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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和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学者都把大同思想视为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和教育思想。笔者认为,大同思想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理由是:提出大同思想的《礼运》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战国至西汉初儒者的作品,通篇显现出战国、秦汉时期人的思想和语言文字印迹,绝非春秋时期人所能作。大同思想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孔子生活的时代,“公”是指“诸侯”或“公田”,绝非“财产公有”、“天下为公”之概念。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要维护西周的等级私有制度和文化,不可能否定“私有”而产生“公有”思想。只有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人民提高了阶级觉悟,才有可能从他们中间和个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关键词:《礼运》 大同思想 孔子 汉儒
The Datong thought is not Kong Zis education thought,but is the Chinese Confucians education thought
Chen Dean
Abstract:The Confucianist and near modern many thinkers,the scholars all regard as the Datong thought Kong Zis social politics ideal and the education thought.The author believed that,the Datong thought is not Kong Zis thought,but i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ime Confucianist thought.The reason is:Proposed the Datong thought “Ritual Transports” is “Ritual Records” one,“Ritual Records” is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onfucian scholars work,passes to appear the Warring States,the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time persons thought and the language and writing signature,certainly no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ime person can do.The Datong thought core is “the world belongs to all”,Kong Zi lives the time,“male” is refers to “the feudal lord” or “the public land”,certainly not “property public”,“world belongs to all” concept.Kong Zis political ideal is must maintain Western Zhou Dynastys rank private system and the culture,not impossible to deny “privately” has “publicly” the thought.Only then revolts greatly after at the end of the Qin farmer,the people enhance the social class to come to understand,only then has the possibility from them middle and the individual intellectual middle production “the world belongs to all” Datong thought.
Keywords:“Ritual Transports” The Datong thought Kong Zi Chinese Confucian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9-0055-04
儒家大同思想的提出,最早出自汉宣帝时戴圣删定的《礼记•礼运》篇,其纲领内容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
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这段文字看,大同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公”字,即“天下为公”。其含义有三:一是天下的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属于公共所有,不能私人占有(货“不必藏于己”)。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私人遗产,只要不随意丢弃,一切归公。所有的人经济上一律平等。二是一切权力机关的宗旨是为公众服务,使大家都能得到幸福。权力属于大家,社会民主,人人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三是人人有为公共事业效力、为公众服务的义务,有“我为人人,人人为公”的精神风格和高尚道德。在这种“公”字当头的大同社会中,经过体现民众意志的民主选举,把那些品行优秀和才能出众的人推举出来,领导和指挥社会生产。负责社会产品的合理分配,管理社会生活,协调社会各种矛盾,教育民众讲究诚信,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友好合作。
男人们都有自己的职务,妇女们都有合适的配偶和归宿。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工作,为集体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力量。社会上没有失业,没有懒惰和剥削现象存在。老年人晚年有人赡养,生活幸福,善有所终,乐得正寝。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健康地成才。壮年人根据不同的能力,肩负各种不同的重任,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才干。劳动不计报酬,消除了劳动能力的私有。那些矜寡孤独、残废疾病之人,不但不会被大家鄙视遗弃,相反地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得到社会的关怀照顾,享受着社会福利。消除了家庭私有观念,每个人都不只是孝敬自己的父母,慈爱自己的子女,而是把这种父母子女之爱推广到全社会,人人都献出一片爱心,使全社会都渗透着爱。人们没有私心杂念,互相之间消除了欺骗之心、奸诈之谋。社会十分安宁,没有偷盗劫杀,没有犯罪作乱,因此也用不着刑罚,甚至达到“出不闭户”的程度。这是一个男女完全平等、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争夺和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团结友爱的太平盛世,长期以来为人类所憧憬和向往。
