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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进城农民工受到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歧视，其中社会性歧视造成的身心伤害更加直接、更加深刻。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但是反歧视群体意识相对较弱、尚处萌芽状态，即集体联合反抗歧视的可能性还比较小。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也有各种不同的反歧视行为，使用最多的是日常抗争行为，另外还有以理抗争行为和过激抗争行为。日常抗争行为有背后辱骂、暗中破坏、偷懒怠工、假装糊涂等不同形式，这类反歧视行为需付出的成本代价低，且不需与其他人联合行动，却能在较大程度上获得心理平衡。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反歧视意识和反歧视行为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新生代要比老一代具有更加强烈的反歧视意识，也更加容易产生反歧视行为。
关键词：进城农民工；受歧视情况；反歧视意识；反歧视行为；户籍制度改革；转移农民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新型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88-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体开始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已达26261万人。毋庸置疑，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之路却充满了挫折与沮丧，在工作中、生活中、交往中经常遭受来自城市社会的各种歧视。
回顾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局外人”的“客位”视角，研究进城农民工受到哪些歧视、为何受到歧视以及如何化解歧视。关于农民工受歧视的表现，大体上有三种归类方式：第一种是制度性歧视与社会性歧视的分类方式，徐勇等认为，当前农民工同时受到这两种歧视，但社会性歧视可能要比制度性歧视更具破坏性也更难以消除；徐勇、项继权：《消除对农民工的制度歧视与社会排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二种是经济歧视、政治歧视、社会歧视、文化歧视的分类方式；第三种是劳动就业歧视、社会保障歧视、子女教育歧视、日常生活歧视的分类方式，其中关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研究最多。关于农民工受歧视的原因。一是从社会制度找原因。周大鸣等认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就业制度、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其他二元制度，它们和户籍制度一道形成了对农民工的歧视。周大鸣、刘朝晖：《制度性歧视与社会公正——以厦门农民工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二是从城市居民身上找原因。城市居民要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么对农民工存有偏见，要么虚荣盲目自大，从而对农民工产生各种歧视。三是从农民工自身找原因。朱力认为，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譬如素质不高、适应力弱、过客“心态”等，也是受歧视的重要原因。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四是从媒体报道上找原因。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工受歧视。关于解决歧视问题的对策。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一是消除制度歧视，给予农民工平等公民待遇；二是转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偏见；三是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综合素质；四是纠正媒体舆论报道的片面性。
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很少以“局内人”的“主位”视角，即很少站在农民工群体这边，去深入研究他（她）们对于来自城市社会的各种歧视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以及行为反应。本研究试图改变这种立场，站在农民工角度去研究他（她）们眼中的歧视有哪些、对这些歧视有何感受、又有什么样的行为反应或应对之法，侧重研究农民工对歧视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行为。
二、研究的方法
为了全面、客观、真实地得到一些研究结论，本课题采用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浙江省L区的进城农民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
（一）问卷调查法
调查问卷主要围绕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受歧视经历、反歧视意识、反歧视行为等方面进行具体设计，以偶遇抽样方式向农民工发放问卷400份，由其自主填写并当场收回，回收有效问卷320份，有效率800%。调查对象的构成情况如下：性别构成，男性203人（占634%），女性117人（占366%）；年龄构成，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之后出生）235人（占734%），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之前出生）85人（占266%）；学历构成，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有266人（占831%），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有54人（占169%）。最后，通过SPSS软件进行相对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个案访谈法
采用结构式访谈方式，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访谈：在城市社会遇到过哪些歧视经历？对歧视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对歧视有什么样的反抗行为？共访谈了15位进城农民工，其中：男性10人，女性5人；新生代农民工10人，老一代农民工5人；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11人，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4人。
（三）文献分析法
除一手资料外，本研究也注重现存文献资料、统计资料的收集分析。通过学术期刊网的检索查阅，对涉及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已往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从中得到了诸多思考与启示，进一步厘清了研究方向。此外，还通过走访L区的统计、流管、公安等部门，收集了近年来区内涉及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相关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
三、进城农民工的受歧视情况
（一）受歧视经历
