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衍文先生,是我们夫妇在高等学校就读时的老师。先生轶事甚多,海上盛传,但颇多以讹承讹之处。由于我自毕业至今同先生往还不绝,所知自比道听途说者来得真切。如今撰写此文,于叙述亲见亲闻之际,正可借机纠谬订误,以期如实描绘出先生那可敬可爱、平凡而又不凡的形象。
教书独特治学严谨
先生学识渊博,又善于表达,上课时口讲指授,声若洪钟,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给我们讲古代文论,喜欢从各种资料的比较中引出自己的观点,逻辑严密,脉络厘然。课后我常向他请益,总是小叩大鸣,令人信服。先生还热忱地为学生修改诗文,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具体的指导。尤其使我没齿难忘的是,他通过交谈即可了解学生的程度。比如对于我,不但免去了古代文论课的考试,还破例打了98分。我因此而倍受鼓舞,决心不负先生的厚爱,立志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建树。十七年前,我主编《古诗文导读大全》,请先生赐序。他百忙中写了一篇分量很重的长序,其中说:“钱君曾从学于我,为学勤奋,教学认真,在语文教学方面颇有影响,今虽改弦易辙,从事新闻事业,而对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仍不忍弃之不顾。”接着便引佛氏“空桑不三宿,三宿必留情”为证,真是道出了我的心事。
同学们喜欢听先生上课,自然也关心有关先生的报道。但这些报道有真有假,如说先生少时即有“龙游才子”之称,因日寇流窜而失学,以识见受知于著名学人余绍宋先生,得入浙江省通志馆工作,这些都没有错。但某报有《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一文,说先生只读到小学毕业,全靠读字典成才,这就错了。先生是上了中学的,不过刚上学就碰上逃难,没有好好听过课而已。当然,读书需要工具书,但天底下究竟有谁单凭辞书就能成为学人的呢?此说为齐东野人之语无疑。记得有位教授曾说钱锺书先生平生只读《四库提要》,其荒谬可笑与之相同。
先生看到如今的吹捧大师之风,联想起以前运动中的批判资产阶级权威,毁誉虽异,其实质则同。大师绝不是通才,文有各体,术有专攻,而扬长避短,皆當有自知之明。毕加索是现代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一次和张大千见面,画了一幅国画给张看,虽然画得不像样,张不免违心称好,而毕加索竟因此自鸣得意起来,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先生认为此事当引以为鉴。
当今之世,许多不能写诗词古文的人却偏好附庸风雅,用其所短,好比一个连交谊舞都不会跳的人一上场就要跳芭蕾舞,委实可笑之至。为此先生曾写了《瞎写旧体诗词要不得》一文,对这种不懂装懂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又某名公自言古文不在三代以下,骈文不作魏晋以下语,先生听说,大感兴趣,待购得其书,却发觉其文似口吃人说话,格格不吐,不禁哑然失笑。又有一位熟人,写过不少吹捧名人旧体诗文的文字,初以为是无知瞎捧。后来方知其人实是懂行的,便写信规之。不料他却把这些话转告名人,弄得该名人老大不自在,自辩是旁人代写的。不过先生说,纵非己作,而居然不知其不通,还亲笔誊录,郑重钤印,意欲传之千秋万世,其于此道之隔膜也就可想而知了。实在多此一举。钱锺书先生在《与汪荣祖书》中所以讥为“俗学陋儒”,恐与此不无关系。
还有人把先生看做魏晋人物,如已故年轻学者胡河清即有此见,当时我也颇以为然。待至与先生接触多了,才觉此说未免皮相。先生尝说,他最羡慕的人物是《封神演义》中的陆压道人,这个矮个子虽力助武王伐纣,却从不受封任职,见了诸仙都分庭抗礼,可是他却万箭不能伤,诛仙阵、万仙阵未能害,这才是足以羡慕的真本领、真能耐。不过陆压道人只是《封神演义》作者自我寄托的幻影,任何人都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他无陆压的道行,遭遇却比陆压被套入“混元金斗”要惨得多。
历经磨难乐观豁达
先生自出生以来就一直灾难重重,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三日两病,四年卧床。且两遭军阀混战,两遭土匪抢劫,四遭日寇流窜。解放后初得安定,而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又遭受持续二十三年之久的沉重打击。身为僇民,无时不凶,无日不辱。意想不到还能苟延残喘至于今日。有人说他善于养生,又有人说他有一种善于生存的特异功能。谈及此题,先生引杜诗“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叹道:“纯属偶然而已。”这是连他自己,包括家人都意想不到的,这里面毫无玄妙可言。