因为《礼运》是假托孔子参加鲁国年终大祭之后发出的感慨之词,通篇冠以“孔子曰”,所以,后来儒家一直把大同思想看成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教育思想。特别是近代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依据《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结合《春秋》公羊家的“三世说”、佛教慈悲平等和耶稣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并因袭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片断,构想出一个未来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在此书中极力推崇和颂扬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思想,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绪言”中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在癸部第二章“灵魂之乐”中说:“大同太平则孔子之志也。”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也坚持此观点,1918年他说:“人类进化目的之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而为极乐之天堂也。”[1]又说:“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要什么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2]孙中山并手书“天下为公”的匾额挂之于室,作为他终身的理想和奋斗的方向。
经过自古及今一代一代的圣贤先哲们的口传面授,孔子似乎真的成为大同思想的创始人。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大学者梁漱溟先生首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他在《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一文中说:“新经学家如廖平、康有为辈。都以《礼运》上的‘小康’、‘大同’来主张孔子。《礼运》是否为孔子所作,本已可疑。”[3]可惜,梁先生在此文中只对《礼运》是否为孔子所作提出了疑问,尔后一生并未再作深入的探讨论证,给后人留下个问号,只能让后人去悬念和思考。
建国之后,研究大同思想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思想,我们从其研究的题目便可一目了然。如《光明日报》1961年5月12日刊载任蜗的论文《孔子礼运“大同”思想》,1961年5月24日刊载关锋的论文《孔子和“大同”思想》,1961年9月15日又刊载关锋的论文《孔子“礼运”大同思想——答古棣同志》。《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刊载朱谦之的论文(关于孔子的大同思想》。《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刊载陈景磐、王彬的论文《试论孔子的大同思想》。等等。
现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思想。最近有部历史学著作,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再次认定《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并认为孔子以此思想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因而肯定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大同理想教育的教育家。他说:“孔子本人正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小康而至于大同的构想。”“孔子的仁学与大同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大同是孔子实施各种政见的目的,他所憧憬的‘天下有道’的社会,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因此,认为大同思想体现了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有根据的。”“孔子所憧憬的,正是男女老幼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孔子发表过许多政见,对学生也十分注意进行政治教育,这些政治主张与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实现‘大同’理想。”又说:“至今尚无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有过像‘大同’这样久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欧洲的‘乌托邦’是西方历史上颇具号召力的人类理想蓝图,但它晚‘大同’理想的提出约一千七百年之久。因此,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理想教育的教育家,这一殊荣。应当归于孔子!”
然而,笔者认为,大同思想不是孔子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是西汉时期儒家的思想,其理由有四:
一、《礼记》一书学术界公认是战国以后儒者的作品,至汉宣帝时戴圣加以删定而成49篇,即今本小戴《礼记》,《礼运》篇即在其中。戴圣是汉宣帝时期的太学博士,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讨论五经的异同,峨圣也参加了此次经学讨论会。
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和“私”各有两种基本涵义:
1.“公”或“公室”、“公门”指诸侯。“私”或“私家”、“私门”指大夫。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就能找出若干条。如: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4](孔子进诸侯的门,谨慎而恭敬的样子,好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5](参加诸侯国君祭祀得到的肉,不留到第二天。别的祭肉留存不超过三天。)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6]礅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馔和文子一起升为卫侯公朝的大夫。孔子听说了,说:“可以给他文的谥号了。”)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予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7](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在祭祖完毕撤除祭品时。也命乐工唱《雍》诗。孔子说:“《雍》诗唱的是辟公(诸侯)助祭,天子端庄而美
貌。这样的礼节,怎么能用在你们三家的庙堂里呢?)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8]孔子说:“爵禄之权离开鲁公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
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也衰微了。”)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9]暾孔子说:“晋文公
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
之。”公曰:“告夫三子。”[10](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
去朝见鲁哀公,告诉鲁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出兵去讨伐
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
