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寒风呼啸，大片的雪花从昏暗的天空纷飞飘落，林家巷的田野、村舍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大雪之中。
　　 村中央的那棵古树根脉遒劲，枝干粗壮，圆形的树冠像一把巨伞擎住了上方的积雪，遮出一方约有五六个簸箕大的稍干一些的地块。
　　 杨保长急促地敲打挂在树上的铜锣。自从日本人打进南京城后，林家巷的村民都是听着杨保长的铜锣声集中疏散，使得日军的“扫荡”回回都扑空。
　　 这回杨保长的表情显得尤为凝重，他把嗓门提到了最高：“共匪”很快就要到我们桥林镇了！大家能投亲的赶快去投亲，没处可投的天黑之前都跟着春娃去往将军庙！
　　 林家巷顿时忙作一团。
　　 “共匪”长啥样，村民们没见过，杨保长也没见过，就连镇长也是听以前的县长说的：“共匪”比土匪厉害得多，一定要避而远之。春娃催促他爹也赶紧上路，杨保长把旱烟袋往外一推说：“你们走你们的，我哪儿也不去，我倒要会会这些‘共匪’，看他们究竟是个啥样。”
　　 “爹你一定要小心啊，听说‘共匪’可不是一般的匪！”
　　 “我这把老骨头已是大半身入土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倒是你一定要把人给我带好喽，千万别出什么差错！”春娃应承着，村民们已悉数撤离。
　　 雪停了，远处传来几声乌鸦的啼鸣，更加凸现出村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笃笃笃笃”一阵铿锵的脚步声惊醒了床边打盹的杨保长。一支身着灰布衣裳的队伍经过他家门前，朝着古树的方向行进，雪光映衬出一张张英俊而又稚嫩的脸。
　　 “报数！”
　　 “1，2，3，4……”
　　 “原地休息！”士兵们背对着树干一圈、一圈围在了一起。他们拄枪而眠，像是给古树缠上了数道防寒的布绳，护佑着古树。杨保长见过太多的匪，但这支队伍他看不出一点匪气。
　　 第二天杨保长出门担水，发现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的雪被铲得干干净净，路上遇见两个正清理积雪的军人。
　　 看见杨保长，年长一点的军人笑盈盈地向他打招呼：“大爷您好！”
　　 “军爷您好！”杨保长连忙回道。
　　 “大爷，你们村里咋没什么人啊？”
　　 “回军爷，时下躲避日军跑反，都到别处逃难去了。”
　　 “大爷，我们是新四军，来这里就是要打日军保护百姓的。以后请别叫我们军爷，就叫革命同志吧！”
　　 “好好！军爷，哦不，革命同志，敢问你们的长官呢？”
　　 “大爷，这就是我们的郑连长。”年轻一些的士兵抢上前来答道。
　　 杨保长左瞧右看，除了年龄略长一点外怎么也看不出这个郑连长与那个小兵有什么区别。
　　 “王小山！”
　　 “到！”
　　 “给大爷担水去！”
　　 “是！”
　　 “这——这可使不得！郑……”
　　 那个叫王小山的兵早已抢过了保长手中的扁担一溜烟地跑了。
　　 “大爷，您这里有猪肉吗？”
　　 “要多少？”
　　 “二斤！”
　　 “二斤？”
　　 “大爷，是给几个伤病号吃的。”
　　 “都拿走吧！”杨保长回到家从肉缸里取出一条腊肉，约莫五六斤。
　　 “大爷，要不了这么多，您给我称二斤就好了！”
　　 提到“称”，杨保长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他想起了春娃和他媳妇上回去集上卖肉的事。
　　 几个伪军陪着一个日军说要来称肉，春娃拿过秤来刚要称，不料伪军头目“叭”的一声就把秤杆给折了。
　　 “你没看到这是皇军吗？拿这么一个破秤杆称他娘的魂啊！”
　　 春娃正要和他理论，媳妇连忙挡在了前面赔笑。
　　 日军看到春娃的媳妇长得漂亮，便“花姑娘、花姑娘”的直往上扑。春娃要跟日军拼命，不料被几个伪军死死拦住。
　　 春娃回到家后就大病了一场。杨保长劝儿子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总会有机会的。”
　　 从往事中回过神来的杨保长连忙说道：“就算我送给革命同志的，不用称了。”
　　 “那怎么能行？我们是有纪律的！”
　　 “可我这连秤杆也没有啊！”
　　 “这不是吗？”郑连长笑呵呵地找来一根竹竿，一头挂上秤钩，里口锥了个孔，系上拎绳，挂秤砣称起一块3斤重的青砖，然后依此在竹竿上划分刻度。
　　 “大爷，您的秤杆做好了，麻烦您给我称二斤肉吧！”
　　 杨保长不由得暗自赞叹。
　　 “既然如此也罢，二斤肉应收90元，但我怕这秤不准，短了你的斤两，你就给80元好了。”连长让杨保长出个字据。杨保长比照以前“国军”的做法寫了个90元的字据。
　　 “您收了我80元，怎么能写成90呢？”郑连长坚持让他重写。
　　 “您这么辛苦地出来采买难道就不……”
　　 “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杨保长若有所思。
　　 “乡亲们都回去吧！”杨保长来到了将军庙。“春娃，你不是要报仇杀敌吗？去报名参加新四军吧！”
　　 “爹，不是说共军是‘共匪’吗？”
　　 “那都是诓人的！”
　　 “爹您是怎么知道的？”
　　 “爹是拿秤杆称出来的，准没错！这样的部队想不打胜仗都难！有了他们，就不愁赶不走日军了！”
　　 （责任编辑 孙月红）