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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非常丰富，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除恶务尽”的精神抵制和反对丑恶的思想和行为；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
[关键词]
陈云；改革开放；特色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9-0009-05
陈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协助邓小平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学习和研究陈云改革开放思想，对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云对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问题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他的改革开放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四个方面特色鲜明。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陈云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多次强调，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我们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
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工作、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陈云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的“全新的事业”，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陈云希望全党同志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想信念”。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还处于“文革”时期，陈云就坚定地说，“自科学共产主义创立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的世界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对这一点愈来愈多的人“深信不疑了”。并强调：“我对世界革命的胜利，完全乐观的。”[1]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有些人走出国门，看见外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陈云看到这种思想状况，“心中很不安”。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郑重地说，“我们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陈云一直关注在全党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2]。
（二）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陈云反复讲，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他指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搞改革开放，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他还强调，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陈云坚定而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3]。
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两种经济”
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上世纪70年代末期，陈云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他还强调说：“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4]這一判断，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所作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下定决心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理论根据。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以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计划和市场”是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马克思预见，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必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消灭私有制；在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上，必然采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陈云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的设想，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经济必然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依据实际国情确立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无论是1917年后的苏联，还是1949年后的中国，都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陈云明确指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当时实行“经济计划”是“完全对的”；问题在于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举措。他不断呼吁，“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5]陈云这些精辟论述，对全党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社会经济制度由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决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还指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出现。”[6]马克思这些精辟论述清楚说明，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都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而“不可能单独”进入无阶级、无私有制、无压迫、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不仅是指生产工具的性质和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者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水平。陈云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力支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衷心拥护我们党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极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倡导和推行“计划和市场”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促使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
（四）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陈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力倡导“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制度，坚决支持破除“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当时，陈云发现广东有的企业，对个别“调皮捣蛋”的职工，“停止工作”或者“开除其岗位”，表示“欢迎和支持”，并说“工厂企业可以开除一两个人”。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人的劳动成果”。破除这样的“大锅饭”，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7]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陈云关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精辟论断，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发展水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三、以“除恶务尽”的精神抵制和清除
丑恶的思想和行为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从农村到城市，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呼喊声响彻全国，社会经济走向振兴。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一切向钱看”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也暴露了出来，甚至有可能“泛滥成灾”，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一贯善于思考的陈云向全党提出，要以“除恶务尽”的精神，抵制和清除“丑恶的思想和行为”[8]，确保社会平安，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
（一）全党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推行任何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党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没有“平坦大道可走”，必然会有许多困难“要我们克服”，必然会有许多障碍“要我们清除”。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活了起来”，但是也有不少违法分子“钻改革开放的空子”，同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不顾国格人格”，互相利用，大搞投机诈骗，买空卖空；有的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非法致富；出现制造假药假酒，贩卖、放映淫秽录相等“丑事坏事”；有的地方出现了黑社会团伙，抢窃钱财，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等等。陈云认为对这些社会现象，“必须从严整治”。他得知广东省委和省政府關于“办好特区的经验总结”中提出不能“以罚代刑”，明确表示“很好”，并强调“必须既有罚，又用刑”。[9]
（二）要狠抓党的作风建设。抓社会风气，必须从狠抓党的作风建设入手。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以及商品交换原则，势必影响到党内生活。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事业单位到农村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事实上，“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有些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都发生在整党中”。我们倡导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当歪风邪气刮来时，不少共产党员，有的是高级干部，“被卷进去了”，并“跟着干”。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歪风邪气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陈云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他要求全党对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陈云还明确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分子，“不能手软”，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特别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0]
