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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等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泪眼婆娑。他喝了杯酒,说:“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60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16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长袖白色衬衣,上面沾满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而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45元买的。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时候,它就完全裂开,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它随时都有裂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该是有些兴奋的,但我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后,我拿着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我怯生生地告诉她,座位是我的,她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了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地在人群里站着,16个小时,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我听着旁边的人说话,不知怎么插嘴,也根本没想插嘴,就是那样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一年级文科生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那个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当天就必须赶回去。一下车,我们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三百多块钱全给了我。中午,我们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下午,父亲要走了,我们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他慢慢地转过身,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儿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
后来堂兄写信给我,说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他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等他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泪眼婆娑。他喝了杯酒,说:“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起到操场上读英语,白天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去踢球,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她在信里说,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我赶紧回信,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100块钱。这意味着我每月有400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从此,我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再上一下午的课。回来时,等不及校车,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路,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阴路,从小公交下来后,天基本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的眼睛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还记得第一次拿到100块钱的补课费,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18万字。那时不像现在用电脑打字,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沓地写完,再一沓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1800元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就可以忙活儿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我一夜写了12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和学习上,用在享受北大生活上。我对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东方文明史》的课,让我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40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晚上的北京城混乱而有秩序。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我们谈得不错,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电视人对我评价挺高,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儿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17000元,还留下3000块钱生活费。
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激,让我留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现在一个在美国读书,一个在新华社工作,再聚在一起,依然笑声不断。我们没有隔阂,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谁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来往往,有过陌生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脸,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陋和美丽。但当你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8寸,放成12寸,放成毕业照一样大的20寸,你从中发现的是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
(柳影摘自《当代青年(青春派)》
2009年第9期)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60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16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长袖白色衬衣,上面沾满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而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45元买的。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时候,它就完全裂开,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它随时都有裂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该是有些兴奋的,但我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后,我拿着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我怯生生地告诉她,座位是我的,她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了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地在人群里站着,16个小时,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我听着旁边的人说话,不知怎么插嘴,也根本没想插嘴,就是那样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一年级文科生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那个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当天就必须赶回去。一下车,我们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三百多块钱全给了我。中午,我们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下午,父亲要走了,我们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他慢慢地转过身,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儿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
后来堂兄写信给我,说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他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等他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泪眼婆娑。他喝了杯酒,说:“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起到操场上读英语,白天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去踢球,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她在信里说,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我赶紧回信,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100块钱。这意味着我每月有400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从此,我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再上一下午的课。回来时,等不及校车,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路,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阴路,从小公交下来后,天基本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的眼睛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还记得第一次拿到100块钱的补课费,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18万字。那时不像现在用电脑打字,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沓地写完,再一沓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1800元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就可以忙活儿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我一夜写了12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和学习上,用在享受北大生活上。我对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东方文明史》的课,让我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40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晚上的北京城混乱而有秩序。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我们谈得不错,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电视人对我评价挺高,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儿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17000元,还留下3000块钱生活费。
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激,让我留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现在一个在美国读书,一个在新华社工作,再聚在一起,依然笑声不断。我们没有隔阂,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谁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来往往,有过陌生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脸,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陋和美丽。但当你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8寸,放成12寸,放成毕业照一样大的20寸,你从中发现的是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
(柳影摘自《当代青年(青春派)》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