又如,春秋中叶以后,晋国“六卿强;公室卑(晋侯势力卑微)”[11]晋平公十九年(公元前539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响语。叔响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边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12]晋平公本来已有“铜提之宫数里”,但他仍不满足,还继续修建“腮祁之宫”,搞得百姓疲敝不堪,以至“民闻公命,如逃寇仇。”[13]
从以上各种材料可证,孔子时代的“公”指诸侯,“私”指大夫。
2.“公”指“公田”,即诸侯的“藉田”。“私”指大夫和平民开垦的私田。西周实行的井田制将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田由农民助耕,又称“藉田”。藉者,助也。私田即“八家皆私百亩”的土地,农民每户被分授百亩土地为私田,收入属于农民自己。农民“藉而不税”,即在助耕公田以外,再不缴其它任何税收。兹举文献证明之:
《诗经•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处的“私”是指农民的私。意即农民祷告说:“雨水下到公田上,也下到我的私田上。”
《诗经•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徐喜辰教授指出:“这个‘在公’是在‘公田’上的意思。”[14]
《孟子•滕文公上》:“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里的“公事”指在“公田”上劳动,“私事”指在“私田”上劳动。
《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这里的“公作则迟”是指农民在公田上劳动不肯出力气,活儿千得慢。
春秋时期,由于农民在“公田”上不努力耕作,甚至破坏农具,于是统治者开始改变剥削方式。鲁宣公十五年(公远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履亩十取一”,对农民的私田开始收取十一之税。这样一来,农民除了他们所放授予的土地外,连同新开垦的土地一起,都一律丈量征税。奴隶主贵族除了公田上的收入,又增加了农民私田上的税收,财富便大大增加,慢慢地成为地主。这个历I吏变化受到(春秋》三传的严厉批评:
《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
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时宣公无恩情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之。”
《汉书•食货志》也记载了同样的变化:“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
从以上各利喇‘料可证,孔子生活的时代,“公”是指渚侯或公田。人们还不可能把“公”理解为“财产公有”或为公众办事的公共权力机关。当时不可能出现“天下为公”的思想。
三、《礼运》通篇显现出战国、秦汉时期人的思想和语言文字的印迹,这些语言文字绝非春秋时期人所能有,如:“四灵”、“大一”、“五行迭竭”、“天下为一家”、“中国”、“后圣”等等。下面分别说明之:
1、“四灵”。《礼运》中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南北朝时期人所作的记载汉时长安宫殿苑囿古迹最详细的(三辅黄图•未央宫》中亦有“四灵”之词,指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是汉代人普遍崇拜的吉祥灵物,现代出土的汉代的瓦当、砖刻、石雕、铜镜、漆器、帛画中多有显现。汉章帝时期有个宫殿称白虎观,著名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在那里讨论了几个月。
2、“大一”。(礼运》中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大一”即“太一”。“太一”最早见于(庄子•天地篇》:“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这里的“太一”是指生成万物的虚无的“道”。《吕氏春秋•大乐》中有“万物所出,造于太一。”这里“太一”是指天地未形成之前存在的混沌物质元气。西汉时期开始称“太一”为最尊贵的天神,《史记•封禅书》中说:“天神贵者太一”。汉武帝听信毫人谬忌之奏,立“太一”为最高天神,“祠太一”。之后,汉王朝一直崇奉“太一”之神为最高天神。
3、“五行迭竭”。《礼运》篇中说:“五行之动,迭相竭也。”即五行相胜相克。“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侯外庐先生早已考证:“《洪范》乃是战国的作品。”①战国末年,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派,始推五行相胜相克,并创“五德终始说”。(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五德之运。”邹衍认为五行相胜,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又说,历史发展每过五个朝代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都遵循“土、木、金、火、水”的次序,这个次序的原则是“五德从不胜”即“五行相胜”。具体地说,木胜土,因而夏木取代了虞土;金胜木,因而殷金取代了夏木;火胜金.因而周火取代了殷金。秦始皇遵循此说,认为水胜火,自称秦为水德取代了周朝的火德,因而崇尚黑色。汉韧建国后自称继承了周朝的火德,因而崇尚红色。“五行迭竭”、“五德终始说”最盛行于秦汉时期。
4、“天下为一家”。《礼运》中说:“故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这是宣传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孟子是最早宣传中国统一的思想家,《孟子•梁惠王上》:“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苟子继之呼吁天下统一,他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④“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汉代董仲舒更倡导“天下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④
5、“中国”。“中国”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中国”指京师。战国时期的人开始把我国中原地区称为“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囤,施及蛮貊。”
6、“后圣”。《礼运》说:“后圣有作”。“新圣”、“后王”、“后圣”一词始于苟子和韩非,和“先王”一词相对,乃指当今诸侯王。荀子主张法后王,他说:“欲观圣壬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颤把国家治好,必须“审后王之道”。《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帮季笑矣。”我们再将《礼运》中一段摘录出来:“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柏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烯,以亨,以炙,以为醚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我们把以上两段引文加以对照,可见《礼运》的这段思想文字发韧于韩非的《五蠹》。
所以,《礼运》篇中所出现的“四灵”、“大一”、“五行迭竭”、“天下为一家”、“中国”、“后圣”等词汇,统统是战国、秦汉时期才产生的词汇。由此可以证明。《礼运》非春秋时期人所能作,绝不能代表春秋末期孔子的思想,它只能是战国以后的作品和思想。