所谓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的成员而对他（她）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它常常以身份、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社会成员有区别地对待。一般而言，歧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制度性歧视，即法律和制度上的不公平，另一种是社会性歧视，即在观念上、心理上以及文化上形形色色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歧视和排斥，从本质上说，制度性歧视要比社会性歧视恶劣得多，但社会性歧视往往对社会稳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从社会实践上看，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的歧视是双重歧视。调查发现，102位（占319%）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经常受歧视”，169位（占528%）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有时受歧视”，另有49位（占153%）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没有或很少受歧视”，可见，大部分农民工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 （二）制度性歧视
在我国成立初期，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是不受限制的，但在接下来的不到10年（1951-1958）的时间里，户籍制度开始逐步建立并不断强化。1951年公安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7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了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而1958-1984年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更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强化和巩固了这种超稳定型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国人的社会身份、职业类型、居住区域开始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农民身份的人在农村“种田”，工人身份的人在城市“做工”，干部身份的人在政府机关“做官”，与之相应的是多达14种制度来确保这种制度性设计：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周大鸣、刘朝晖：《制度性歧视与社会公正——以厦门农民工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总之，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居民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就业机会、教育权利以及社会保障福利待遇，造成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身份隔离，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也是进城农民工受到制度性歧视的根源所在。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僵化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逐步松动，目前形成了超过26亿的庞大农民工群体，但城乡居民二元身份待遇始终顽固存在、未能消除，尤其体现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等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进城农民工与以往不同，开始对制度性歧视或者说受歧视背后的结构制度因素有了更多的认识，在回答“进城农民工受歧视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168位（占525%）进城农民工认为是“政府政策不合理”，103位（占322%）进城农民工认为是“城市居民具有偏见”，49位（占153%）进城农民工认为是“进城农民工自身原因”。访谈个案7（河南人，男，32岁，高中毕业，出租车司机）：“我高中毕业后，在广东、浙江等地干过多份工作，接触过很多的城里人和外地人，自己也受过各种歧视，外来人口之所以受歧视，我看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外来人口自身素质差，小偷小摸，行为邋遢，有些城市居民自以为是，好像高人一等似的，但最重要还是政府政策没搞好、政策不公平，同样是中国人，凭什么城里人与农村人不一样，凭什么本地人与外地人不一样，要是政策搞好了，我们外来人口就不会这么受歧视了。”
（三）社会性歧视
社会学家李强认为，在进城农民工所遭受的各种歧视中，虽然制度性歧视最具实质性，但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却并不如在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所遭受的社会性歧视那么强，究其原因，社会性歧视直接伤害了他（她）们的人格尊严，因而印象更加深刻、感受更加强烈。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调查发现，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生活场所中，204位（占627%）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语言轻蔑”，167位（占523%）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有意回避”，215位（占672%）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交往歧视”，180位（占561%）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人格侮辱”。
1语言轻蔑。一些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城市居民，常常自以为是，有意蔑视农民工，给农民工起一些不尊重人的“绰号”，讲一些刺伤农民工的话。访谈个案11（安徽人，女，36岁，小学毕业，保洁员）：“城里人总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搞卫生的，跟我们说话什么的很不客气。在工作时，他们老是很大声地叫‘喂’、‘搞卫生的’，呼来喝去的。在平常生活时，又老是叫我们‘外地人’，甚至有些人叫得更难听，什么‘外路鬼’，真是气死人了！”
2有意回避。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某些城市居民在一些公共场合见到衣着打扮像农民工的人，有意地绕过去躲开，甚至作出掩鼻的动作，嫌对方不整洁、有气味，以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地位。访谈个案6（安徽人，男，42岁，小学毕业，建筑工）：“我们农民工总是被城里人瞧不起。在外面超市买东西时，旁边的人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好像我们是小偷似的。坐公交车，别人也都不靠近，会保持一定距离，好像我们是脏的、臭的。这种感觉很难受。”
3交往歧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因为语言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也常常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排斥与歧视，导致很难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访谈个案13（贵州人，女，27岁，初中毕业，服务员）：“我们一般都是与老乡或者同事交往，很少与本地人往来，讨厌本地人总是询问出身，好像外地人、农民出身就是低人一等一样。我现在租住的是本地人的房子，但感觉房东还有周边的本地人对我们比较冷漠，说话也不客气，没有人情味，很难融入进去，我们始终都是外地人。”
