改变着社会。
休姆指出，人类生存始终植根于气候系统的运作之中，然而，我们对自己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新角色的含义只有初步的理解，而且只有有限的手段可以用来行使有目的的代理权。气候变化的物理表现与文化表现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作用，我们无法从历史类比中获知更多的信息。通过历史性的温室气体排放效应，过去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制约着未来;而在另一方面，通过科学预测以及对未来气候的艺术性描绘，未来正在对现在进行新的入侵。“气候变化”概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渗透的结果，是文化变革的一个强大而新颖的动力。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对人类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人与机构提出非同寻常的挑战。在20世纪中叶，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气候变化还是一个相当深奥的问题，但现在却吸引了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天性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如今已越来越多地暴露于公共世界，并与政治家、企业家、名人、活动家、工程师、牧师和公民产生极为广泛的互动。在这一语境下，气候变化似乎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一种物理性的变化，要么被追踪到形成天气的行星系统，要么被归因于世界范围的生物地球物理环境，科学话语因而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社会和人们对未来的看法。
然而，正如约翰·斯特曼（John D.Sterman）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没有单纯的技术解决方案……要让公共政策建立在来之不易的气候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动态的社会与政治变化方面。”①从客观反面来看，“科学”本身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在有关气候变化最新评估中所建立的经济假设的有效性、气候建模不同表征和传达方式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形式的地球工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等方面，目前都存在着并不一致的立场和不同程度的论争，这些争论凸显了传统的气象学、海洋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气候学科与社会科学和解释性的人文学科之间加强互动的必要性。休姆认为，尽管气候与社会的相互渗透毫无疑问会给参与研究的这些学科带来挑战，但对于正在进行的公众和政策辩论来说，这种许可互动，尤其是社会科学和解释性的人文学科的参与将具有重大意义。他希望现在能够借助这种互动来实现气候认知上的转折，进而能把对气候变化的探究指向自然与文化的深层纠葛。
2015年，休姆编纂了一套六卷本、近两千页的大型资料汇编《气候与文化》，②分别以“气候与文化理论”（第一卷）、“气候的成因”（第二卷）、“阅读过去的气候与文化”（第三卷）、“阅读未来的气候与文化”（第四卷）、“地方气候文化”（第五卷）、“气候的文化再现”（第六卷）为主题，辑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刊发的90篇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研究中的重要论文。在为该资料集撰写的长篇导言中，休姆对近几十年来文化面向的气候变化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检讨，之后，他又在这一基础上撰写了题为“气候及其变化的文化评估”的长篇论文，对自然科学框架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霸权地位发起全面挑战。该文明确提出两个核心论点：其一，需要从文化上进一步加深对气候的理解。气候是人类用来稳定天气与不同人类群体的模式化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观念。在世界各地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气候观念使人类能够通过不断扩大和变化的文化资源、习俗、人工制品和仪式来适应天气。其二，对气候的这种文化理解将改变当代气候变化观念的构思方式。该文认为，气候变化主要不是一个必须阻止的物理过程，而是气候观念文化演变的最新阶段。①
“气候”概念有物质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基础，它不能被从两者相互交织的关系中剥离出来而单独加以理解。然而，目前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两个科学定义却都是以特定方式把气候的物理特性从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分离出来的：
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官方措辞是这样开始的：气候是“……对数月到数千年或数百万年的时间段内的相关气象数据的平均值和可变性的统计学描述”。（通常依靠的是30年的天气数据。）
IPCC则提供了另一个更具科学指导意义的气候定义，它把气候理解为对物理行星系统的状态和动力学的描述，该系统包括：“……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大气圈、水圈、冰圈、岩石圈和生物圈，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候系统随时间而演化，或因其自身内部动力的影响，或因火山爆发、太阳运动和人为因素等外部强力所致。”②
休姆指出，由于IPCC的气候评估报告在科学、学术、政治和公共辩论中处于的主导地位，它太容易推动这样一种观点，即：气候应被理解为一个物理上相互联系的过程的行星系统，可以在数学模型中忠实地表示出来。在这个科学框架中，气候及人类和非人类驱动因素的变化，将通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解释和预测。因此，使用晦涩难懂的统计数据和复杂的气候模型集合来解释取证检测和归因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和公共地位的核心。“这样的定义并不能公正地解释天气和地方文化之间发生的深层物质和象征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气候概念的核心。上述定义太容易在物理世界（通过科学探究来理解）和想象世界（通过有意义的叙述或实践来理解）之间保持错误的分离。”③ 但是关于气候变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要讲，这个故事是从气候概念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开始的。气候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物理系统，也不是一个气象测量的统计制品，而是一个在文化中形成的概念，因此可以被文化所改变。气候有其与物理历史相交织的文化历史。这部历史构成今天关于气候变化的当代信仰、主张和争议的基础。它将气候变化的当代现象和话语置于丰富的文化理解与意义矩阵之中。④