本來先生自己以为无论如何是不能长寿的。他的曾祖终年三十六,祖父五十,而父亲也只有五十八。先生二十多岁结婚,医生曾予以劝阻,以为会加剧病情。但师母傅咸宜女士却不顾这些,只想与先生结婚后替这个独子生个儿子传续书香,于愿已足,并不计一旦做寡妇后怎么办的。在先生备受苦难的日子里,靠了她微薄的收入,再加上多方借贷,硬是将这个家支撑了下来。
先生说,他少时虽以对诗文的特识而受知于余绍宋先生,但这个也曾为之自负的识见却是毫无定力的。一旦为政治所挟,为时势所煽,就完全自我否定了。譬如也曾认为世界上只有马恩列斯才是绝对正确的,而鲁迅的正确也只在后期。又曾以为苏联的一切理论都必须遵之惟谨,凡与之歧异者则必须予以批判。又虔信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之说,所以后来见到某领导作风不正,忍不住私下对其提了点忠告,却不意为此遭到了灭顶之灾:罗织罪名,无中生有,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先生对我回忆旧事时说:想不到当时自己竟“左倾”如此,还会落得这步田地。简直是《红楼梦》中忠心耿耿的焦大,但二十三年的苦役则比焦大的一时被塞一嘴马粪不可同日而语。先生戴了“右派”帽子后被赶到农村监督劳动,由于经受不了日夜的奴役与逼供,申请自谋生活。殊不知自谋生活也只是一句空话。自从遣送回里弄,逼供的情况虽稍有好转,而依旧是监督劳动,什么事情都要做。倘若附近失窃,或发现什么“反动标语”,首先就是怀疑对象,提审时“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喝斥不绝于耳。每逢外宾来沪,或者国定假日来临,就被关起来,一日三餐由家属送饭;晚上不让入睡,逼着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认罪服罪。到了“文革”爆发,书籍书稿全抄,批斗陪斗无数,劳役中还时遭辱骂,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只是监外执行而已。说到这里,先生感叹地说,当时以为自己因幼稚病而受诬只是罕见的“个案”,谁知拨乱反正后,冤假错案纷纷平反,公布出来,方知像我一样幼稚甚至更为愚蠢的人比比皆是,真所谓“人间亦有痴于我”了。有定力如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人毕竟寥寥可数啊!况且即使是钱先生,有时也不得不在压力下有所妆点。
先生的这一思想转折,在其所作《雕虫诗话》后记中曾有所表述,这里姑不再赘述。但先生对诗文的识见虽有大逆转,而其人生观却始终不曾因时而变。说来不信,先生实际上是一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这自然与自小的人生坎坷、超限的监督劳动,以及无穷的屈辱和长期的伤病有关,但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不過,先生尽管悲观,却还是认同“好死不如歹活”这句俗谚。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先生說:我取其“静观”,而不取其“自得”,活着只是为了静观万物而已。我已是一个“十不全”的老人了,现在一日只吃两餐,过午不食,所食极少。主要原因是吃不下,而非为了养生。衣服也只取蔽体保暖,没有一套是好的,致人以不修边幅视之。日常唯一的排遣就是“读书”。《周易》上说到君子之于“易”,当“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先生则说他读书写作,无非也是“玩辞”、“玩事”和“玩理”而已。比照众辞,串连各事,辨析诸理,自能苦中得乐。先生在《书影摭记》一文中引用了陆放翁《示子聿》的“我老已无明日计,心存犹惜寸阴移”之句,正是先生现今的心境。 至于生死之际则求不拖累后辈,遗蜕则不求收拾。这层意思,先生在少作《雕虫诗话》中批评庄子“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之说时,就已表明过了