（三）党的干部是“党的骨干”力量。陈云认识到，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来看，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干部”。他多次说，抓紧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必须是“几十万，几百万”地提拔和培养，各级领导权、特别是高级职位和关键岗位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把各级领导权交给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的手里”。不仅使我们党的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11]就能维护社会的稳定，确保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稳健而持续地向前运转。 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陈云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经济生活十分困难。他希望我们党切实安排好全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12]。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强调，我们党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3]。可以说，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是陈云协助邓小平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具体地、切实地解决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一）真切关注民生问题。上世纪80年代，陈云一直关注人民的“吃、穿、住、行”等民生问题，粮食问题解决了，还下大力气解决蔬菜、副食品、鱼肉以及返城知青的就业和住房等问题。在民生工作中，陈云极为关切“粮食生产”。他认为，“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是对的，但是，“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14]他还关注“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问题。多次提出，建设工作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有关民生的“重大问题”。陈云明确提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陈云还提出“保护水资源”问题，指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必须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计划”，下定决心“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情况”，要求全党同志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15]总之，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社会“安宁一点”。
（二）保护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重新出来工作，抓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平反，竭尽全力保护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他主张“对活着”的好同志“要保护”，而已经“去世”的好同志“同样要保护”。他亲手保护了一大批“好干部”“好同志”，受到党内外同志的高度赞扬。
（三）关心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把知识分子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更加引起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陈云对邓小平的论断和建议全力支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明确提出，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陈云还总结日本、德国的实践经验，说他们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陈云希望我们党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并说：“这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陈云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而深刻的论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工资收入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他并强调，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我们的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6]这些论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
（四）关注中小学教育。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陈云就提出要“办好中小学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他明确指出，中小学生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事业的接班人”。中小学生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将来能否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同中小学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全国中小学校和幼教老师们今后工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面貌”。陈云一方面希望全国中小学和幼教老师们，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另一方面，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都要“关心教师”，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17]陈云这个“重要指示精神”，对调动全国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陈云关于“办好中小学教育”的思想，是万古长青的真理。
参考文献
[1][5][7][9][14][17]陈云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12.516.488.516.515.546.
[2][3][4][8]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7.350.245.356
[6]马恩著作选读（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94.
[10][11][12][13][15][16]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3—275.303.210.280.364—375.313.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學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晏蔚青
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非常丰富，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除恶务尽”的精神抵制和反对丑恶的思想和行为；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
[关键词]
陈云；改革开放；特色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9-0009-05
陈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协助邓小平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学习和研究陈云改革开放思想，对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云对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问题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他的改革开放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四个方面特色鲜明。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陈云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多次强调，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我们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
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工作、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陈云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的“全新的事业”，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陈云希望全党同志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想信念”。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还处于“文革”时期，陈云就坚定地说，“自科学共产主义创立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的世界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对这一点愈来愈多的人“深信不疑了”。并强调：“我对世界革命的胜利，完全乐观的。”[1]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有些人走出国门，看见外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陈云看到这种思想状况，“心中很不安”。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郑重地说，“我们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陈云一直关注在全党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2]。
（二）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陈云反复讲，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他指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搞改革开放，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他还强调，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陈云坚定而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3]。
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两种经济”
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上世纪70年代末期，陈云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他还强调说：“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4]這一判断，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所作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下定决心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理论根据。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以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计划和市场”是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马克思预见，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必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消灭私有制；在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上，必然采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陈云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的设想，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经济必然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依据实际国情确立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无论是1917年后的苏联，还是1949年后的中国，都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陈云明确指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当时实行“经济计划”是“完全对的”；问题在于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举措。他不断呼吁，“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5]陈云这些精辟论述，对全党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社会经济制度由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决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还指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出现。”[6]马克思这些精辟论述清楚说明，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手段或方式，都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而“不可能单独”进入无阶级、无私有制、无压迫、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不仅是指生产工具的性质和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者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水平。陈云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力支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衷心拥护我们党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极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倡导和推行“计划和市场”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促使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