四、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思想。”①那么,孔子是否会产生与剥削制度、私有制度相反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孔子的历史观虽然承认人类历史是进步的,是发展变化的,但他只承认后一个朝代比前一朝代有所增加或有所减损,不承认有质的变化,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般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②他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意识、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但他还是以周的的臣民为荣,向往周朝的制度和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7]“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8]他努力从政,努力从事教育工作,目的是为了培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9]贤才,以期他们对社会实行改良,以达到“为政以德”[20]“德治”的理想社会。他是要极力维护周礼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21]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2]他是要极力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3]我们通观《论语》全书,从中找不到孔子及其弟子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和议论的影子。所以,孔子不会否定当时的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更不可能否定“私有”而产生“公有”的思想。只有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诛暴秦”的斗争中,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残暴性极为痛恨,并产生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4]阶级觉醒,并且,有一批对秦朝“焚书坑儒”政策极为愤恨的儒生知识分子参加了这场斗争,如孔鲋等人,这样,才有可能从他们中间和个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否定私有制度,主张“天下为公”的思想。他们根据有关原始社会的传说而虚构了一个太平盛世的大同的理想社会。牟钟鉴先生认为:“《礼记》当是汉初的作品”[25]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总之,大同思想不可能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是汉初儒者的政治理想和教育思想。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儒不断将孔子神圣化,极力将古代一切加以美化和理想化,然后都假托归附于孔子的名下。大同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落到孑L子头上的。大同思想产生之后,在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中国近代又成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毛泽东同志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用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现在,它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永久和平的政治信念和理想。从历史到现在,它对人类所产生的教育力量和鼓舞效果是无法估量的。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2页
[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5页
[3]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6页
[4][5] 《论语•乡党》
[6][9][10] 《论语•宪问》
[7] 《论语•八佾》
[8] 《论语•季氏》
[11][12] 《史记》卷39《晋世家》
[13] 《左传》昭公三年
[14]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9页
[15]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3页
[16] 《苟子•儒效》
[17] 《苟子•王霸》
[18] 《汉书•董仲舒传》
[19] 《苟子•非相》
[20] 《苟子•不苟》
[21]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93~394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1963年第4次印刷
[22] 《论语•为政》
[23] 《论语•八佾》
[24] 《论语•泰伯》
[25] 《论语•雍也》
[26] 《论语•为政》
[27][28][29] 《论语•颜渊》
[30] 《史记》卷48《陈涉世家》
[31] 牟钟鉴、湖孚琛、王葆铉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40页
关键词:《礼运》 大同思想 孔子 汉儒
The Datong thought is not Kong Zis education thought,but is the Chinese Confucians education thought
Chen Dean
Abstract:The Confucianist and near modern many thinkers,the scholars all regard as the Datong thought Kong Zis social politics ideal and the education thought.The author believed that,the Datong thought is not Kong Zis thought,but i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ime Confucianist thought.The reason is:Proposed the Datong thought “Ritual Transports” is “Ritual Records” one,“Ritual Records” is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onfucian scholars work,passes to appear the Warring States,the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time persons thought and the language and writing signature,certainly no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ime person can do.The Datong thought core is “the world belongs to all”,Kong Zi lives the time,“male” is refers to “the feudal lord” or “the public land”,certainly not “property public”,“world belongs to all” concept.Kong Zis political ideal is must maintain Western Zhou Dynastys rank private system and the culture,not impossible to deny “privately” has “publicly” the thought.Only then revolts greatly after at the end of the Qin farmer,the people enhance the social class to come to understand,only then has the possibility from them middle and the individual intellectual middle production “the world belongs to all” Datong thought.