先生的著作手稿大都在十年浩劫中抄没。《春梦留痕诗稿》不知去向,劫余的少作《雕虫诗话》五卷见收于《民国诗话丛编》,已为高等学校文科列入教材。目前正作增订,并补入十余万字作为《后话》。已出的《寄庐杂笔》、《寄庐茶座》也准备有所增订。而1956年成稿,销路最广的《文学概论》,以有遵命的成分,先生已以敝屣视之。和其长子刘永翔教授合作的《袁枚〈续诗品〉详注》以及《古典文学鉴赏论》,都为高等学校的文科用作主要参考书或教材,台湾也有大学在采用,现在正在补订,加以充实,力图恢复初版时被他人删削了的内容和观点。至于《文学的艺术》,被窜改亦多,但因未留底稿,已难复旧观,只能将其中尚有可取者纳入《古典文学鉴赏论》的补订本。不过先生由于老病颓唐,进度特慢。我衷心希望能及时完成,以飨读者。但据我所知,先生最耿耿于怀的,是未能写成一部《中国诗学》,现仅写出二篇,自叹精力不济,难以完成了。
先生准备在了却上述工作后,再写一部《寄庐识疑》,把平生所见所闻,信而可征的怪异之事录下,或作剖析,或存其疑。据先生说,他的写法,不是《聊斋志异》刻画描写的续貂,也不是对《阅微草堂笔记》借题发挥的效颦,更不是对《子不语》有闻必录的学步,而是去伪存真,有所抉择,拈出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现象,以供时彦后贤深入研究之用。我不禁想起最近读到九十六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写的《走到人生边上》,她写到灵魂,觉得不可思议。先生说,他接触过许多有关灵魂的论述,自己也有所耳闻目睹,比杨先生知道得更多,但至今也不能明其究竟。将来在《识疑》都会一一详叙。
人誉“半仙”高深莫测
先生除玩文史哲、玩阴阳术数以外,还留意民间的思想习俗。认为这些方面,是上层人士关注不及,也无法理解的,然而在民间却是承传不绝。先生非常赞赏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要把某些缙绅耻言的东西搬上大学课堂的议论,虽然马克思很推崇巴尔扎克,但尊信马克思学说的国家却不能吸收巴尔扎克的这一建议,真是可惜。而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这些东西虽为正人君子所鄙薄,却也还有一些文献资料保存下来。先生常说,正史未必全真,野史未必全假,百家未可独尊一家,百草也各有其取用之道。《五行志》中所记、《数术略》中所收,未可一笔抹杀,少数民族地区的巫术也大有探索的余地。
先生于释道之理颇有所取资,于是就有人尊之为半仙或开悟者,其实先生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且从来不信这世间会有真正的悟道者。先生强调说,历史上记载的许多所谓悟道者,其实都是道其所道,自以为洞悉天人,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但先生又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主张渐知、渐进、渐纠、渐悟的。从不轻下结论。因为百错中也可能有一对,百是中何尝无一非,故宜多方考察,细加思辩。时代与时代之间,流派与流派之间固然有矛盾,但也不乏相通、相融的所在。以一人而论,前后矛盾自属寻常,而顷刻之间随口雌黄亦非罕见。先生与我们交谈时曾举出不少例证,写成文字的如《古人的自相矛盾》,就是一篇引入入胜的趣谈,令人受益匪浅。
尽管我知道先生于子平之术有深入的探索,而他却认为自己只有幼儿园的水平,连小学一年级的程度都没有。他曾为我推测过去未来,起初我心存疑惑,可领教了几回,却不能不使我转疑为信。比如我调动工作的成否与时间,都一一如其所断,令人吃惊。二十多年前,先生说我六十五岁时事业会有大发展,我根本不信,妻子说太虚无飘渺了,人都退休了,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如今我所从事的瓷器收藏和研究果真是越老越吃香,先生所断真是其验如神!我以为,先生预测的准确来自他为人的至诚。《中庸》里不是说过吗:“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但先生却笑对我说,关于人生的行藏倚伏,他是从一个有名的算命瞎子为人断命的只言片语中参悟出来的。但也仅此而已,对其推知人家父母的卒年、兄弟子女的数目等秘诀,都百计索解无从。这些方面是瞎子的专利,我们只能“问道于盲”了。佛家所说的“六通”之术,除“漏尽通”惟圣吾殆得以外,其余“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五通,凡人皆能得之。不过先生说,这些人功夫各有高低,且准确性也具有一定的限度,不可盲目听从的。
先生说,他虽然命宫磨蝎,一生困顿,但“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所失虽多,所得亦复不少,得于彼者必失于此,失于此者必得于彼,想来造物的安排还是公平的。