4人格侮辱。农民工还经常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甚至遭到人身肢体攻击，严重损害人格尊严，严重伤害身心健康。访谈个案14（安徽人，女，43岁，小学毕业，清洁工）：“我们清洁工很多都是外地的，起早摸黑，赚钱又少，还总是被城里人看不起甚至还被打呢。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街上打扫卫生，当时感觉挺累，心情也不大好，看到一车主从车里把垃圾扔在刚扫的地上，我也不知怎么了（一般都忍了，顶多在心理抱怨一下），就去跟车主评理，那车主是个男的本地人，见我是一扫地的，就满口难听的本地话骂过来，我也真是气急了、还了嘴，结果那个男的就像发疯似得动手打我……我到现在也不敢与老公、孩子讲，怕他们会去拼命。”
四、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
（一）反歧视个体意识较强 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必然会产生某种心理反应。调查发现，作为单一个体，进城农民工对各种歧视具有较强的反歧视意识。在回答“面对各种社会歧视，你会有什么反应？”时，744%的农民工表示“强烈反对”，203%的农民工表示“比较反对”，53%的农民工表示“无所谓”（详见表1）。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具有较大差异性，新生代要比老一代强烈得多，830%的新生代对歧视表示“强烈反对”，而老一代则只有506%，此外，老一代对歧视表示“无所谓”的比例是新生代的3倍多。
表1：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个体意识情况（单位：人）
变量强烈反对比较反对无所谓
老一代农民工43（506%）33（388%）9（106%）
新生代农民工195（830%）32（136%）8（34%）
总体情况238（744%）65（203%）17（53%）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两者的诉求取向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大多是“生存型诉求”，在城市主要目的是赚钱养家，重心在老家，最终是要回老家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默认忍受的要多一些。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发展型诉求”，在城市不仅要赚钱还要落地生根，要求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有着更加强烈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所以对歧视有更为强烈的反抗意识。访谈个案1（安徽人，男，25岁，高中毕业，工厂技工）：“我对城里人的歧视非常反感，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实际还不都是中国人，凭什么我们外地人就要低一等。……我在城里也生活习惯了，每次回到老家都感觉挺不适应的，在家没过几天就想回城里，以后也准备在城里长期生活。”
（二）反歧视群体意识较弱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认为，群体意识的形成和存在，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合理地、自觉地了解本群体利益；否定或者抗拒另一群体的利益；准备用集体的手段达成本群体的利益。[美]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364页。根据这三个条件，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尽管进城农民工已认识到本群体普遍受到歧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抗拒城市居民群体，但是集体联合反抗歧视的意识比较微弱，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反抗歧视的可能性还比较小。在回答“如果看到其他进城务工人员受到歧视，你会怎么办？”时，只有88%的农民工表示会“帮助反抗”，503%的农民工“表示同情”，还有409%的农民工则“没有反应”（详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呈现出更强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示“帮助反抗”的比例是老一代的2倍多，但也仅仅只占新生代农民工的102%。
表2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情况（单位：人）
变量帮助反抗表示同情没有反应
老一代农民工4（47%）32（376%）49（577%）
新生代农民工24（102%）129（549%）82（349%）
总体情况28（88%）161（503%）131（409%）
五、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
进城农民工在反歧视意识的驱动下必然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歧视行为。关于弱势群体的反抗或抗争，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专门研究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譬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认为这类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也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的。[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部分第2-3页。国内不同学者也提出了各种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补充的解释框架，譬如：于建嵘的“以法抗争”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文史博览（理论）》，2008年第12期。、应星的“以气抗争”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董海军的“以势抗争”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黄振辉的“表演式抗争”黄振辉：《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以及郭于华、沈原等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厂专制主义政体”的抗争郭于华、沈原、潘毅、卢晖临：《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4月号。，等等。为了解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本文在上述抗争形式的基础上，预设了过激抗争行为、以理抗争行为、日常抗争行为等三种反抗形式。
调查发现，在回答“面对歧视，你曾经有过哪些反歧视行为？”时，进城农民工使用最多的是“日常抗争行为”，其次是“以理抗争行为”，最后是“过激抗争行为”。同时，在“日常抗争行为”的具体形式中，588%的农民工使用过“背后辱骂”，306%的农民工使用过“暗中破坏”，303%的农民工使用过“偷懒怠工”，281%的农民工使用过“假装糊涂”（详见表3）。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总体上看，新生代要比老一代更容易产生各类反歧视行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使用“以理抗争行为”的比例差不多是老一代的2倍，新生代唯一比老一代发生要少的反歧视行为是“日常抗争行为”中的“假装糊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是一致的，他（她）们更加积极地争取自身权利，而不甘于默认忍受与假装糊涂。
表3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情况（单位：人）
变量过激抗争行为以理抗争行为日常抗争行为
背后辱骂暗中破坏偷懒怠工假装糊涂其他行为
老一代 农民工 6（71%）7（82%）43（506%）21（247%）23（271%） 28（330%）5 （59%）
新生代农民工 21（89%）34（145%）145（617%）77（328%）74（315%）62（264%）15 （64%）
总体情况27（84%）41（128%）188（588%）98（306%）97（303%）90（281%）20 （63%）
（一）过激抗争行为
