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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30日，首届山东儒商大会将在济南召开。本次大会以“新时代、新动能、新儒商、新愿景”为主题。来自国内外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文旅界、医卫界、金融界、社团及侨界企业家和创业者等约1000名嘉宾，以及2000余名“十强”产业相关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共聚泉城、共商发展大计。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一山一水一圣人，贯穿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在这里诞生、传承、开枝散叶，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图腾。儒是齐鲁大地的特质，也是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圈的一个文明底色。
2014年9月28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所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以及所取得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山东也是中国商业文明的诞生地之一，从姜太公治齐的“鱼盐之利”到管仲改革，商业从文明的古早时期就开始塑造着这片土地的精神骨骼。作为鲁商与儒商鼻祖的子贡，更是身体力行，确立了儒商的商业法则与伦理智慧。
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振奋的经济奇迹。对此，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商业行为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那个广博而精深的思想宝库。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哲学和伦理，助推了当前的经济腾飞。儒商——这一雅致的称谓已被世人所广泛接受。
由此，在首届儒商大会召开之际，《齐鲁周刊》特推出《大儒商道》特刊，深度解析儒商的历史脉络、商业精神以及其在时代大潮中的历史担当。
中国自明以降至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自商帮兴盛至民族工业崛起，形成了真正的商业根脉，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根本，与追逐资本利润的商业精神相结合的中国商道。建国后，因计划经济模式而断代。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展重又接续中国商业文明之根脉，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崛起，在中国进入财富社会的今天业已成型，并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在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全球化的烙印更为显著。
所以，中国新商道的形成过程，即是中国商业文明的传承与创新相交融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相对接和彼此影响的过程。商道即是义、利的均衡之道，彰显的是商业伦理精神，其核心就是企业家素质的确立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随着企业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和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战略重点不断进行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的追求卓越到90年代的再造运动，从资源到资本，从创业家到企业家，商业的根本，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创造。
我国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从三个主要方面阐述企业家精神。他说企业家精神的第一种精神是创新精神，第二种精神是由韦伯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可以把它简单地归纳为理性精神和敬业精神，第三种精神就是合作精神。其中，创新精神典型地反映了企业家的精神特质，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本质要件。
中国新商道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具备某些通行的特征之外，显然难以脱离其文化母体——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新商道，一是“术”，关于技能；一是“道”，关于精神修炼，姑且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喻之。中国人讲究天地、阴阳之和谐，就企业家而言，只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能达到成功，并具备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就企业家而言，“自强不息”应当包含如下五种能力：
创新的能力
Ideo一词来源于希腊语idea，表示“意，观念”之意；美国在1990年以及随后的十几年中，“创新”就被企业列为“必备核心素质”清单的顶端。
早在中国的《易经》中，就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之句，所言是要变通趋时，孜孜以求，勇于创新，锐意进取。《诗经·大雅·文王》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大学》亦有经典云商汤时“盘铭”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浩》篇云：“作新民”，激励一代自新之人。但中国的这些创新精神仅存于前秦，之后儒家思想的“中庸”与“抱守”之道长久统摄中国，创新之势微，直到近年勃兴。维新之使命于企业家群体尤其重要。其创新，既是文化、科技、管理、服务等创新行动，也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探索精神，成为民族發展的源动力。
创新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年轻人的Google，用一种连美国人都感到惊讶的速度和费解的商业形态，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世界性大公司，而中国稍后就出现了“百度”，造就了同样的商业奇迹。
这就是为什么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将不会是更多的美国化，而是更多的本地全球化——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在全球化的新经济浪潮中，中国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不是像传统经济一样，在其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途中苦苦追赶——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新经济模式将会改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格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信息社会成型，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主导下的新经济崛起——这些应该给中国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发展源动力——这是一个令人乐观的现实，因为进入现阶段后，我们可以在很多新经济领域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了，这似乎可以缩短我们追赶的距离和时间。
偏执的精神
它的含义有：目标明确坚定，比如对利润的永不疲倦的渴望与追求，永不枯竭的旺盛的与市场对手竞争的欲望；拼搏敬业；承受压力的能力，勇于、善于承受压力，并能够做到举重若轻，这是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之一。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定义就是“企业家精神=偏执+盈利”，“执着还不能说明问题”。 狂妄就作为偏执的一种通常的表现形式在全世界的企业家身上得以体现。比如甲骨文的CEO 拉里·埃里森，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狂妄”的企业家基因，体现出的是一种绝对的自信和对事业的狂热，以及由此而具备的超常的承受力，是一种超常规的思维能力，让他们能够想常人所不敢想，做常人所不敢或不屑之事。