(作者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
责任编辑殷之俊
教书独特治学严谨
先生学识渊博,又善于表达,上课时口讲指授,声若洪钟,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给我们讲古代文论,喜欢从各种资料的比较中引出自己的观点,逻辑严密,脉络厘然。课后我常向他请益,总是小叩大鸣,令人信服。先生还热忱地为学生修改诗文,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具体的指导。尤其使我没齿难忘的是,他通过交谈即可了解学生的程度。比如对于我,不但免去了古代文论课的考试,还破例打了98分。我因此而倍受鼓舞,决心不负先生的厚爱,立志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建树。十七年前,我主编《古诗文导读大全》,请先生赐序。他百忙中写了一篇分量很重的长序,其中说:“钱君曾从学于我,为学勤奋,教学认真,在语文教学方面颇有影响,今虽改弦易辙,从事新闻事业,而对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仍不忍弃之不顾。”接着便引佛氏“空桑不三宿,三宿必留情”为证,真是道出了我的心事。
同学们喜欢听先生上课,自然也关心有关先生的报道。但这些报道有真有假,如说先生少时即有“龙游才子”之称,因日寇流窜而失学,以识见受知于著名学人余绍宋先生,得入浙江省通志馆工作,这些都没有错。但某报有《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一文,说先生只读到小学毕业,全靠读字典成才,这就错了。先生是上了中学的,不过刚上学就碰上逃难,没有好好听过课而已。当然,读书需要工具书,但天底下究竟有谁单凭辞书就能成为学人的呢?此说为齐东野人之语无疑。记得有位教授曾说钱锺书先生平生只读《四库提要》,其荒谬可笑与之相同。
先生看到如今的吹捧大师之风,联想起以前运动中的批判资产阶级权威,毁誉虽异,其实质则同。大师绝不是通才,文有各体,术有专攻,而扬长避短,皆當有自知之明。毕加索是现代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一次和张大千见面,画了一幅国画给张看,虽然画得不像样,张不免违心称好,而毕加索竟因此自鸣得意起来,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先生认为此事当引以为鉴。
当今之世,许多不能写诗词古文的人却偏好附庸风雅,用其所短,好比一个连交谊舞都不会跳的人一上场就要跳芭蕾舞,委实可笑之至。为此先生曾写了《瞎写旧体诗词要不得》一文,对这种不懂装懂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又某名公自言古文不在三代以下,骈文不作魏晋以下语,先生听说,大感兴趣,待购得其书,却发觉其文似口吃人说话,格格不吐,不禁哑然失笑。又有一位熟人,写过不少吹捧名人旧体诗文的文字,初以为是无知瞎捧。后来方知其人实是懂行的,便写信规之。不料他却把这些话转告名人,弄得该名人老大不自在,自辩是旁人代写的。不过先生说,纵非己作,而居然不知其不通,还亲笔誊录,郑重钤印,意欲传之千秋万世,其于此道之隔膜也就可想而知了。实在多此一举。钱锺书先生在《与汪荣祖书》中所以讥为“俗学陋儒”,恐与此不无关系。
还有人把先生看做魏晋人物,如已故年轻学者胡河清即有此见,当时我也颇以为然。待至与先生接触多了,才觉此说未免皮相。先生尝说,他最羡慕的人物是《封神演义》中的陆压道人,这个矮个子虽力助武王伐纣,却从不受封任职,见了诸仙都分庭抗礼,可是他却万箭不能伤,诛仙阵、万仙阵未能害,这才是足以羡慕的真本领、真能耐。不过陆压道人只是《封神演义》作者自我寄托的幻影,任何人都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他无陆压的道行,遭遇却比陆压被套入“混元金斗”要惨得多。
历经磨难乐观豁达
先生自出生以来就一直灾难重重,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三日两病,四年卧床。且两遭军阀混战,两遭土匪抢劫,四遭日寇流窜。解放后初得安定,而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又遭受持续二十三年之久的沉重打击。身为僇民,无时不凶,无日不辱。意想不到还能苟延残喘至于今日。有人说他善于养生,又有人说他有一种善于生存的特异功能。谈及此题,先生引杜诗“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叹道:“纯属偶然而已。”这是连他自己,包括家人都意想不到的,这里面毫无玄妙可言。