“气候出之于想象并被付之于行动，它必须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①气候与文化的关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在着装规范，预测模式，对过去极端气候的社会记忆、情绪态度、适应性技术、想象性虚构等方面，无不反映出两者交互作用的痕迹。因此，与自然科学的分离主义取径相反，休姆推荐的是一条现象学的路线：把气候“还原”为人类与瞬息万变的大气环境的相遇、相处，“还原”为人在文化意义上与天气现象的互动。从这个角度上看，无论是庆祝仪式、物质技术、集体记忆、社会实践，还是其他种种反应，正是对天气的感官体验决定了人类对所居住的大气环境的文化反应。我们设计衣服以抵御寒冷，建造房屋以抵御风雨;我们庆祝樱花的开放和季风的到来;我们指定天气预言家来预测天气。这些文化制品、情感模式和实践形态，都受到不同的天气经验——无害的或可怖的——的启发，它们赋予人类生活以形式和意义，这也就是伊莱扎·德·维特（Eliza de vet）所说的“天气之道”（weather-ways）：在人类从文化上适应天气的重复性实践中所产生的生活多样性。②
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气候是一个古老而又富于变化的概念，它在驱动人类文化创造和组织社会生活方面始终具有巨大的威力和效应。事实上，它在当今气候变化话语中也仍然在获得新的权力。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就已经存在不间断的天气过程，但“气候”这一概念却只能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或者借用现象学家朱利安·克内布希（Julien Knebusch）的话来说，“气候是人类与天气之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③也就是说，气候概念介于人类对短暂天气的体验和这种体验所激发的文化生活方式之间，它将一种稳定或正常的感觉引入天气经验，没有它的存在，不可控制、不可预知的天气将会令人不得安宁。据现有线索可以确认，希腊人最早使用“klima”一词来描述这种关系，尽管他们未必就是最早试图理解大气现象的人。
诚然，人类群体所遭遇的天气常常并不符合他們的预期，但这种预期的存在却是人类正常化生活的基础，它给人类带来了某种安全感。很显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气候观念具有重要的心理和文化功能。它使人类得以“把天气放到适当的位置”，并在人类对不断变化的大气的体验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与对稳定而有规律的生活需求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它驯服并解释了天气现象令人不安的任意性，为人类生活创造了“必要的秩序”。④
然而，无论是大气状况还是人类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大气现象而言，各地方的天气始终都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气的“主要可变性”（primary changeability）。除此之外，还有系统性的多尺度的物理扰动也会改变极度活跃的气象动态，其中有一些来自人类的文化活动，但并非全部。这些对气候系统的扰动的后果传统上被描述为气候的变化（climatic change），不妨称之为天气的“次生可变性”（secondary changeability）。与此同时，由于新的物理事件、新兴技术、原创性思想和新的人类处境的出现总会激起新的反应，人类文化因此也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所以，即便是天气在“次生易变性”方面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气候仍然会因为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即便文化是静态的（这也是永远不可能的），气候也仍然会因为物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变化”是气候的常态。如果说气候观念确实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秩序，那也只是因为它能够不断地适应气候与文化构成要素的变化。相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技术和文化运动之间的结盟会比自然气候的变化更快，新的思想、意识形态一旦出现，就会形成新的气候话语，这决定了气候天然地具有文化可塑性。由于现实中天气和文化都在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气候变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和地理结构。“气候从一开始就是历史性的气候”。①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稳定的气候状况，更不用说是稳定的全球性气候。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气候”发生单一性变化的观念必须受到质疑。
这种对变化的理解暗示了一个悖论：尽管气候是一种寻求稳定人类和天气之间文化关系并为其带来秩序的观念，但这种稳定最终只是一种幻想。无论是从物理角度（天气现象的衍化），还是从想象角度（文化的构建）来观察，气候永远不会稳定。或者换一种说法：气候观念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稳定充其量是一种渴望中的稳定，气候只是一个在两个不断变化着的实存状态的持续协商中趋向有序的概念。“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气候可能是一个‘神话’，因为……不存在气候稳定性这种东西”。②从文化角度来说也是如此。随着人类文化和文明进程的改变，天气现象可能发生次生性的变化，对气候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休姆因此指出，尽管气候观念以稳定性为其主要特征，但气候-文化二元体却始终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中。气候与文化是一个不可分离的二元体，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是理解气候或文化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从两个范畴的密切关联中去加以理解，就将失于把握两者的一些重要内核。在当今气候变化的语境下，气候观念将被要求在新环境下作新的工作，以满足人类对秩序、安全和意义的持久需求。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没有对观念和文化的深度调整和改变，任何“对气候所采取的行动”都不可能奏效。③