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是管理思想和技巧的结合，是企业家的一项基本素质。中国的企业家从日本和美国学习各种管理经验，然后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加以同化、吸收，形成自己特有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体系，海尔的张瑞敏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说，海尔作为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企业，海尔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在企业经营管理诸方面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逐步培育形成具有海尔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价值观文化体系。但对海尔文化的形成作用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验证了经济学家艾丰的“以道育术”的路线图——中国的强项是道，西方舶来的强项是术，以东方传统文化的道，孕育西方之术。早在19世纪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就论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土性方案。今天看来，依然能够迎合全球化浪潮而保持它的生命力。
整合资源的能力
由经济学可知，“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竞争以资源整合能力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 ，而企业家精神则成为企业资源全面有效整合的核心。
学习的能力
“learning to know”（学会认知）
“learning to do”（学会做事）
“learning to together”（学会合作）
“learning to be”（学会生存）
国际教育界曾经提出的关于人才培养的“4L”理论仍对我们大有裨益。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成为终身学习的实践者。学习力，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澎湃动力。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真正日新月异的时代，社会知识总量的翻番周期愈来愈短，从过去的100年、50年、20年缩短到5年、3年，甚至更短，知识的更新速度超乎想象。在17世纪，一个英国人一生所能获得的信息量还不如现在当天一份《纽约时报》上的信息量，信息泛滥一样令我们无所适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确使人感到紧张不安、压力重重。作为企业家，尤感如此。唯一能使他们减轻这种不安和压力，并能从中得到启迪和帮助的办法，就是学习。
“厚德载物”则更多的从精神层面对企业家进行引导，总而言之，就是企业家要有所担当、有所承载。它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诚信
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永不过时。这是商业的基本准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发。就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这是传统留给他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成为“厚德”之根本。
责任感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种，企业、企业家和其他类型的公民一样都对社会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可以并且应该帮助社会和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在一个社会当中，由于每个人能力、机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必然有一些人是居于弱势群体地位。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儒家，众生平等的佛教，还是宣扬博爱的基督教，都认为一个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负有扶助的责任，此义中外皆然。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是经济社会当中的一个强势群体，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也更多地集中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当中，它应该有责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慈善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事实上，慈善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能体现企业家的伦理道德和人文情怀的一种方式。
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范蠡，却体现了“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富而有德，这成为他留给中国企业家的宝贵思想遗产。
平衡之道
《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私利，居处众人所厌恶的地方。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水之性至柔至弱，故曰不争。众人好高而恶卑，而水处众人之所恶也。”以此见为人、为商之品格高洁。
以内心之平静来追求“上善若水”之境界。内心的平静就需要学会“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事业重家庭亦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努力工作也要享受生活！个人与社会的平衡——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拼搏与健康的平衡——再忙再累也要拿出时间来运动以保证健康的身体！赚钱与花钱的平衡——赚钱是一门学问，花钱更是一门学问！如此等等。
平衡即和谐！就商业而言，和谐乃制胜之道。如此，则无不可承载，则可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无为致无不为！
从儒商到“企业公民”
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皇家英里路上的坎农盖特（Canongate）教堂左边，有一块碧草茵茵的墓地，墓碑顺势镶嵌在墙壁上，上面写着：《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中，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通常并不会考虑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好处。亚当·斯密以其天才的洞察力看破市场的秘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那手就是供求规律。他说：“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有人据此认为亚当·斯密只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师。但后来，他又写了一部观点与此相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伦理学著作，他一生中共修订过六次。他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他发出疾呼：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
可惜，尽人皆知《国富论》，很多人却没有听说过《道德情操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道德情操不仅是关于财富分配的，同样有关财富的生产。
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视商业的伦理道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在《论语》中探讨义利的关系。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范蠡，却体现了“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富而有德，这成为他留给中国企业家的宝贵思想遗产。
我们今天讲“儒商”，其实就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和全球化坐标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在讲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讲“企业公民”。康德说：“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种，企业、企业家和其他类型的公民一样都对社会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可以并且应该帮助社会和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在一个社会当中，由于每个人能力、机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必然有一些人是居于弱势群体地位。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儒家，众生平等的佛教，还是宣扬博爱的基督教，都认为一个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负有扶助的责任，此义中外皆然。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诺斯曾这样说过：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黏合剂。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一山一水一圣人，贯穿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在这里诞生、传承、开枝散叶，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图腾。儒是齐鲁大地的特质，也是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圈的一个文明底色。