过激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通过比较极端的方式来反抗歧视，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与城市居民发生肢体冲突甚至造成人身伤害，另一种是因受辱而对自身作出自残行为甚至自杀，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是非理性行为，结局都令人痛惜。访谈个案5（江西人，男，21岁，初中学历，工厂工人）：“我有一个江西老乡曾一起在厂里打工，他比较老实话也不多，厂里有几个本地人就经常欺负和笑话他。有一次，一个本地人又指使他，说了句很难听的话，什么‘外路鬼，死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的老乡那天也不知哪来的气，顶了回去，结果当场被那个本地人打了。老乡那天越想越气，喝了酒，当天晚上把那个本地人捅了一刀，还好没死，被关了十几天，还赔了几万块，现在也不在这边打工了。”
（二）以理抗争行为
以理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通过“讲道理”这一“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反抗歧视，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与城市居民“讲道理”，驳斥城市居民歧视行为的不合适、不合理，另一种是指向“父母官”政府部门要求平等公平对待、不能歧视农民工，这是比较理性的反歧视行为，但是只有128%农民工曾有过这种反歧视行为。访谈个案3（江西人，男，25岁，高中学历，工厂技工）：“我有一位老乡是代表流动人口的议政员L区在2008年建立了“流动人口圆桌议政制度”，让那些在流动人口群体中具有一定声望与影响力的流动人口担任议政员，然后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圆桌议政会议，由议政员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流动人口的有关诉求与问题，以此来保障流动人口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详见杨富平：《流动人口的诉求表达与矛盾化解机制——台州市路桥区“流动人口圆桌议政制度”的实践与思考》，《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2年第1辑。，我们老乡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聊到外地人受歧视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凭什么本地人就好像高人一等，我们外地人难道天生就是低等人，专由本地人欺负吗？我们就让那位议政员老乡把这个问题向政府部门提提，能不能平等对待我们外地人，不再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后来他也多次向政府部门提了反对歧视的建议。”
（三）日常抗争行为
日常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通过“日常形式的斗争”来反抗歧视，譬如：背后辱骂、暗中破坏、偷懒怠工、假装糊涂等等，这类反抗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很低，也不需要与其他人联合行动，有点类似“阿Q精神疗法”，但却能在较大程度上让人发泄怨气怒气、获得心理平衡，这也是当前农民工经常使用的反歧视行为。
1背后辱骂。农民工受到歧视后，虽没有当面回击，但在背后对歧视者进行辱骂讽刺，譬如在老乡聚会聊天时说些本地居民的“坏话”，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舒畅。这是农民工使用最多的一种日常反歧视行为。访谈个案15（四川人，女，23岁，初中毕业，服务员）：“我在酒店做服务员，那些城里人一点也不尊重我们外地打工的，就好像我们是下人一样，对我们指手划脚，也没有好脸色，我们感觉心里挺难受的。但是，我们服务员有时也会在背后嘲笑那些人，比如笑话他们的长相、说话的方式、做作的姿态等等，谁叫他们这样对我们啊。”
2暗中破坏。农民工受歧视后心生恨意，于是对直接歧视人或者其他本地居民的物品进行一些“搞破坏”，以达到出气泄愤的目的。访谈个案10（湖南人，男，43岁，小学毕业，安装工）：“我以前住在一户人家的车库里，边上有户本地人老看不起我，嫌我是外地人，总用轻蔑怀疑的眼光看人，于是我看他也挺不顺眼的。他在家门口种了一些花草，有时在晚上趁他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故意弄坏一些花草，有一次还砸了一个花盆。虽然这样做不太好，但是他错在先，就不应该这样看不起人。”
3偷懒怠工。农民工在工作中受到老板的歧视，尽管很少当面顶撞，但常常会用消极偷懒怠工的方式作出反抗，宣泄自己的一些怨气。访谈个案9（四川人，男，45岁，小学毕业，建筑工）：“老板是本地人，看不起我们，经常骂我们，把我们当牛做马，只顾着自己赚钱发财。我们有时会背后讲讲老板的坏话，老板在的时候干得勤快，老板不在我们就故意偷偷懒，随手也拿点东西，谁叫他这么待人，我们打工的给他卖命，不值得啊。”
4假装糊涂。与默认忍受的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不同，假装糊涂是农民工面对针对自己的歧视却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一般也就不会生闷气。访谈个案4（吉林人，男，30岁，高中学历，销售员）：“作为推销员，又是外地人，不会讲这里的土话，所以在工作时难免受到本地人的各种歧视。我应对歧视的一个方法，就是假装不知道，当作看不见，装糊涂了事。这样至少可以少生些气，否则真是要气死了。”
六、总结与讨论
（一）主要的研究发现
1当前进城农民工普遍认为自身受到歧视，这种歧视是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歧视。但相比制度性歧视，诸如语言轻蔑、有意回避、交往歧视、人格侮辱等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歧视，给农民工造成的身心伤害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值得注意的是，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对歧视背后的结构制度性因素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就是说，农民工已意识到“政府政策不合理是造成他（她）们受歧视的主要原因”。
2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作为单个个体，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歧视意识，即反歧视个体意识较为强烈。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反歧视群体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农民工集体联合反抗歧视的意识还比较弱，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反抗歧视的可能性还比较低。此外，无论是反歧视个体意识还是群体意识，新生代农民工都要比老一代农民工强烈。
3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采用了日常抗争、以理抗争、过激抗争等反歧视行为，其中，背后辱骂、暗中破坏、偷懒怠工、假装糊涂等日常抗争行为使用得最为频繁，因为这类反歧视抗争行为所需付出的代价成本很低，也无需与其他人联合行动，并且能在较大程度上让他（她）们宣泄怨气怒气、获得心理平衡。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反歧视行为，使用更多的“以理抗争行为”，但使用更少的“假装糊涂”这一日常抗争行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
（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对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当前反歧视群体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是否会逐步增强，影响反歧视群体意识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探讨。
