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在《读者》上刊文说，当年我初进大学时，台湾依然贫穷，台大学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学生搭车都不排队，只要车一来，大家就一拥而上。这种情况被一个美国留学生写成一封读者来信登在报上，文章认为台大是台湾的最高学府，而学生连排队乘车的公德心都没有。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台大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发起了“台大学生自觉道德运动”。运动的压力的确使学生在等公交车时排队了，但公交车一来，排的队立刻大乱，大家还是一拥而上。
　　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供需不平衡的经济问题。当时公交车的供给少，等一班车要十几二十分钟，错过一班就会误很多事，拼了命地抢上公交车当然会成为常态。就像今天，台湾的交通工具选择已多，坐公交车的已少，没人叫他排队他也会排队。这并不是现在的人变得比较有道德，而是整个交通工具的供需关系已经完全改变。
　　道德虽和许多问题有关，但它不是每种问题的根源，用道德谈问题，通常只会愈谈愈糟。贪污问题就是一例。西方认为贪腐乃是政府的秘密所造成的，这也是西方的反贪特别强调政府必须透明的原因。北欧的瑞典之所以贪腐率低，就是因为瑞典的政治透明度举世第一。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以透明度来思考贪污问题，自古以来，我们是以道德来谈贪污问题。我们认为要防止贪污，就必须提高官吏的道德水准，使他们有一种清廉如水的节操，才可以一介不取。这些都是道德性手段，而不是制度性手段，所以才出现大家都说自己清廉，但总有人阳奉阴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