2014年9月28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所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以及所取得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山东也是中国商业文明的诞生地之一，从姜太公治齐的“鱼盐之利”到管仲改革，商业从文明的古早时期就开始塑造着这片土地的精神骨骼。作为鲁商与儒商鼻祖的子贡，更是身体力行，确立了儒商的商业法则与伦理智慧。
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振奋的经济奇迹。对此，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商业行为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那个广博而精深的思想宝库。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哲学和伦理，助推了当前的经济腾飞。儒商——这一雅致的称谓已被世人所广泛接受。
由此，在首届儒商大会召开之际，《齐鲁周刊》特推出《大儒商道》特刊，深度解析儒商的历史脉络、商业精神以及其在时代大潮中的历史担当。
中国自明以降至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自商帮兴盛至民族工业崛起，形成了真正的商业根脉，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根本，与追逐资本利润的商业精神相结合的中国商道。建国后，因计划经济模式而断代。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展重又接续中国商业文明之根脉，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崛起，在中国进入财富社会的今天业已成型，并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在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全球化的烙印更为显著。
所以，中国新商道的形成过程，即是中国商业文明的传承与创新相交融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相对接和彼此影响的过程。商道即是义、利的均衡之道，彰显的是商业伦理精神，其核心就是企业家素质的确立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随着企业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和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战略重点不断进行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的追求卓越到90年代的再造运动，从资源到资本，从创业家到企业家，商业的根本，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创造。
我国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从三个主要方面阐述企业家精神。他说企业家精神的第一种精神是创新精神，第二种精神是由韦伯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可以把它简单地归纳为理性精神和敬业精神，第三种精神就是合作精神。其中，创新精神典型地反映了企业家的精神特质，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本质要件。
中国新商道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具备某些通行的特征之外，显然难以脱离其文化母体——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新商道，一是“术”，关于技能；一是“道”，关于精神修炼，姑且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喻之。中国人讲究天地、阴阳之和谐，就企业家而言，只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能达到成功，并具备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就企业家而言，“自强不息”应当包含如下五种能力：
创新的能力
Ideo一词来源于希腊语idea，表示“意，观念”之意；美国在1990年以及随后的十几年中，“创新”就被企业列为“必备核心素质”清单的顶端。
早在中国的《易经》中，就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之句，所言是要变通趋时，孜孜以求，勇于创新，锐意进取。《诗经·大雅·文王》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大学》亦有经典云商汤时“盘铭”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浩》篇云：“作新民”，激励一代自新之人。但中国的这些创新精神仅存于前秦，之后儒家思想的“中庸”与“抱守”之道长久统摄中国，创新之势微，直到近年勃兴。维新之使命于企业家群体尤其重要。其创新，既是文化、科技、管理、服务等创新行动，也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探索精神，成为民族發展的源动力。
创新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年轻人的Google，用一种连美国人都感到惊讶的速度和费解的商业形态，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世界性大公司，而中国稍后就出现了“百度”，造就了同样的商业奇迹。
这就是为什么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将不会是更多的美国化，而是更多的本地全球化——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在全球化的新经济浪潮中，中国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不是像传统经济一样，在其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途中苦苦追赶——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新经济模式将会改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格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信息社会成型，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主导下的新经济崛起——这些应该给中国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发展源动力——这是一个令人乐观的现实，因为进入现阶段后，我们可以在很多新经济领域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了，这似乎可以缩短我们追赶的距离和时间。
偏执的精神
它的含义有：目标明确坚定，比如对利润的永不疲倦的渴望与追求，永不枯竭的旺盛的与市场对手竞争的欲望；拼搏敬业；承受压力的能力，勇于、善于承受压力，并能够做到举重若轻，这是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之一。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定义就是“企业家精神=偏执+盈利”，“执着还不能说明问题”。 狂妄就作为偏执的一种通常的表现形式在全世界的企业家身上得以体现。比如甲骨文的CEO 拉里·埃里森，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狂妄”的企业家基因，体现出的是一种绝对的自信和对事业的狂热，以及由此而具备的超常的承受力，是一种超常规的思维能力，让他们能够想常人所不敢想，做常人所不敢或不屑之事。
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是管理思想和技巧的结合，是企业家的一项基本素质。中国的企业家从日本和美国学习各种管理经验，然后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加以同化、吸收，形成自己特有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体系，海尔的张瑞敏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说，海尔作为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企业，海尔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在企业经营管理诸方面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逐步培育形成具有海尔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价值观文化体系。但对海尔文化的形成作用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验证了经济学家艾丰的“以道育术”的路线图——中国的强项是道，西方舶来的强项是术，以东方传统文化的道，孕育西方之术。早在19世纪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就论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土性方案。今天看来，依然能够迎合全球化浪潮而保持它的生命力。