2假如进城农民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歧视背后的结构制度因素”，反歧视群体意识也开始不断增加，集体反歧视行为也开始不断出现，这时，政府部门应该如何作出有效应对？
3反歧视的“过激抗争行为”尽管发生还不是很多，但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因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破坏性行为。我们应思考，如何尽可能引导农民工多采取一些“以理抗争行为”或者“以法抗争行为”，即通过制度化的合法渠道去反抗歧视乃至消除歧视。
（责任编辑：王宁）
关键词：进城农民工；受歧视情况；反歧视意识；反歧视行为；户籍制度改革；转移农民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新型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88-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体开始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已达26261万人。毋庸置疑，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之路却充满了挫折与沮丧，在工作中、生活中、交往中经常遭受来自城市社会的各种歧视。
回顾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局外人”的“客位”视角，研究进城农民工受到哪些歧视、为何受到歧视以及如何化解歧视。关于农民工受歧视的表现，大体上有三种归类方式：第一种是制度性歧视与社会性歧视的分类方式，徐勇等认为，当前农民工同时受到这两种歧视，但社会性歧视可能要比制度性歧视更具破坏性也更难以消除；徐勇、项继权：《消除对农民工的制度歧视与社会排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二种是经济歧视、政治歧视、社会歧视、文化歧视的分类方式；第三种是劳动就业歧视、社会保障歧视、子女教育歧视、日常生活歧视的分类方式，其中关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研究最多。关于农民工受歧视的原因。一是从社会制度找原因。周大鸣等认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就业制度、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其他二元制度，它们和户籍制度一道形成了对农民工的歧视。周大鸣、刘朝晖：《制度性歧视与社会公正——以厦门农民工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二是从城市居民身上找原因。城市居民要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么对农民工存有偏见，要么虚荣盲目自大，从而对农民工产生各种歧视。三是从农民工自身找原因。朱力认为，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譬如素质不高、适应力弱、过客“心态”等，也是受歧视的重要原因。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四是从媒体报道上找原因。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工受歧视。关于解决歧视问题的对策。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一是消除制度歧视，给予农民工平等公民待遇；二是转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偏见；三是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综合素质；四是纠正媒体舆论报道的片面性。
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很少以“局内人”的“主位”视角，即很少站在农民工群体这边，去深入研究他（她）们对于来自城市社会的各种歧视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以及行为反应。本研究试图改变这种立场，站在农民工角度去研究他（她）们眼中的歧视有哪些、对这些歧视有何感受、又有什么样的行为反应或应对之法，侧重研究农民工对歧视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行为。
二、研究的方法
为了全面、客观、真实地得到一些研究结论，本课题采用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浙江省L区的进城农民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
（一）问卷调查法
调查问卷主要围绕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受歧视经历、反歧视意识、反歧视行为等方面进行具体设计，以偶遇抽样方式向农民工发放问卷400份，由其自主填写并当场收回，回收有效问卷320份，有效率800%。调查对象的构成情况如下：性别构成，男性203人（占634%），女性117人（占366%）；年龄构成，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之后出生）235人（占734%），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之前出生）85人（占266%）；学历构成，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有266人（占831%），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有54人（占169%）。最后，通过SPSS软件进行相对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个案访谈法
采用结构式访谈方式，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访谈：在城市社会遇到过哪些歧视经历？对歧视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对歧视有什么样的反抗行为？共访谈了15位进城农民工，其中：男性10人，女性5人；新生代农民工10人，老一代农民工5人；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11人，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4人。
（三）文献分析法
除一手资料外，本研究也注重现存文献资料、统计资料的收集分析。通过学术期刊网的检索查阅，对涉及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已往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从中得到了诸多思考与启示，进一步厘清了研究方向。此外，还通过走访L区的统计、流管、公安等部门，收集了近年来区内涉及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相关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
三、进城农民工的受歧视情况
（一）受歧视经历
所谓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的成员而对他（她）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它常常以身份、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社会成员有区别地对待。一般而言，歧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制度性歧视，即法律和制度上的不公平，另一种是社会性歧视，即在观念上、心理上以及文化上形形色色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歧视和排斥，从本质上说，制度性歧视要比社会性歧视恶劣得多，但社会性歧视往往对社会稳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从社会实践上看，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的歧视是双重歧视。调查发现，102位（占319%）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经常受歧视”，169位（占528%）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有时受歧视”，另有49位（占153%）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没有或很少受歧视”，可见，大部分农民工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 （二）制度性歧视