气候长期以来具有双重含义：作为一个地方天气长期状况的描述性指标（如“该地区的气候炎热潮湿”），但同时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因素，在世界上带来了物质成果（如“热带气候抑制了创新和经济活力”）。在后一种意义上，气候被赋予塑造政治和社会世界，以及物理和生态世界的力量。如果我们把气候理解为一种介于天气和文化之间的观念，就可以认识到其间更为复杂的作用模式。天气现象确实对人类及其社会实践有物质性的影响，这一影响不容低估。然而，人类也通过对天气的文化反应来调节和改善这些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尽管人类除了适应气候别无选择，就像他们只能适应文化一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与文化都可以被视为是命运，但人类也有可能创新决定性地改变他们的气候和文化环境。因此，气候与文化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映射关系，气候不可能单方面决定任何特定的人类结果。 在气候与文化的二元关系中，“对称”至关重要。这种对称性是人类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它既体现了人类从文化上理解和把握自己所遭遇的复杂气象环境的能力，也标志着在变化的环境中气候观念结构性调整的有效性。气候或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偶然的、紧急的，因此也总是政治性的。气候观念的演化历史表明，当大气现象出现巨大波动时，人类只有在文化上有效地理解并涵化其所面对的环境变化，才能够重获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气候观念只能有待于形成，而不能有赖于预测。通过结构性的调节或新的观念因素的培养，新的气候观念，或者说新的二元关系使因果变化得以从天气流向文化，又从文化流向天气。经由文化滋养的气候语言使我们得以顺畅表达这种双向作用。
根据休姆的考察，西方气候观念的演化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它们处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每一阶段的气候-文化二元关系均表现出与其时代的气象和文化环境相对应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气候观念。在这一观念中，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以稳定和静态的形式存在。它把大气气象与人类生活的文化条件之间的关系想象为一种趋于固定的关系，只有微小的天气变化是可能的，如通过排干沼泽或清理森林等。这一时期对气候的解释主要考虑的是它们是否适应于不同形式的人类生活，例如，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炎热和寒冷的地区一定是不适合居住的，因为他明白极端的高温和寒冷阻止了生物和文化生活的繁荣。亚里士多德的五个气候带，以及此后在公元前1世纪波西多纽斯的七个气候带概念，也均与对不同纬度地区的温度有明显影响的太阳辐射强度有关。从中世纪延续到现代世界的早期，这种静态的气候概念一直存在于西方思想中。
大约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西方进入气候认知的第二个阶段。气候观念的这一变化发生的时刻，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是人类工业活动的规模最初开始在物理大气过程中留下印记，尽管当时仍是“不可见”的。其间，两个自然地理事件对气候观念的变化起到了助推作用：1783年冰岛的拉基火山爆发和1816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都干扰了欧洲气候的稳定性，后者的影响尤为严重。火山爆发形成的颗粒物云团弥漫全球，它所产生的天气“次生性变化”，在欧洲引发了新的文化想象。与此同时，地质学中“深层时间”的发现，以及对过去大冰河期的认识使现代西方人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对从希腊人那里继承来的气候观念进行思考。在气候与文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气候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更具活力的概念。可以说，在整个现代时期，气候与文化的二元关系一直处在变化与调整之中。“在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最后30年的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社会考虑的是它们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在气候方面它们对自然和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应负的责任”。①
20世纪末，气候观念进入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人类的能动性以一种额外的、新奇的方式进入二元关系。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通过文化想象与自然原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天气变化（“二次易变性”）。它如今还会因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其物质产品和发散物，与自然过程相互作用而变化。它们进一步干扰了大气的工作（可称之为“放大的二次可变性”）。这也就是说，在传统意义上的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中增加了新的维度，人类正在以新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方式同时参与对气候的想象层面与物理层面的重塑。在这一背景下，试图利用科学的还原论工具，将人为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明显的物理现象而加以孤立，无疑将暴露出多重问题。
休姆认为，识别西方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对气候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观念变化的某些新特征的理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天气的“二次可变性”曾被称为“气候的变化”（climatic change），它偏重的是变化的指数化描述;到了八九十年代，“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逐漸替代了前者，成为一种更流行的表述。这意味着变化的动因成为新的聚焦点，毫无疑问，这一变化是由近数十年来科学成就带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早期通过人类想象力实现的气候观念的变化一样，也是一种文化成就。但是，由于科学实践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假设和权力动态”，因此，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气候的文化想象的运行路线。①