整合资源的能力
由经济学可知，“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竞争以资源整合能力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 ，而企业家精神则成为企业资源全面有效整合的核心。
学习的能力
“learning to know”（学会认知）
“learning to do”（学会做事）
“learning to together”（学会合作）
“learning to be”（学会生存）
国际教育界曾经提出的关于人才培养的“4L”理论仍对我们大有裨益。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成为终身学习的实践者。学习力，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澎湃动力。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真正日新月异的时代，社会知识总量的翻番周期愈来愈短，从过去的100年、50年、20年缩短到5年、3年，甚至更短，知识的更新速度超乎想象。在17世纪，一个英国人一生所能获得的信息量还不如现在当天一份《纽约时报》上的信息量，信息泛滥一样令我们无所适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确使人感到紧张不安、压力重重。作为企业家，尤感如此。唯一能使他们减轻这种不安和压力，并能从中得到启迪和帮助的办法，就是学习。
“厚德载物”则更多的从精神层面对企业家进行引导，总而言之，就是企业家要有所担当、有所承载。它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诚信
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永不过时。这是商业的基本准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发。就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这是传统留给他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成为“厚德”之根本。
责任感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种，企业、企业家和其他类型的公民一样都对社会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可以并且应该帮助社会和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在一个社会当中，由于每个人能力、机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必然有一些人是居于弱势群体地位。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儒家，众生平等的佛教，还是宣扬博爱的基督教，都认为一个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负有扶助的责任，此义中外皆然。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是经济社会当中的一个强势群体，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也更多地集中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当中，它应该有责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慈善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事实上，慈善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能体现企业家的伦理道德和人文情怀的一种方式。
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范蠡，却体现了“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富而有德，这成为他留给中国企业家的宝贵思想遗产。
平衡之道
《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私利，居处众人所厌恶的地方。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水之性至柔至弱，故曰不争。众人好高而恶卑，而水处众人之所恶也。”以此见为人、为商之品格高洁。
以内心之平静来追求“上善若水”之境界。内心的平静就需要学会“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事业重家庭亦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努力工作也要享受生活！个人与社会的平衡——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拼搏与健康的平衡——再忙再累也要拿出时间来运动以保证健康的身体！赚钱与花钱的平衡——赚钱是一门学问，花钱更是一门学问！如此等等。
平衡即和谐！就商业而言，和谐乃制胜之道。如此，则无不可承载，则可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无为致无不为！
从儒商到“企业公民”
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皇家英里路上的坎农盖特（Canongate）教堂左边，有一块碧草茵茵的墓地，墓碑顺势镶嵌在墙壁上，上面写着：《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中，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通常并不会考虑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好处。亚当·斯密以其天才的洞察力看破市场的秘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那手就是供求规律。他说：“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有人据此认为亚当·斯密只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师。但后来，他又写了一部观点与此相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伦理学著作，他一生中共修订过六次。他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他发出疾呼：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
可惜，尽人皆知《国富论》，很多人却没有听说过《道德情操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道德情操不仅是关于财富分配的，同样有关财富的生产。
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视商业的伦理道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在《论语》中探讨义利的关系。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范蠡，却体现了“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富而有德，这成为他留给中国企业家的宝贵思想遗产。
我们今天讲“儒商”，其实就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和全球化坐标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在讲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讲“企业公民”。康德说：“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种，企业、企业家和其他类型的公民一样都对社会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可以并且应该帮助社会和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在一个社会当中，由于每个人能力、机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必然有一些人是居于弱势群体地位。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儒家，众生平等的佛教，还是宣扬博爱的基督教，都认为一个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负有扶助的责任，此义中外皆然。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诺斯曾这样说过：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黏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