在我国成立初期，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是不受限制的，但在接下来的不到10年（1951-1958）的时间里，户籍制度开始逐步建立并不断强化。1951年公安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7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了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而1958-1984年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更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强化和巩固了这种超稳定型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国人的社会身份、职业类型、居住区域开始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农民身份的人在农村“种田”，工人身份的人在城市“做工”，干部身份的人在政府机关“做官”，与之相应的是多达14种制度来确保这种制度性设计：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周大鸣、刘朝晖：《制度性歧视与社会公正——以厦门农民工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总之，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居民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就业机会、教育权利以及社会保障福利待遇，造成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身份隔离，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也是进城农民工受到制度性歧视的根源所在。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僵化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逐步松动，目前形成了超过26亿的庞大农民工群体，但城乡居民二元身份待遇始终顽固存在、未能消除，尤其体现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等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进城农民工与以往不同，开始对制度性歧视或者说受歧视背后的结构制度因素有了更多的认识，在回答“进城农民工受歧视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168位（占525%）进城农民工认为是“政府政策不合理”，103位（占322%）进城农民工认为是“城市居民具有偏见”，49位（占153%）进城农民工认为是“进城农民工自身原因”。访谈个案7（河南人，男，32岁，高中毕业，出租车司机）：“我高中毕业后，在广东、浙江等地干过多份工作，接触过很多的城里人和外地人，自己也受过各种歧视，外来人口之所以受歧视，我看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外来人口自身素质差，小偷小摸，行为邋遢，有些城市居民自以为是，好像高人一等似的，但最重要还是政府政策没搞好、政策不公平，同样是中国人，凭什么城里人与农村人不一样，凭什么本地人与外地人不一样，要是政策搞好了，我们外来人口就不会这么受歧视了。”
（三）社会性歧视
社会学家李强认为，在进城农民工所遭受的各种歧视中，虽然制度性歧视最具实质性，但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却并不如在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所遭受的社会性歧视那么强，究其原因，社会性歧视直接伤害了他（她）们的人格尊严，因而印象更加深刻、感受更加强烈。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调查发现，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生活场所中，204位（占627%）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语言轻蔑”，167位（占523%）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有意回避”，215位（占672%）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交往歧视”，180位（占561%）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过“人格侮辱”。
1语言轻蔑。一些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城市居民，常常自以为是，有意蔑视农民工，给农民工起一些不尊重人的“绰号”，讲一些刺伤农民工的话。访谈个案11（安徽人，女，36岁，小学毕业，保洁员）：“城里人总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搞卫生的，跟我们说话什么的很不客气。在工作时，他们老是很大声地叫‘喂’、‘搞卫生的’，呼来喝去的。在平常生活时，又老是叫我们‘外地人’，甚至有些人叫得更难听，什么‘外路鬼’，真是气死人了！”
2有意回避。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某些城市居民在一些公共场合见到衣着打扮像农民工的人，有意地绕过去躲开，甚至作出掩鼻的动作，嫌对方不整洁、有气味，以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地位。访谈个案6（安徽人，男，42岁，小学毕业，建筑工）：“我们农民工总是被城里人瞧不起。在外面超市买东西时，旁边的人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好像我们是小偷似的。坐公交车，别人也都不靠近，会保持一定距离，好像我们是脏的、臭的。这种感觉很难受。”
3交往歧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因为语言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也常常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排斥与歧视，导致很难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访谈个案13（贵州人，女，27岁，初中毕业，服务员）：“我们一般都是与老乡或者同事交往，很少与本地人往来，讨厌本地人总是询问出身，好像外地人、农民出身就是低人一等一样。我现在租住的是本地人的房子，但感觉房东还有周边的本地人对我们比较冷漠，说话也不客气，没有人情味，很难融入进去，我们始终都是外地人。”
4人格侮辱。农民工还经常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甚至遭到人身肢体攻击，严重损害人格尊严，严重伤害身心健康。访谈个案14（安徽人，女，43岁，小学毕业，清洁工）：“我们清洁工很多都是外地的，起早摸黑，赚钱又少，还总是被城里人看不起甚至还被打呢。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街上打扫卫生，当时感觉挺累，心情也不大好，看到一车主从车里把垃圾扔在刚扫的地上，我也不知怎么了（一般都忍了，顶多在心理抱怨一下），就去跟车主评理，那车主是个男的本地人，见我是一扫地的，就满口难听的本地话骂过来，我也真是气急了、还了嘴，结果那个男的就像发疯似得动手打我……我到现在也不敢与老公、孩子讲，怕他们会去拼命。”
四、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