Keywords:“Ritual Transports” The Datong thought Kong Zi Chinese Confucian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9-0055-04
儒家大同思想的提出,最早出自汉宣帝时戴圣删定的《礼记•礼运》篇,其纲领内容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
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这段文字看,大同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公”字,即“天下为公”。其含义有三:一是天下的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属于公共所有,不能私人占有(货“不必藏于己”)。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私人遗产,只要不随意丢弃,一切归公。所有的人经济上一律平等。二是一切权力机关的宗旨是为公众服务,使大家都能得到幸福。权力属于大家,社会民主,人人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三是人人有为公共事业效力、为公众服务的义务,有“我为人人,人人为公”的精神风格和高尚道德。在这种“公”字当头的大同社会中,经过体现民众意志的民主选举,把那些品行优秀和才能出众的人推举出来,领导和指挥社会生产。负责社会产品的合理分配,管理社会生活,协调社会各种矛盾,教育民众讲究诚信,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友好合作。
男人们都有自己的职务,妇女们都有合适的配偶和归宿。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工作,为集体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力量。社会上没有失业,没有懒惰和剥削现象存在。老年人晚年有人赡养,生活幸福,善有所终,乐得正寝。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健康地成才。壮年人根据不同的能力,肩负各种不同的重任,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才干。劳动不计报酬,消除了劳动能力的私有。那些矜寡孤独、残废疾病之人,不但不会被大家鄙视遗弃,相反地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得到社会的关怀照顾,享受着社会福利。消除了家庭私有观念,每个人都不只是孝敬自己的父母,慈爱自己的子女,而是把这种父母子女之爱推广到全社会,人人都献出一片爱心,使全社会都渗透着爱。人们没有私心杂念,互相之间消除了欺骗之心、奸诈之谋。社会十分安宁,没有偷盗劫杀,没有犯罪作乱,因此也用不着刑罚,甚至达到“出不闭户”的程度。这是一个男女完全平等、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争夺和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团结友爱的太平盛世,长期以来为人类所憧憬和向往。
因为《礼运》是假托孔子参加鲁国年终大祭之后发出的感慨之词,通篇冠以“孔子曰”,所以,后来儒家一直把大同思想看成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教育思想。特别是近代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依据《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结合《春秋》公羊家的“三世说”、佛教慈悲平等和耶稣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并因袭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片断,构想出一个未来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在此书中极力推崇和颂扬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思想,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绪言”中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在癸部第二章“灵魂之乐”中说:“大同太平则孔子之志也。”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也坚持此观点,1918年他说:“人类进化目的之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而为极乐之天堂也。”[1]又说:“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要什么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2]孙中山并手书“天下为公”的匾额挂之于室,作为他终身的理想和奋斗的方向。
经过自古及今一代一代的圣贤先哲们的口传面授,孔子似乎真的成为大同思想的创始人。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大学者梁漱溟先生首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他在《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一文中说:“新经学家如廖平、康有为辈。都以《礼运》上的‘小康’、‘大同’来主张孔子。《礼运》是否为孔子所作,本已可疑。”[3]可惜,梁先生在此文中只对《礼运》是否为孔子所作提出了疑问,尔后一生并未再作深入的探讨论证,给后人留下个问号,只能让后人去悬念和思考。
建国之后,研究大同思想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思想,我们从其研究的题目便可一目了然。如《光明日报》1961年5月12日刊载任蜗的论文《孔子礼运“大同”思想》,1961年5月24日刊载关锋的论文《孔子和“大同”思想》,1961年9月15日又刊载关锋的论文《孔子“礼运”大同思想——答古棣同志》。《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刊载朱谦之的论文(关于孔子的大同思想》。《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刊载陈景磐、王彬的论文《试论孔子的大同思想》。等等。
现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思想。最近有部历史学著作,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再次认定《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并认为孔子以此思想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因而肯定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大同理想教育的教育家。他说:“孔子本人正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小康而至于大同的构想。”“孔子的仁学与大同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大同是孔子实施各种政见的目的,他所憧憬的‘天下有道’的社会,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因此,认为大同思想体现了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有根据的。”“孔子所憧憬的,正是男女老幼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孔子发表过许多政见,对学生也十分注意进行政治教育,这些政治主张与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实现‘大同’理想。”又说:“至今尚无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有过像‘大同’这样久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欧洲的‘乌托邦’是西方历史上颇具号召力的人类理想蓝图,但它晚‘大同’理想的提出约一千七百年之久。因此,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理想教育的教育家,这一殊荣。应当归于孔子!”