容置疑的是，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是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工作的认可。随着文化的改变，新的气候观念也终将形成。然而，在对气候的“第三阶段”的理解中，随着天气现象的“放大的二次可变性”逐渐在科学话语中被指认和放大，气候-文化二元关系的调整进入一种更为复杂和混乱的状态，人类的文化想象在“科学”的裹胁之下似乎丧失了它对未来的筹划能力。正如人类学家彼得·鲁迪亚克-古尔德（Peter Rudiak-Gould）所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不可见”的，而唯一声称能让这种“不可见”的现象变得“可见”的文化实践就是科学，这就赋予这种文化知识太多的权威。②
在“第三阶段”的理解中，气候变化概念已经替代传统的气候观念行使其在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中的职能，这表明对变化动因的科学探察在其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不容忽略的是，文化对于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意义、对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风险的识别、应对的决策乃至实施的手段都是由文化来调节的。人们仍旧会通过文化的透镜来看待气候变化（“感知”），根据自己的心理模式和社会位置来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知识”），根据共同的意义为自己所知的东西赋予价值（“评估”），并且基于这些意义和价值单独地和集体地作出反应（“回应”）。所以，研究气候变化仍然需要以文化理解为基础，从已知的过去，经由已被改变了的现在，才能转向不确定的未来。③
休姆指出，人类既生活在气候中，也生活在文化中。我们不应该认为物理气候的变化可以通过人类的努力和创造性来阻止，我们应该把气候变化视为古代气候概念的最新框架。人类将在这个新框架之下就不断变化的天气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谈判。然而，谈判的目的不在于产生一个稳定的物理气候，而是要重理气候-文化二元关系，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状况。 事实上，作为“气候变化”的新气候观念也正是通过文化和天气的交织而得以维持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者将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科学论述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文化意义与表达方式也随之激增。与30年前相比，西方文化中的气候（也即现今的气候变化）观念激发了更广泛的情感、审美和精神表达。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今都与气候变化发生了关联：性别、暴力、文学、安全、建筑、想象、足球、旅游、精神、伦理等等。与此同时，摄影、卡通、诗歌、音乐、文学、戏剧、舞蹈、宗教实践、教育课程等也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出气候变化的光影。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文化事实”。情况还远不止于此，气候变化如今更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新媒介，所有人类的行为和争端似乎都可以、甚至都必须通过气候变化的语言来表达。气候变化几乎影响了包括政治和文化在内的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④
然而，基于对当下科学霸权与文化燥热的洞察，休姆坚持认为，对于“气候及其变化”概念的文化和历史理解仍需持续深化，这是我们理解当今气候变化意义的基石。来自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神学、历史学、生态批评和哲学等领域的见解，对于如何使气候-文化二元体进一步适应天气和文化的变化，并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和表现气候变化仍然至关重要。气候变化不应被理解为与过去的决定性决裂，也不应被理解为现代性的独特结果，而应被视为气候概念文化演变的最新阶段，这一概念使人类能够通过不断扩大和变化的文化资源、习俗、人工制品和仪式来适应天气。气候变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比喻，通过这种比喻，气候概念的物质、心理和文化作用在当今世界得以体现。①
《风侵雨蚀》一书可以被视为休姆文化取向的气候变化研究的一次系统性的小结，它通过对气候、或与气候相关的十二个面向展示，构建了从社会或文化角度观照气候或气候变化的一个多维模型。虽然他所展开的每一个话题都没有得到深度的处理，但却提示了一种结构性的关联。因此，也不妨把它当作一个有关气候或气候变化的社会文化研究的简明手册。
该书的构思颇为巧妙，它以“wethered”作为核心喻象，并围绕这个喻象搭建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知识空间。“wethered”可以呼唤出众多人类与气候互动的场景，却又难于在汉语中直接译出。它可以是自然對人类的馈赠，如风薰雨润，风播雨莳……它可以是考验，如风吹日炙，风刀雪剑……它可以指向过程，如栉风沐雨，餐风饮露……也可以指向结果，如历尽风霜，潜移默化……它暗示了气候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相激相浃、相摩相荡而又相安相处的复杂关系。人类要在瞬息万变的大气环境下过上有序的生活，就必须把自然的戒律深深地刻写在自己的文化心智之上，气候观念便是人类立足于大地的一个重要法宝。
麦克·休姆在为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的《气候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limate）所写的书评中曾说，“如果我们对气候和气候变化的看法确实受到了文化上的影响，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巴西、中国、印度和肯尼亚等国获得有关气候和文化的世界历史的资料。”②就此而言，《风侵雨蚀》显然没有达到要求，其最明显之处是作者对非西方文献的掌握和利用的局限。全书引述或分析的有关东方气候观念的资料极为有限，其中，日本现代哲学家和辻哲郎的那部饱受称引和借重的《风土论》其实笼罩着西方现象学的光晕。笔者曾设想，如果作者对中国的“月令”写作传统，对《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各种史籍和古农书等文献所载的气候思想有所了解的话，这本书会写得更加沉实饱满，更具“文化”韵味。当然，或许对于作者而言，是为不虞之憾、求全之毁？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