（一）反歧视个体意识较强 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必然会产生某种心理反应。调查发现，作为单一个体，进城农民工对各种歧视具有较强的反歧视意识。在回答“面对各种社会歧视，你会有什么反应？”时，744%的农民工表示“强烈反对”，203%的农民工表示“比较反对”，53%的农民工表示“无所谓”（详见表1）。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具有较大差异性，新生代要比老一代强烈得多，830%的新生代对歧视表示“强烈反对”，而老一代则只有506%，此外，老一代对歧视表示“无所谓”的比例是新生代的3倍多。
表1：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个体意识情况（单位：人）
变量强烈反对比较反对无所谓
老一代农民工43（506%）33（388%）9（106%）
新生代农民工195（830%）32（136%）8（34%）
总体情况238（744%）65（203%）17（53%）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两者的诉求取向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大多是“生存型诉求”，在城市主要目的是赚钱养家，重心在老家，最终是要回老家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默认忍受的要多一些。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发展型诉求”，在城市不仅要赚钱还要落地生根，要求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有着更加强烈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所以对歧视有更为强烈的反抗意识。访谈个案1（安徽人，男，25岁，高中毕业，工厂技工）：“我对城里人的歧视非常反感，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实际还不都是中国人，凭什么我们外地人就要低一等。……我在城里也生活习惯了，每次回到老家都感觉挺不适应的，在家没过几天就想回城里，以后也准备在城里长期生活。”
（二）反歧视群体意识较弱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认为，群体意识的形成和存在，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合理地、自觉地了解本群体利益；否定或者抗拒另一群体的利益；准备用集体的手段达成本群体的利益。[美]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364页。根据这三个条件，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尽管进城农民工已认识到本群体普遍受到歧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抗拒城市居民群体，但是集体联合反抗歧视的意识比较微弱，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反抗歧视的可能性还比较小。在回答“如果看到其他进城务工人员受到歧视，你会怎么办？”时，只有88%的农民工表示会“帮助反抗”，503%的农民工“表示同情”，还有409%的农民工则“没有反应”（详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呈现出更强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示“帮助反抗”的比例是老一代的2倍多，但也仅仅只占新生代农民工的102%。
表2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情况（单位：人）
变量帮助反抗表示同情没有反应
老一代农民工4（47%）32（376%）49（577%）
新生代农民工24（102%）129（549%）82（349%）
总体情况28（88%）161（503%）131（409%）
五、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
进城农民工在反歧视意识的驱动下必然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歧视行为。关于弱势群体的反抗或抗争，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专门研究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譬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认为这类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也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的。[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部分第2-3页。国内不同学者也提出了各种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补充的解释框架，譬如：于建嵘的“以法抗争”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文史博览（理论）》，2008年第12期。、应星的“以气抗争”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董海军的“以势抗争”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黄振辉的“表演式抗争”黄振辉：《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以及郭于华、沈原等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厂专制主义政体”的抗争郭于华、沈原、潘毅、卢晖临：《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4月号。，等等。为了解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本文在上述抗争形式的基础上，预设了过激抗争行为、以理抗争行为、日常抗争行为等三种反抗形式。
调查发现，在回答“面对歧视，你曾经有过哪些反歧视行为？”时，进城农民工使用最多的是“日常抗争行为”，其次是“以理抗争行为”，最后是“过激抗争行为”。同时，在“日常抗争行为”的具体形式中，588%的农民工使用过“背后辱骂”，306%的农民工使用过“暗中破坏”，303%的农民工使用过“偷懒怠工”，281%的农民工使用过“假装糊涂”（详见表3）。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总体上看，新生代要比老一代更容易产生各类反歧视行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使用“以理抗争行为”的比例差不多是老一代的2倍，新生代唯一比老一代发生要少的反歧视行为是“日常抗争行为”中的“假装糊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是一致的，他（她）们更加积极地争取自身权利，而不甘于默认忍受与假装糊涂。
表3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情况（单位：人）
变量过激抗争行为以理抗争行为日常抗争行为
背后辱骂暗中破坏偷懒怠工假装糊涂其他行为
老一代 农民工 6（71%）7（82%）43（506%）21（247%）23（271%） 28（330%）5 （59%）
新生代农民工 21（89%）34（145%）145（617%）77（328%）74（315%）62（264%）15 （64%）
总体情况27（84%）41（128%）188（588%）98（306%）97（303%）90（281%）20 （63%）
（一）过激抗争行为
过激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通过比较极端的方式来反抗歧视，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与城市居民发生肢体冲突甚至造成人身伤害，另一种是因受辱而对自身作出自残行为甚至自杀，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是非理性行为，结局都令人痛惜。访谈个案5（江西人，男，21岁，初中学历，工厂工人）：“我有一个江西老乡曾一起在厂里打工，他比较老实话也不多，厂里有几个本地人就经常欺负和笑话他。有一次，一个本地人又指使他，说了句很难听的话，什么‘外路鬼，死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的老乡那天也不知哪来的气，顶了回去，结果当场被那个本地人打了。老乡那天越想越气，喝了酒，当天晚上把那个本地人捅了一刀，还好没死，被关了十几天，还赔了几万块，现在也不在这边打工了。”