然而,笔者认为,大同思想不是孔子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是西汉时期儒家的思想,其理由有四:
一、《礼记》一书学术界公认是战国以后儒者的作品,至汉宣帝时戴圣加以删定而成49篇,即今本小戴《礼记》,《礼运》篇即在其中。戴圣是汉宣帝时期的太学博士,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讨论五经的异同,峨圣也参加了此次经学讨论会。
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和“私”各有两种基本涵义:
1.“公”或“公室”、“公门”指诸侯。“私”或“私家”、“私门”指大夫。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就能找出若干条。如: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4](孔子进诸侯的门,谨慎而恭敬的样子,好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5](参加诸侯国君祭祀得到的肉,不留到第二天。别的祭肉留存不超过三天。)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6]礅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馔和文子一起升为卫侯公朝的大夫。孔子听说了,说:“可以给他文的谥号了。”)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予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7](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在祭祖完毕撤除祭品时。也命乐工唱《雍》诗。孔子说:“《雍》诗唱的是辟公(诸侯)助祭,天子端庄而美
貌。这样的礼节,怎么能用在你们三家的庙堂里呢?)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8]孔子说:“爵禄之权离开鲁公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
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也衰微了。”)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9]暾孔子说:“晋文公
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
之。”公曰:“告夫三子。”[10](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
去朝见鲁哀公,告诉鲁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出兵去讨伐
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
又如,春秋中叶以后,晋国“六卿强;公室卑(晋侯势力卑微)”[11]晋平公十九年(公元前539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响语。叔响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边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12]晋平公本来已有“铜提之宫数里”,但他仍不满足,还继续修建“腮祁之宫”,搞得百姓疲敝不堪,以至“民闻公命,如逃寇仇。”[13]
从以上各种材料可证,孔子时代的“公”指诸侯,“私”指大夫。
2.“公”指“公田”,即诸侯的“藉田”。“私”指大夫和平民开垦的私田。西周实行的井田制将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田由农民助耕,又称“藉田”。藉者,助也。私田即“八家皆私百亩”的土地,农民每户被分授百亩土地为私田,收入属于农民自己。农民“藉而不税”,即在助耕公田以外,再不缴其它任何税收。兹举文献证明之:
《诗经•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处的“私”是指农民的私。意即农民祷告说:“雨水下到公田上,也下到我的私田上。”
《诗经•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徐喜辰教授指出:“这个‘在公’是在‘公田’上的意思。”[14]
《孟子•滕文公上》:“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里的“公事”指在“公田”上劳动,“私事”指在“私田”上劳动。
《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这里的“公作则迟”是指农民在公田上劳动不肯出力气,活儿千得慢。
春秋时期,由于农民在“公田”上不努力耕作,甚至破坏农具,于是统治者开始改变剥削方式。鲁宣公十五年(公远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履亩十取一”,对农民的私田开始收取十一之税。这样一来,农民除了他们所放授予的土地外,连同新开垦的土地一起,都一律丈量征税。奴隶主贵族除了公田上的收入,又增加了农民私田上的税收,财富便大大增加,慢慢地成为地主。这个历I吏变化受到(春秋》三传的严厉批评:
《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
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时宣公无恩情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之。”
《汉书•食货志》也记载了同样的变化:“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
从以上各利喇‘料可证,孔子生活的时代,“公”是指渚侯或公田。人们还不可能把“公”理解为“财产公有”或为公众办事的公共权力机关。当时不可能出现“天下为公”的思想。
三、《礼运》通篇显现出战国、秦汉时期人的思想和语言文字的印迹,这些语言文字绝非春秋时期人所能有,如:“四灵”、“大一”、“五行迭竭”、“天下为一家”、“中国”、“后圣”等等。下面分别说明之:
1、“四灵”。《礼运》中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南北朝时期人所作的记载汉时长安宫殿苑囿古迹最详细的(三辅黄图•未央宫》中亦有“四灵”之词,指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是汉代人普遍崇拜的吉祥灵物,现代出土的汉代的瓦当、砖刻、石雕、铜镜、漆器、帛画中多有显现。汉章帝时期有个宫殿称白虎观,著名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在那里讨论了几个月。
2、“大一”。(礼运》中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大一”即“太一”。“太一”最早见于(庄子•天地篇》:“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这里的“太一”是指生成万物的虚无的“道”。《吕氏春秋•大乐》中有“万物所出,造于太一。”这里“太一”是指天地未形成之前存在的混沌物质元气。西汉时期开始称“太一”为最尊贵的天神,《史记•封禅书》中说:“天神贵者太一”。汉武帝听信毫人谬忌之奏,立“太一”为最高天神,“祠太一”。之后,汉王朝一直崇奉“太一”之神为最高天神。