本來先生自己以为无论如何是不能长寿的。他的曾祖终年三十六,祖父五十,而父亲也只有五十八。先生二十多岁结婚,医生曾予以劝阻,以为会加剧病情。但师母傅咸宜女士却不顾这些,只想与先生结婚后替这个独子生个儿子传续书香,于愿已足,并不计一旦做寡妇后怎么办的。在先生备受苦难的日子里,靠了她微薄的收入,再加上多方借贷,硬是将这个家支撑了下来。
先生说,他少时虽以对诗文的特识而受知于余绍宋先生,但这个也曾为之自负的识见却是毫无定力的。一旦为政治所挟,为时势所煽,就完全自我否定了。譬如也曾认为世界上只有马恩列斯才是绝对正确的,而鲁迅的正确也只在后期。又曾以为苏联的一切理论都必须遵之惟谨,凡与之歧异者则必须予以批判。又虔信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之说,所以后来见到某领导作风不正,忍不住私下对其提了点忠告,却不意为此遭到了灭顶之灾:罗织罪名,无中生有,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先生对我回忆旧事时说:想不到当时自己竟“左倾”如此,还会落得这步田地。简直是《红楼梦》中忠心耿耿的焦大,但二十三年的苦役则比焦大的一时被塞一嘴马粪不可同日而语。先生戴了“右派”帽子后被赶到农村监督劳动,由于经受不了日夜的奴役与逼供,申请自谋生活。殊不知自谋生活也只是一句空话。自从遣送回里弄,逼供的情况虽稍有好转,而依旧是监督劳动,什么事情都要做。倘若附近失窃,或发现什么“反动标语”,首先就是怀疑对象,提审时“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喝斥不绝于耳。每逢外宾来沪,或者国定假日来临,就被关起来,一日三餐由家属送饭;晚上不让入睡,逼着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认罪服罪。到了“文革”爆发,书籍书稿全抄,批斗陪斗无数,劳役中还时遭辱骂,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只是监外执行而已。说到这里,先生感叹地说,当时以为自己因幼稚病而受诬只是罕见的“个案”,谁知拨乱反正后,冤假错案纷纷平反,公布出来,方知像我一样幼稚甚至更为愚蠢的人比比皆是,真所谓“人间亦有痴于我”了。有定力如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人毕竟寥寥可数啊!况且即使是钱先生,有时也不得不在压力下有所妆点。
先生的这一思想转折,在其所作《雕虫诗话》后记中曾有所表述,这里姑不再赘述。但先生对诗文的识见虽有大逆转,而其人生观却始终不曾因时而变。说来不信,先生实际上是一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这自然与自小的人生坎坷、超限的监督劳动,以及无穷的屈辱和长期的伤病有关,但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不過,先生尽管悲观,却还是认同“好死不如歹活”这句俗谚。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先生說:我取其“静观”,而不取其“自得”,活着只是为了静观万物而已。我已是一个“十不全”的老人了,现在一日只吃两餐,过午不食,所食极少。主要原因是吃不下,而非为了养生。衣服也只取蔽体保暖,没有一套是好的,致人以不修边幅视之。日常唯一的排遣就是“读书”。《周易》上说到君子之于“易”,当“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先生则说他读书写作,无非也是“玩辞”、“玩事”和“玩理”而已。比照众辞,串连各事,辨析诸理,自能苦中得乐。先生在《书影摭记》一文中引用了陆放翁《示子聿》的“我老已无明日计,心存犹惜寸阴移”之句,正是先生现今的心境。 至于生死之际则求不拖累后辈,遗蜕则不求收拾。这层意思,先生在少作《雕虫诗话》中批评庄子“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之说时,就已表明过了