（二）以理抗争行为
以理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通过“讲道理”这一“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反抗歧视，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与城市居民“讲道理”，驳斥城市居民歧视行为的不合适、不合理，另一种是指向“父母官”政府部门要求平等公平对待、不能歧视农民工，这是比较理性的反歧视行为，但是只有128%农民工曾有过这种反歧视行为。访谈个案3（江西人，男，25岁，高中学历，工厂技工）：“我有一位老乡是代表流动人口的议政员L区在2008年建立了“流动人口圆桌议政制度”，让那些在流动人口群体中具有一定声望与影响力的流动人口担任议政员，然后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圆桌议政会议，由议政员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流动人口的有关诉求与问题，以此来保障流动人口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详见杨富平：《流动人口的诉求表达与矛盾化解机制——台州市路桥区“流动人口圆桌议政制度”的实践与思考》，《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2年第1辑。，我们老乡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聊到外地人受歧视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凭什么本地人就好像高人一等，我们外地人难道天生就是低等人，专由本地人欺负吗？我们就让那位议政员老乡把这个问题向政府部门提提，能不能平等对待我们外地人，不再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后来他也多次向政府部门提了反对歧视的建议。”
（三）日常抗争行为
日常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通过“日常形式的斗争”来反抗歧视，譬如：背后辱骂、暗中破坏、偷懒怠工、假装糊涂等等，这类反抗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很低，也不需要与其他人联合行动，有点类似“阿Q精神疗法”，但却能在较大程度上让人发泄怨气怒气、获得心理平衡，这也是当前农民工经常使用的反歧视行为。
1背后辱骂。农民工受到歧视后，虽没有当面回击，但在背后对歧视者进行辱骂讽刺，譬如在老乡聚会聊天时说些本地居民的“坏话”，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舒畅。这是农民工使用最多的一种日常反歧视行为。访谈个案15（四川人，女，23岁，初中毕业，服务员）：“我在酒店做服务员，那些城里人一点也不尊重我们外地打工的，就好像我们是下人一样，对我们指手划脚，也没有好脸色，我们感觉心里挺难受的。但是，我们服务员有时也会在背后嘲笑那些人，比如笑话他们的长相、说话的方式、做作的姿态等等，谁叫他们这样对我们啊。”
2暗中破坏。农民工受歧视后心生恨意，于是对直接歧视人或者其他本地居民的物品进行一些“搞破坏”，以达到出气泄愤的目的。访谈个案10（湖南人，男，43岁，小学毕业，安装工）：“我以前住在一户人家的车库里，边上有户本地人老看不起我，嫌我是外地人，总用轻蔑怀疑的眼光看人，于是我看他也挺不顺眼的。他在家门口种了一些花草，有时在晚上趁他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故意弄坏一些花草，有一次还砸了一个花盆。虽然这样做不太好，但是他错在先，就不应该这样看不起人。”
3偷懒怠工。农民工在工作中受到老板的歧视，尽管很少当面顶撞，但常常会用消极偷懒怠工的方式作出反抗，宣泄自己的一些怨气。访谈个案9（四川人，男，45岁，小学毕业，建筑工）：“老板是本地人，看不起我们，经常骂我们，把我们当牛做马，只顾着自己赚钱发财。我们有时会背后讲讲老板的坏话，老板在的时候干得勤快，老板不在我们就故意偷偷懒，随手也拿点东西，谁叫他这么待人，我们打工的给他卖命，不值得啊。”
4假装糊涂。与默认忍受的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不同，假装糊涂是农民工面对针对自己的歧视却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一般也就不会生闷气。访谈个案4（吉林人，男，30岁，高中学历，销售员）：“作为推销员，又是外地人，不会讲这里的土话，所以在工作时难免受到本地人的各种歧视。我应对歧视的一个方法，就是假装不知道，当作看不见，装糊涂了事。这样至少可以少生些气，否则真是要气死了。”
六、总结与讨论
（一）主要的研究发现
1当前进城农民工普遍认为自身受到歧视，这种歧视是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歧视。但相比制度性歧视，诸如语言轻蔑、有意回避、交往歧视、人格侮辱等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歧视，给农民工造成的身心伤害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值得注意的是，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对歧视背后的结构制度性因素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就是说，农民工已意识到“政府政策不合理是造成他（她）们受歧视的主要原因”。
2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作为单个个体，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歧视意识，即反歧视个体意识较为强烈。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反歧视群体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农民工集体联合反抗歧视的意识还比较弱，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反抗歧视的可能性还比较低。此外，无论是反歧视个体意识还是群体意识，新生代农民工都要比老一代农民工强烈。
3面对歧视，进城农民工采用了日常抗争、以理抗争、过激抗争等反歧视行为，其中，背后辱骂、暗中破坏、偷懒怠工、假装糊涂等日常抗争行为使用得最为频繁，因为这类反歧视抗争行为所需付出的代价成本很低，也无需与其他人联合行动，并且能在较大程度上让他（她）们宣泄怨气怒气、获得心理平衡。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反歧视行为，使用更多的“以理抗争行为”，但使用更少的“假装糊涂”这一日常抗争行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
（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对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当前反歧视群体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农民工的反歧视群体意识是否会逐步增强，影响反歧视群体意识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探讨。
2假如进城农民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歧视背后的结构制度因素”，反歧视群体意识也开始不断增加，集体反歧视行为也开始不断出现，这时，政府部门应该如何作出有效应对？
3反歧视的“过激抗争行为”尽管发生还不是很多，但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因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破坏性行为。我们应思考，如何尽可能引导农民工多采取一些“以理抗争行为”或者“以法抗争行为”，即通过制度化的合法渠道去反抗歧视乃至消除歧视。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