3、“五行迭竭”。《礼运》篇中说:“五行之动,迭相竭也。”即五行相胜相克。“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侯外庐先生早已考证:“《洪范》乃是战国的作品。”①战国末年,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派,始推五行相胜相克,并创“五德终始说”。(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五德之运。”邹衍认为五行相胜,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又说,历史发展每过五个朝代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都遵循“土、木、金、火、水”的次序,这个次序的原则是“五德从不胜”即“五行相胜”。具体地说,木胜土,因而夏木取代了虞土;金胜木,因而殷金取代了夏木;火胜金.因而周火取代了殷金。秦始皇遵循此说,认为水胜火,自称秦为水德取代了周朝的火德,因而崇尚黑色。汉韧建国后自称继承了周朝的火德,因而崇尚红色。“五行迭竭”、“五德终始说”最盛行于秦汉时期。
4、“天下为一家”。《礼运》中说:“故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这是宣传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孟子是最早宣传中国统一的思想家,《孟子•梁惠王上》:“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苟子继之呼吁天下统一,他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④“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汉代董仲舒更倡导“天下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④
5、“中国”。“中国”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中国”指京师。战国时期的人开始把我国中原地区称为“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囤,施及蛮貊。”
6、“后圣”。《礼运》说:“后圣有作”。“新圣”、“后王”、“后圣”一词始于苟子和韩非,和“先王”一词相对,乃指当今诸侯王。荀子主张法后王,他说:“欲观圣壬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颤把国家治好,必须“审后王之道”。《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帮季笑矣。”我们再将《礼运》中一段摘录出来:“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柏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烯,以亨,以炙,以为醚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我们把以上两段引文加以对照,可见《礼运》的这段思想文字发韧于韩非的《五蠹》。
所以,《礼运》篇中所出现的“四灵”、“大一”、“五行迭竭”、“天下为一家”、“中国”、“后圣”等词汇,统统是战国、秦汉时期才产生的词汇。由此可以证明。《礼运》非春秋时期人所能作,绝不能代表春秋末期孔子的思想,它只能是战国以后的作品和思想。
四、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思想。”①那么,孔子是否会产生与剥削制度、私有制度相反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孔子的历史观虽然承认人类历史是进步的,是发展变化的,但他只承认后一个朝代比前一朝代有所增加或有所减损,不承认有质的变化,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般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②他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意识、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但他还是以周的的臣民为荣,向往周朝的制度和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7]“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8]他努力从政,努力从事教育工作,目的是为了培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9]贤才,以期他们对社会实行改良,以达到“为政以德”[20]“德治”的理想社会。他是要极力维护周礼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21]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2]他是要极力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3]我们通观《论语》全书,从中找不到孔子及其弟子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和议论的影子。所以,孔子不会否定当时的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更不可能否定“私有”而产生“公有”的思想。只有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诛暴秦”的斗争中,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残暴性极为痛恨,并产生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4]阶级觉醒,并且,有一批对秦朝“焚书坑儒”政策极为愤恨的儒生知识分子参加了这场斗争,如孔鲋等人,这样,才有可能从他们中间和个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否定私有制度,主张“天下为公”的思想。他们根据有关原始社会的传说而虚构了一个太平盛世的大同的理想社会。牟钟鉴先生认为:“《礼记》当是汉初的作品”[25]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总之,大同思想不可能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是汉初儒者的政治理想和教育思想。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儒不断将孔子神圣化,极力将古代一切加以美化和理想化,然后都假托归附于孔子的名下。大同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落到孑L子头上的。大同思想产生之后,在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中国近代又成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毛泽东同志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用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现在,它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永久和平的政治信念和理想。从历史到现在,它对人类所产生的教育力量和鼓舞效果是无法估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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