先生的著作手稿大都在十年浩劫中抄没。《春梦留痕诗稿》不知去向,劫余的少作《雕虫诗话》五卷见收于《民国诗话丛编》,已为高等学校文科列入教材。目前正作增订,并补入十余万字作为《后话》。已出的《寄庐杂笔》、《寄庐茶座》也准备有所增订。而1956年成稿,销路最广的《文学概论》,以有遵命的成分,先生已以敝屣视之。和其长子刘永翔教授合作的《袁枚〈续诗品〉详注》以及《古典文学鉴赏论》,都为高等学校的文科用作主要参考书或教材,台湾也有大学在采用,现在正在补订,加以充实,力图恢复初版时被他人删削了的内容和观点。至于《文学的艺术》,被窜改亦多,但因未留底稿,已难复旧观,只能将其中尚有可取者纳入《古典文学鉴赏论》的补订本。不过先生由于老病颓唐,进度特慢。我衷心希望能及时完成,以飨读者。但据我所知,先生最耿耿于怀的,是未能写成一部《中国诗学》,现仅写出二篇,自叹精力不济,难以完成了。
先生准备在了却上述工作后,再写一部《寄庐识疑》,把平生所见所闻,信而可征的怪异之事录下,或作剖析,或存其疑。据先生说,他的写法,不是《聊斋志异》刻画描写的续貂,也不是对《阅微草堂笔记》借题发挥的效颦,更不是对《子不语》有闻必录的学步,而是去伪存真,有所抉择,拈出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现象,以供时彦后贤深入研究之用。我不禁想起最近读到九十六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写的《走到人生边上》,她写到灵魂,觉得不可思议。先生说,他接触过许多有关灵魂的论述,自己也有所耳闻目睹,比杨先生知道得更多,但至今也不能明其究竟。将来在《识疑》都会一一详叙。
人誉“半仙”高深莫测
先生除玩文史哲、玩阴阳术数以外,还留意民间的思想习俗。认为这些方面,是上层人士关注不及,也无法理解的,然而在民间却是承传不绝。先生非常赞赏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要把某些缙绅耻言的东西搬上大学课堂的议论,虽然马克思很推崇巴尔扎克,但尊信马克思学说的国家却不能吸收巴尔扎克的这一建议,真是可惜。而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这些东西虽为正人君子所鄙薄,却也还有一些文献资料保存下来。先生常说,正史未必全真,野史未必全假,百家未可独尊一家,百草也各有其取用之道。《五行志》中所记、《数术略》中所收,未可一笔抹杀,少数民族地区的巫术也大有探索的余地。
先生于释道之理颇有所取资,于是就有人尊之为半仙或开悟者,其实先生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且从来不信这世间会有真正的悟道者。先生强调说,历史上记载的许多所谓悟道者,其实都是道其所道,自以为洞悉天人,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但先生又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主张渐知、渐进、渐纠、渐悟的。从不轻下结论。因为百错中也可能有一对,百是中何尝无一非,故宜多方考察,细加思辩。时代与时代之间,流派与流派之间固然有矛盾,但也不乏相通、相融的所在。以一人而论,前后矛盾自属寻常,而顷刻之间随口雌黄亦非罕见。先生与我们交谈时曾举出不少例证,写成文字的如《古人的自相矛盾》,就是一篇引入入胜的趣谈,令人受益匪浅。
尽管我知道先生于子平之术有深入的探索,而他却认为自己只有幼儿园的水平,连小学一年级的程度都没有。他曾为我推测过去未来,起初我心存疑惑,可领教了几回,却不能不使我转疑为信。比如我调动工作的成否与时间,都一一如其所断,令人吃惊。二十多年前,先生说我六十五岁时事业会有大发展,我根本不信,妻子说太虚无飘渺了,人都退休了,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如今我所从事的瓷器收藏和研究果真是越老越吃香,先生所断真是其验如神!我以为,先生预测的准确来自他为人的至诚。《中庸》里不是说过吗:“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但先生却笑对我说,关于人生的行藏倚伏,他是从一个有名的算命瞎子为人断命的只言片语中参悟出来的。但也仅此而已,对其推知人家父母的卒年、兄弟子女的数目等秘诀,都百计索解无从。这些方面是瞎子的专利,我们只能“问道于盲”了。佛家所说的“六通”之术,除“漏尽通”惟圣吾殆得以外,其余“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五通,凡人皆能得之。不过先生说,这些人功夫各有高低,且准确性也具有一定的限度,不可盲目听从的。
先生说,他虽然命宫磨蝎,一生困顿,但“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所失虽多,所得亦复不少,得于彼者必失于此,失于此者必得于彼,想来造物的安排还是公平的。
(作者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