（四）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陈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力倡导“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制度，坚决支持破除“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当时，陈云发现广东有的企业，对个别“调皮捣蛋”的职工，“停止工作”或者“开除其岗位”，表示“欢迎和支持”，并说“工厂企业可以开除一两个人”。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人的劳动成果”。破除这样的“大锅饭”，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7]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陈云关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精辟论断，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发展水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三、以“除恶务尽”的精神抵制和清除
丑恶的思想和行为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从农村到城市，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呼喊声响彻全国，社会经济走向振兴。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一切向钱看”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也暴露了出来，甚至有可能“泛滥成灾”，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一贯善于思考的陈云向全党提出，要以“除恶务尽”的精神，抵制和清除“丑恶的思想和行为”[8]，确保社会平安，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
（一）全党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推行任何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党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没有“平坦大道可走”，必然会有许多困难“要我们克服”，必然会有许多障碍“要我们清除”。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活了起来”，但是也有不少违法分子“钻改革开放的空子”，同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不顾国格人格”，互相利用，大搞投机诈骗，买空卖空；有的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非法致富；出现制造假药假酒，贩卖、放映淫秽录相等“丑事坏事”；有的地方出现了黑社会团伙，抢窃钱财，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等等。陈云认为对这些社会现象，“必须从严整治”。他得知广东省委和省政府關于“办好特区的经验总结”中提出不能“以罚代刑”，明确表示“很好”，并强调“必须既有罚，又用刑”。[9]
（二）要狠抓党的作风建设。抓社会风气，必须从狠抓党的作风建设入手。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以及商品交换原则，势必影响到党内生活。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事业单位到农村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事实上，“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有些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都发生在整党中”。我们倡导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当歪风邪气刮来时，不少共产党员，有的是高级干部，“被卷进去了”，并“跟着干”。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歪风邪气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陈云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他要求全党对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陈云还明确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分子，“不能手软”，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特别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0]
（三）党的干部是“党的骨干”力量。陈云认识到，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来看，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干部”。他多次说，抓紧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必须是“几十万，几百万”地提拔和培养，各级领导权、特别是高级职位和关键岗位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把各级领导权交给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的手里”。不仅使我们党的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11]就能维护社会的稳定，确保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稳健而持续地向前运转。 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陈云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经济生活十分困难。他希望我们党切实安排好全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12]。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强调，我们党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3]。可以说，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是陈云协助邓小平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具体地、切实地解决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一）真切关注民生问题。上世纪80年代，陈云一直关注人民的“吃、穿、住、行”等民生问题，粮食问题解决了，还下大力气解决蔬菜、副食品、鱼肉以及返城知青的就业和住房等问题。在民生工作中，陈云极为关切“粮食生产”。他认为，“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是对的，但是，“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14]他还关注“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问题。多次提出，建设工作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有关民生的“重大问题”。陈云明确提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陈云还提出“保护水资源”问题，指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必须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计划”，下定决心“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情况”，要求全党同志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15]总之，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社会“安宁一点”。
（二）保护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重新出来工作，抓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平反，竭尽全力保护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他主张“对活着”的好同志“要保护”，而已经“去世”的好同志“同样要保护”。他亲手保护了一大批“好干部”“好同志”，受到党内外同志的高度赞扬。
（三）关心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把知识分子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更加引起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陈云对邓小平的论断和建议全力支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明确提出，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陈云还总结日本、德国的实践经验，说他们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陈云希望我们党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并说：“这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陈云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而深刻的论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工资收入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他并强调，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我们的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6]这些论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
（四）关注中小学教育。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陈云就提出要“办好中小学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他明确指出，中小学生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事业的接班人”。中小学生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将来能否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同中小学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全国中小学校和幼教老师们今后工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面貌”。陈云一方面希望全国中小学和幼教老师们，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另一方面，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都要“关心教师”，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17]陈云这个“重要指示精神”，对调动全国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陈云关于“办好中小学教育”的思想，是万古长青的真理。
参考文献
[1][5][7][9][14][17]陈云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12.516.488.516.515.546.
[2][3][4][8]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7.350.245.356
[6]马恩著作选读（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94.
[10][11][12][13][15][16]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3—275.303.210.280.364—375.313.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學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